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社会（从万历至崇祯1573-1644年）约70年，此时朝政腐败，国事日非，党争迭起，内忧外患，危机纷呈。可在社会上却呈现出商品经济繁荣和文化活跃发展的状态，时人称为“巨变”，或谓“天崩地坼”。当时的知识人面对这变幻的现实，纷纷寻找着各自的精神依托，形成了人生理想和社会地位的多元分化。在朝廷中或依阿取荣、朋比党争、沽名卖直；或复兴古学、死守正统；发展至明末清初，更出现张岱、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屈大钧等遗民心态，进而衍生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思想。在社会上，一些科举考试中的失意者或走上从商之路，在治生和治心方面谋求平衡；或站在市民阶层的立场，竭力张扬人性，并对传统的价值观念进行反思。还有那些较早受到来华传教的欧洲耶稣会士影响的知识者们则具有了初步的西学信仰；徐光启、宋应星、李时珍、朱载堉、徐宏祖等人更具有了发展民生日用科学的追求。本文希望对晚明时期，政治腐败与文化繁荣的矛盾现象，作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一、晚明文化繁荣的社会背景
晚明的文化繁荣局面是由多重性的社会变迁形势决定的。
1.商品经济的繁荣
这是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表现，不仅因为社会财富丰富了，而且也因为政策在逐渐发生着有利于商业发展的变化，明后期“一条鞭法”的推行更是把人们从农业生产方式中解放出来，商税并不严苛，而且许多商人和商业活动都能获得免税的优待，官府健全牙行制度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是为商业活动创造正常顺畅的经商环境，官道的修筑正好为商业活动提供了交通的便利，长途贩运业由此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商人在经济活动中也谋求着自我组织形式的更新，诸如商帮的形成，会馆、公所等自我管理机构的建立都为商业活动的规范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明代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主要有：在政治中心之外，形成了一批商业型的都市，小市镇蓬勃兴起，长途贸易发达，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商路，商业城镇的服务业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文化产品有了巨大的市场。晚明文人倾情于文学，追求真、露、趣、俗，这与晚明商品经济发展相适应。这种“以俗为美”的审美观念推动了通俗文学的繁荣。而通俗文学如小说、戏剧也逐渐成为文学殿堂的主人，正统的诗文显得相对黯然失色。
2.科举制度的兴盛
明代是科举制度较充分发展的时代，尽管科举制度中存在着不少弊端，但即使是嘉靖皇帝时期也推行过整肃科举的政策，使科举制度在明代这一相对承平的时代，依照较为制度化的模式得以正常运行，因而培养了秀才、举人、进士各级有功名者，他们作为知识人不仅活跃于官场，也充斥着社会上的各个行业，因此他们就不仅仅是一个阶层，也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
3.政治斗争的影响
科举制度的实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职业官僚，可这些职业官僚却也形成了强烈的政治分野，或表现在政治见解上，或表现在地域观念上。如东林党人对政治的疏离，如江西帮官员在严嵩的旗帜下会聚等等。不同的政治势力操起清议的斧子，或议论朝政得失，或品评人物优劣。有的秉持的是公正的道德尺度，也有许多属于意气用事，如大礼议之争，阁臣多次封还皇帝的谕旨，双方互不相让；万历皇帝则因为立储一事与大臣反复较量，最终不得不屈服于众意，但失意后的皇帝竟然置江山社稷于不顾，深居后宫不问政事，创下皇帝不上朝的记录。自称“非亡国之君”的崇祯皇帝也没有摆脱意气用事的风习。不仅君臣之间争意气，臣僚之间也互相以意气用事。景帝时，甚至有廷臣群殴，当场捶杀政敌。明末，群臣以声气相交接，排斥异己，党争不休，史称“士大夫峻门户而重意气”（《明史》卷二三〇）。在党争中，有时实在很难分清是非，即使是东林党亦然。这种无休止的党争直接影响着朝廷政令和朝廷决策，经常是一个建议或措施尚未出台，立即招致众多清流之士的品评议论，他们引经据典，海阔天空地大加反对，使得不少救国良策泡汤；廷议国事不以大局为重，对方说是，我必说非，互相扯皮，争论不休。在官员任用上同样深受其害，边将任用常纠缠于人品，官员考量，又多穷究于片言只语。政论不同导致了文化的纷异。
