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是秦汉时期巫师、方士预示吉凶的隐言,纬则附会儒家经典,以完成经书的义理和旨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谶与纬作为神学预言,在实质上没有多大区别。谶纬合而为一,对隋以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哲学、文学、道德、伦理、科学、艺术、宗教、神话影响巨大。
秦始皇时,听信“亡秦者胡也”的谶语,以为胡就是北方的匈奴。为铲除这莫须有的后患,“不叫胡马度阴山”,命大将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伐,又劳民伤财修筑长城,防御北敌南侵。连年无休止的征战、劳役,搞得国力枯竭,民不聊生,演成孟姜女哭倒长城的咏叹;激起民愤,擂响陈胜、吴广因失期当斩不得已而揭竿的战鼓。刘邦、项羽则均怀抱“大丈夫当如此也(指像秦始皇那样)”起而西征讨秦,使秦朝覆灭。秦因胡(匈奴)而衰落,又亡于二世胡亥手里。谶纬者之言似乎有了应验。
盛行于中国汉代的谶纬似乎有古代河图、洛书神话、阴阳五行学、天人感应说理论作为依据,他们将自然界的偶然现象神秘化,并视为社会安定的决定因素。
西汉末年,王莽将阴阳学与儒学杂糅,发展出一套祥瑞、浮命与异兆学说。元始五年(5年),汉平帝崩,他一手策划出井中白石之谶语故事,说武功长孟通浚井得一上圆下方的石头,石头上有“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刻字。类似的造势还有一连串,如井下石头上“摄皇帝当为真”、“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等等,均将王莽置于“受天明命”的状态之下,即“莽当代汉有天下云”。靠符命窃取帝位的王莽很快便陷入困境,甄寻作一符命,说:“黄皇室主(即汉平帝皇后,王莽之女)为甄寻之妻”,王莽认为这样的符命易引起臣民对其政权的动摇之心,以“诈立”罪名杀了甄寻。其后有谶语说新朝当立李姓为辅弼,还有谶语说欲“以百二十女致神仙”……谶语的盛行迅速地挖空了新朝的统治根基,新朝终于以历史上最短的朝代而告终。
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曾以符瑞图谶起兵,赢得江山,即位后“宣布图谶于天下”,谶纬之语成了政治统治的工具。到东汉末年,谶纬转而成为促成东汉走向死境的加速器。有人将社会的不安定原因直指朝廷奸臣董卓,并有“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的谶语,不久,董卓遭到诛杀,接着社会上又流行“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谶语,东汉政权因而被黄巾军摧垮。
东汉之后历魏晋南北朝,谶纬之言时时而兴,政坛变幻频繁。到公元581年,杨坚建立隋朝,随后完成统一。到605年,杨广继位,为隋朝第二个皇帝,即隋炀帝。他虽在位仅13年,却也建树不少。大业元年(605年)开始的科举制度,为以后中国社会人才选拔方式提供了一个蓝本。他下令撰写的《区宇图志》共1200卷,是一部图文并茂的全国地理专著,在中国地理学发展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他继承父业完成的京杭运河对沟通中国南北经济文化亦贡献甚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于即位之初,“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死”。梳理以下的历史,我们确实再难见到谶纬之学的影子,诚如晚明张燧所说:“自是无复其学,有功名教不浅也。”
(原刊《厦门大学报》2013年4月19日“校园茶座”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