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皇帝，名爱新觉罗·载湉，生于1871年8月14日，卒于1908年11月14日，享年38岁。2008年11月2日，经法医学手法历时5年研究之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北京举行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会，正式宣布其死于急性砒霜中毒。2008年11月14日是光绪帝去世100周年，100年能澄清一个事实，应当说是一个不小的贡献。
光绪帝虽幼年丧母，却遇上了像翁同龢这样的好老师，传统文化的优良品德在他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他知道：“为人上者，必先有爱民之心，而后有忧民之意。爱之深，故忧之切。忧之切，故一民饥，曰我饥之；一民寒，曰我寒之。凡民所能致者，故悉力以致之；即民所不能致者，即竭诚尽敬以致之。”当他亲政以后，面对“各国环处，凌迫为忧”的危局，他才能奋起变法，“采西人之所长补我所未及”。他在上谕中说：“朕夙夜孜孜，改图百度，岂为崇尚新奇？乃眷怀赤子，皆上天之所畀，祖宗之所遗，非悉令其康乐和亲，朕躬未为尽职。”显然，光绪后期的这些言论，是与他早期的民为邦本的思想有着内在联系的。他还总结出“隋以拒谏而亡，唐以纳谏而兴”的经验教训，得出了“言路之开塞，国家之治乱系焉”的结论，并说“朝有直臣，社稷之福，岂不信哉！”他充满了改革创新的憧憬，在身边集中了一批饱学之士，并鼓励他们为国家出力。有时是激烈的争辩，他认为，“理之所是，虽众以为非，极力争之可也。理之所非，虽众以为是，极力辟之可也”，模棱两端是不能肩天下大事的。
良好的教育激发光绪想于亲政（1889-1898年）后一施拳脚，可被唤为“亲爸爸”的慈禧压根就不想让光绪做些什么，她安排隆裕皇后监督光绪，尽管光绪对该皇后全无好感。她给光绪安排了瑾妃和珍妃两姐妹。因珍妃与光绪较为契合，慈禧又迅速将珍妃视为眼中钉，珍妃只得于25岁的花样年华辞世而去。光绪的亲政更迅速改变了光绪与慈禧间表面的母子谐和状态。第一件大事就是遭逢日本侵略朝鲜，进而侵略中国。光绪决心援朝抗日，这不仅违背母后之意，而且战争失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失地赔款。光绪思索这屈辱局面缘于腐败的体制，于是他结交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受到珍妃老师文廷式激励，坚定了力图改革政治、富国强兵的雄心，并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强调博采西学，推行新政，授予康有为“专折奏事”特权。那些守旧的亲贵重臣害怕光绪皇帝在改革政治中触动他们的地位，纷纷投靠慈禧并竭力挑拨他们“母子”的关系。慈禧也深恐光绪改革的成功会影响到她的独裁。这样朝臣内出现了“后党”与“帝党”（又称“清流党”），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先是慈禧密谋要废掉光绪，接着又是光绪试图清除掉李莲英和袁世凯等，结果是光绪失算，遭遇惨败，被囚瀛台。
寻找光绪帝戊戌维新的败因，或许还应了“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偈语。团结在光绪周围的是一批书生，这批书生虽然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且多怀有“明道”以求“救世”的理想，提倡经世致用，但他们却均无法突破传统知识分子的清高，喜欢走贤人政治的路子。曾做过幕僚、教书先生和报馆主笔的谭嗣同想说服袁世凯支持他们，甚至将变法的详细计划泄漏给善于政治投机的袁世凯，结果已注定了变法的失败。有记载说：当六君子被审判时，许多京官顾惜身家性命，多所避忌，亲友故旧亦恐株连于己，闭门不出，谭嗣同等人尸体遂无人敢来收殓，直到第二年才被送回故乡。
环顾我们的邻国日本，明治天皇与光绪性格颇为相近，也是一个热血奔涌的人，幸运的是他手下聚集了强大的维新势力，当1892年明治天皇见到大清“定远”、“镇远”号舰船抵达横滨访问时，立即诏敕天下，“国防一事，苟缓一日，或将遗百年之悔”。他带头捐款，第二年三月，建造军舰的预算便告完成，由此中日间的军事实力对比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在中国，慈禧手下团结了掌握中央与地方军政大权的大小官吏，他们掌握政权、财权，富有政治经验，擅长阴谋诡计，慈禧一声令下，光绪周围的微弱力量迅速瓦解。与中国戊戌维新依靠书生不同的还有，日本中下级武士是变法的骨干分子，他们富于谋略、精明强干，他们能在政府内部清除幕府守旧势力，废除贵族特权，制定宪法，召开议会，修改不平等条约，从而保证了维新目标的实现。当明治天皇因明治维新而以“民族之父”的形象被载于史册之时，光绪皇帝却把“瀛台之囚”的形象维持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体现在光绪皇帝身上的悲剧，何尝不是我们民族的悲剧！从某种意义上看，有关光绪死因的澄清，说到底也只是对一件事实的确认，不过是以官方的名义昭告天下而已。
（原刊《厦门大学报》2009年3月28日“千百年眼”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