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江北人，我的出生地是位于苏北里下河地区被称为“釜底”的兴化县的一个小村庄。在我刚开始记事的时候，祖母就教我念《三字经》，给我讲1931年的大水灾：原本停泊在河沟里的小船一下子可以拴在门闩上，走亲戚时只要从吊得高高的床上跨到船上，然后估定亲戚家的方向，便可以用桨径直划去。因没有切实的体验，我只觉得有趣，甚至还有些莫名其妙地神往。设想着大水一来，没过屋脊，家家户户都挤到屋顶上、树丫上，看着在水中沉浮的家什、在水中挣扎的牲畜，甚至还有漂浮到水上的各家茅厕中溢出的粪便……有时还暗自庆幸自己已早早地学会了游泳。那时的我们，一到夏天，几乎多数时间都泡在水里，有时泡得嘴唇发青发紫，仍不肯爬上岸来。尽管有时因为梅雨季节水位已升到河边人家的墙角，大人们就用水中有“水猴子”、“河落鬼”等故事来告诫我们不要下水，但我们仍然斗胆三五成群地游离于河中，或水中嬉戏、捉迷藏，或钻进河底捞取河蚌、鱼虾等等，家乡与我，我与家乡，是水与鱼，是鱼与水，难分彼此。
稍稍长大之后，我又反复聆听到外公关于扬州盐商豪富的故事。我的外公曾作过小商到过扬州、苏州一带，他虽然不一定知道隋朝时扬州红极一时，唐朝扬州曾为“天下第一州”，却对明清以来扬州盐商所遗留下来的白塔和玲珑典雅的私家园林倾慕备至。在我的脑海里，扬州是一个有过几度繁华的历史名城，我为自己生在这“人文之渊薮”而感到自豪。从扬州我认识了运河，从运河我又认识了施耐庵与《水浒传》、郑板桥与扬州八怪、蒲松龄与《聊斋志异》，从有关扬州的吟咏诗中又认识了杜牧、张祜、王建、徐凝，我默默地吟咏着“春风十里卷珠帘”、“十里长街市井连”、“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就这样一次次悄然地进入梦乡。
高中毕业后，我离开了家乡，来到了南国的海上花园城市厦门，十数年文科专业知识的学习丰富了我的头脑，亦逐渐加深了我对“我”的认识。其实，上海人称江北人为“江北佬”、“江北猪锣”亦并非毫无根据，自认是扬州人的我国现代著名作家朱自清说原因在“扬州人的小气和虚气”，他特别对先期到上海的扬州人竟不承认自己是扬州人，并反过来歧视后来上海的扬州人的行为非常气愤。当代文豪韦明铧先生说：“扬州就好像一个中落的大世家，有些地方硬要打肿脸充胖子，越来越空虚。”每当我离开家乡数年又重回家乡后对上述说法不禁产生了强烈的认同。也许在我身上亦深深地隐藏着这种缺陷，乃至制约了我事业的发展。不过，离开家乡来到厦门这数年来，我又深深地浸滋了浓郁的厦门文化气息，每当睡梦中我便头枕海的波涛，每当清晨我便能聆听到南普陀的钟声，每当走进厦门的小巷我便不禁回味起独具特色的土笋冻，每当中秋佳节之时我又会娴熟地搏起饼来……难怪我回到家乡，家乡人便视我为闽南人，我不否认我的衣着、讲话的语调都深深地镌刻上了厦门文化的印记。我时常身在厦门思故乡，又常常以家乡人的眼光看厦门，我显然已不是纯然的故乡人，也不是地道的厦门人，但故乡文化终究构成我的血脉，厦门文化则是流进我血脉中的新鲜血液。我愿意牵执着江北人的血脉，漫步天涯，陶情海角。
（原刊《厦门日报》2000年6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