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存在着“男治外，女治内”的思想，直至今日，“妇女回家论”仍在某些人头脑中根深蒂固，也有的人退一步提出了妇女“阶段就业论”，这些观念几乎都认为家务育儿全是女性的责任，实际上，正是这种观念扼杀了妇女的创造潜力，构成为妇女解放的主要绊脚石。列宁就说过：“妇女担负的家务多半是非生产性、最原始、最繁重的劳动，这是极其琐碎而对妇女的进步没有丝毫帮助的劳动。”（《列宁选集》第4卷，第73页）而且妇女从事家务，无法取得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所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因而不可能有经济上的真正平等，妇女的解放也就失去根基。
翻开世界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美国的苏珊·安东尼（1820-1906）、珍妮·亚当斯（1860-1935）、英国的伊万杰琳·布思都是值得一书的。苏珊·安东尼曾与伊丽莎白·凯地·斯坦顿（作家）和欧内斯婷·罗斯（演说家）一起，组成了历史上第一任的“妇女三人执政”。正是通过她们的努力，美国妇女的解放被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在19世纪末，几乎美国的每一个州都废除了旧有的歧视已婚妇女的法律条文，妇女得到了占有与支配财产的权利、上诉与被控的权利、保留收入、签订合约、和丈夫共同监护子女的权利。婚姻不再是奴役，而是一种协定，是对等双方之间的契约。珍妮·亚当斯则致力于社会服务事业。她曾在芝加哥荒凉贫乏的工业区——霍尔斯泰德街租了一栋小房子，后来这里成了整个社区的非正式顾问机构、救济中心、托儿所与幼儿园的所在地，她致力于芝加哥这个“小型的世界”中的民族团结，她亦为废除童工和建立和平而不懈工作。伊万杰琳·布思则接过她父亲“救世军”的旗帜，为狱中的犯人建立“日子更加光明联合会”，为未婚的母亲建立“由于爱情联合会”，她甚至成立了一个“自杀社”，旨在挽救那些准备自我毁灭的人的生命。印度有饥民、日本地震中有伤亡，她都竭力组织救济。她的救世军从法国向外发展，在英国、娜威、丹麦、瑞典等国都建立了分队，成为一项世界性的事业。
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也在妇女们事业取得的成功中向前推进。像宋庆龄便是其中杰出的一位，她既具高尚道德情操，又颇富实干精神。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她筹组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她发起并领导了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基金会，她还领导中国福利会、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国救济总会。与宋庆龄比肩的还有像邓颖超、何香凝等一批女中豪杰，她们都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此过程中，值得一提的还有像史沫特莱等外国女性亦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史沫特莱曾坚定地站在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一边，曾于1936年在西安担任了张学良将军总部电台的英语播音员。抗战以后，她又奔赴延安，与朱德、彭德怀、丁玲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她还被批准赴抗日前线，在战火中救助伤员，在硝烟中写成《中国的命运》、《中国在反击——一个美国妇女在八路军中》、《中国的战歌》、《中国红军在前进》，这些作品后来都被列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成功的报道作品。
陈慕华堪称当代中国杰出女性之一。她由一名普通的中学生到八路军的第一位女参谋，由对外经济联络部一名普通的副局长到共和国的一名女部长，由国务院的副总理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全国妇联主席的人生历程，大体浓缩了中国女性自尊、自重、自强、自立的精神。在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一个庞大的职业女性群体正在迅速成长，彭佩云、韦钰、吴启迪……数不胜数。
女性进入社会，参加各项社会事业，是妇女解放的必由之路，妇女的解放寓于事业的成功之中。
（原刊《厦门日报》1995年9月15日第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