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1月10日，美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费正清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陶孟和的陪同下，专程由重庆搭乘小火轮溯扬子江而上，到李庄去见好友梁思成和林徽因。当时，中央研究院就颠沛于这个约有1万人口的小市镇上，梁思成两口子就安顿在挂着营造学社牌子的小院子里，因为多雨，这个小院落里显得潮湿、肮脏，散发着潮热和尿臭味儿。营造学社的12个年轻制图员在内院一间研究所的大房间工作，林徽因则住在同一宅院内的另一间大房间里，所以她可以听到院里的所有情况，此时她正生着病，躺在床上。
在来李庄的途中，费正清虽然对航行中的气候变化有所准备，但还是染上了重感冒，乃至到李庄后，高烧不退，只得卧床休息。面对此境，梁思成一书生只好在两个病床之间拿着食物和药品跑来跑去。
费正清在李庄结识的著名中国学者还很多，像早年留学美国攻读心理学和社会学、人类学，获得哲学博博士学位的李济，与他同行的有王振铎、曾昭谲、谭旦炯、李霖灿、和才、索予明等，像历史学家傅斯年、何兹全，考古学家夏鼐，文字学家董作宾、李光涛、劳干，民族学家凌纯声，物理学家童第周等等。于是费正清回忆这段经历时这样说：李庄的中国科学家是不怕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不论是疾病还是艰难的生活都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对自己的开创性研究工作的热情。就是在这一时期，梁思成写成了《图像中国建筑史》，他以英文写这本书，就是为了向世界介绍中建筑的宝藏及其结构原理。因为他既通晓中国古典文化，又懂得作为艺术和科学的外国建筑。“在忧患的战时生活中能获得如此成就还说明，他们不仅具有极高的学术水平，而且还有崇高的品德修养，而正是后者使他们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我牺牲，坚定地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费正清的回忆中对忧患的战时生活环境有细致的描述：他们“傍晚五点半便点起了蜡烛，或是类似植物油灯一类的灯具，这样，八点半就上床了。没有电话，仅有一架留声机和几张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唱片，有热水瓶而无咖啡，有许多件毛衣但多半不合身，有床单但缺少洗涤用的肥皂，有钢笔、铅笔但没有供书写的纸张，有报纸但都是过时的。你在这里生活，其日常生活就像在墙壁上挖一个洞，拿上什么用什么，别的一无所想，结果便是过着一种听凭造化的生活……”
费正清的感慨还不止于此，他说：“我为我的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动。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道，改善生活去了。但是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在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中间。如果我的朋友们打破这种观念，为了改善生活，而用业余时间去做木工、泥水匠或钳管工，他们就会搞乱社会秩序，很快会丧失社会地位，即使不被人辱骂，也会成人们非议的对象。”（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269页）不过，只要翻开李庄时期中央研究院的历史，我们便能看到德国教授史图博和鲍克兰、史梯瓦特，波兰教授魏特和美国籍教授陈一狄，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也来过李庄，或许中国知识人的国家栋梁意识不仅感动了费正清，也感动了在中国工作的外国科学家。
需要顺便交代的是，受到典范的带动，费正清所说的营造学社的12个年轻制图员包括了罗哲文、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卢绳、王世襄等，他们后来都成为了各自领域的大师。
（原刊《厦门大学报》2011年3月4日“千百年眼”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