孔子是一个一生致力于构建道德政冶的人，他的学生子张跟随孔子学习干禄的本领，即“子张学干禄”，此事就记录在《论语·为政》篇中，孔子强调的是为政者必须德艺双馨。但细察过往政治史，却多有德缺艺乏者纷纷跻身于政治舞台上。近人章炳麟算是洞见了其要旨，他在《与王鹤鸣书》中就说：“春秋》断狱，《禹贡》治河，三百五篇当谏书，无过以典训缘饰，不即曲学干禄者为之。”他认为士正是凭借着经典为资本，积极寻找参与政治的机会，但是这样做的效果时常并不好，他在《与人论＜朴学报＞书》中就说：“故知通经致用，特汉儒所以干禄，过崇前圣，推为万能，则适为桎梏矣。”过于崇圣，往往会受其拘泥，而不便于正当发挥。
《孟子·公孙丑下》中说：“孟子去齐，尹士语人曰，‘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则是不明也；识其不可，然且至，则是干泽也。’”这里是说，孟子一离开齐国，尹士告诉别人说：“孟子不知道齐王不能成为商汤、周武王，本身就是其眼力不够的表现；等了解到齐王确实不行，却还要到齐国去，就难逃乞求傣禄与官职的嫌疑了。”
由于“干”有求取之意，如“干求”、“干名”、“干誉”、“干名采誉”、“干赏”等均具有求官、索禄的含义。
“干谒”是为求取而拜谒的意思，《后汉书·左黄周传论》就说：“权门贵仕，请谒繁兴。”唐代科举制中流行“行卷”，应试举子在考试前竞相将平时所作诗文写成卷轴，向公卿显宦或名人硕学投献，尽力表现和推销自己，以求得对方赏识。韩愈曾“投文于公卿间，相郑庆余颇为之延誉，由是知名于时”。（《旧唐书·韩愈传》）白居易献诗于顾况，因“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等句大受赞赏。（张固：《幽闲鼓吹》）崔颢向李邕投献，却因卷首有轻薄之句“十五嫁王昌”被叱为“小子无礼”而不予接受。（李肇：《唐国史补》卷上）唐代士人们靠自己的诗文去宣传自己或许还有可取之处，毕竟伯乐们也只有看了跑的马才能知道它的实力啊！
宋欧阳修《论举馆阁之职札子》记载：庆历三年，“臣窃见近年风俗浇薄，士子奔竞者多。至有偷窃他人文字，干谒权贵以求荐举，如丘良孙者。又有广费资财，多写文册，所业又非绝出，而惟务干求势门，日夜奔驰，无一处不到，如林概者”。这里揭示了宋代干谒者竟拿着剽窃来的诗文或广泛散发靠精美装帧而成的文册，这就显得有些下作了。
更可悲的是有些干谒之徒越来越无耻，明代宗臣在《报刘一丈书》中，运用漫画手法，刻画干谒者在献上名为祝寿的财礼之后，“主者（暗指明嘉靖时期专权的严嵩、严世蕃父子）固不受，则固请，主者故固不受，则又固请，然后命吏纳之”。这里几乎将佞臣与贪官刻画得惟妙惟肖。
“干请”往往请托于第三者，通过“请托”、“买托”、“买嘱”，由第三者出面“说项”，走内线，通“关节”，《后汉书·明帝纪》就说：“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百姓愁苦，情无告诉。”《资治通鉴·唐穆宗长庆元年》更说：“所取进士皆子弟无艺，以关节得之。”请托之风盛行，势必将选举的积极意义毁于一旦。
“女谒”、“妇谒”类似于现代的“走夫人路线”、“吹枕头风”，商朝灭国、汉晋政荒等均与“妇谒”有着干系，如“齐之季世，多以财货托附外家，宣动女谒”。有的则通过“夤缘”与“攀附”手段进入官场，《宋史·神宗纪一》载：“秋七月庚辰，诏察富民与妃宾家昏因夤缘官者。”“夤缘”的本义是攀附他物而上升，宋代士、庶界限打破之后，攀附、夤缘者真可谓不少，《宋史·张逊传》载：“逊小心谨慎，徒以攀附至贵显。”《宋史·陈桷传》感叹说：“士之夤缘攀附者，无不躐登显要。”小人当政，势必殃民害政。
没有官职的想为官，当了官的又想升官，于是“干进”者挖空心思谋求为官、升官，有的甚至堪称“巧进”、“竞进”、“奔竞”、“躁竞”。《韩非子·五蠧》中就说：“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战国时期的这种风气必须得到纠正。但是要根治这一弊端，确实需要下大力气。东晋干令升《文选·晋纪总论》概括当时的情形仍是“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辈”。《宋史·选举志》也说：“荐举本欲得人，又恐干请，反长奔竞。”苏轼曾《上神宗皇帝书》，提出“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在用人制度上，“不可复开多门以待巧进”。倘若任其发展，势必“朴拙之人愈少，巧佞之士益多”。
（原刊《厦门大学报》2012年2月18日“千百年眼”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