4.王阳明心学之空虚
王阳明心学本是对宋明理学的一次革命，它反对程朱理学的繁文缛节，强调内心的修炼，认为人人皆有成圣的可能，这显然与明代社会佛教观念的渗入有着一定的关系，明中叶以后三教合一和王阳明心学的盛行或许都可看成是明代儒学世俗化的一个表现。但是心学只强调内修，而忽视外适的做法只能导致王学的日益空疏，也必然导致王学的分化，泰州学派以及王学的再传弟子们已经走到了王学的对立面去。
5.经世之学的兴起
经世思想是在对王学空疏的反思基础上打出的旗帜，一些知识人怀抱经典儒学的积极入世精神，张扬起“明道”、“救世”的大旗，力求对晚明政治的衰颓有所拯救。于是这一时期经世实学成为一支重要的思潮。
6.晚明时期西学的进入
西学提供给了思想家和社会一个不同的参照系，无论是西学优越，还是中学优越，这些认识都是经过比较后而形成的，它必将激发更多人的思考。
二、晚明政治腐败与文人的文化抉择
晚明文化繁荣局面呈现出多向度的发展，其中既有积极的成果，又包含了诸多消极颓废的倾向，这其中政治的腐败是最显著的动因。
1.淡泊功名，儒商并崇
政治的黑暗催生出人们对政治的疏离，在对官场失意的背景下，文人们开始在被视为四民之末的商人身上寻找闪光点，提出了商人是正常“治生”，未必就属“奸”，有人甚至提出“良贾何负闳儒”的思想。商人们也自觉地树立自己的身份意识，以良贾的形象谋求自身事业的长久发展，商人与文人的冶游经常化，有的文人的著作经商人资本赞助得以出版，如竟陵派代表人物钟惺在为友人募刻书册的题跋中曾说：“富者余赀财，文者饶篇籍，取有余之赀财，拣篇籍之妙者而刻传之，其事甚快。非惟文人之利，而富者亦分名焉。”“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商人与仕人的结合使得商人的社会地位亦有所提高，有的商人恪守重义轻利的信条，对晚明道德规范的维持起了积极的作用。
2.抑理尊情，欲海浮沉
理学与科举制度的结合抑制了士人的个性和创造性，易于培养士人的奴性品格，造成思想文化的沉寂局面。至明中叶，随着王阳明心学在哲学内部对理学的冲击，抑理尊情的呼声逐渐高涨。以李梦阳、王世贞为代表的“前后七子”在文学领域内开展了持久的复古求真运动。以唐寅、文征明等为代表的吴中文人以行动表示对礼教的背弃。到晚明时期，戏剧家汤显祖和通俗文学大师冯梦龙更是高扬“情”的大旗，提倡轻松愉快的生活方式。文人们纵情于声色酒茶，走向了传统礼教的对立面。
3.厌弃仕宦，热中归隐
晚明归隐成为一种风气，像李贽、汤显祖、袁宏道等都走上归隐的道路。李贽任云南姚安知府，任期刚满就提出辞职，同僚们都感到诧异，因为升迁的希望就在眼前。殊不知李贽早已对浮名和官场感到厌倦。数十年的仕宦生活是以个性和自由的丧失为代价的，他渴望过真正自由的生活，因此，辞官之后他没有回家，即把妻子子女打发回家，最终又剃发出家，不过他对世道和时事实抱有一份狂热和执着。其他许多归隐之士尽管走向归隐，却仍不失对社会的责任感，他们时常在寻找着报效社会的机会。
4.求禅问道，寄情山水
在皈依佛门的知识人中，同样并不意味着对世事的远离，甚至在寄情山水中创造了灿烂的山水文化，山水与宗教往往使沉湎于世俗享受的晚明文人的灵魂得到净化和升华，也促成了晚明文人反省和忏悔意识的萌生。
5.唯我独尊，狂傲无比
在晚明文化舞台上，有一支蔑视偶像而唯我独尊，冲击礼法而张扬个性，高扬个性解放旗帜的文化狂人。泰州学派的王艮、王畿都强调自我，蔑视礼教，后继者颜山农、何心隐等更是敢于抨击朝政之弊、道德之伪和人心之妄，并不惜为理想而献出生命。
三、晚明文化繁荣的几点思考
1.晚明社会经济的繁荣为文化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各种形式的通俗文艺形式竟相登台，显示自己的存在，并形成各自的受众群。社会虽然分化出若干等级，但这种等级又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不断经历着变化，这些变化有些是符合传统道德规范的，有些则背离了传统道德规范，人们对价值观念的思索变得迷茫，变得更加多元化。
2.晚明属于社会大变动的时期，新旧观念彼此争竞，各种纷乱局面驱动人们思索更多乃至更本质性的问题，包括人性、道德、节操等等问题，连善恶判断也较传统时期更难以作出。
3.晚明政治舞台上陷入了恶性循环状态，政治斗争残酷，政争纷然，在面对生死、面对良恶等问题上，人们更容易激发一些闪光的思想。在晚明时期，亡国之忧萦绕于知识人的心中，明清的易代更驱使知识人们品味亡国之痛，知识人们不得不思考起有关政体、王朝命运等问题。
4.晚明社会思想文化的繁荣也有若干惨烈的教训，许多有思想的文人在政争中殒灭了，这往往不是因为他们思想存在什么是非，而是因为他们陷入了政治斗争的泥潭，这或者当看作那个时代的悲壮之处。
（原刊《厦门大学报》2007年5月11日“说史”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