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有一句俗语，说女人“头发长，见识短”。即女人的职责仅在于相夫育子，传统家族观念的影响几乎使她们成了生育孩子的机器，“多子多福”实际上成了包含无限艰辛和苦涩的荣誉，家族的兴盛、王朝的延续大体以牺牲女人的青春和生命为代价。在一夫多妻妾制度之下，女人的心力又更多地用于献媚争宠上，或委曲求全，或“母以子贵”。在传统的治史者看来，女人几乎全无是处，“女色亡国”、“女人是祸水”等论调全把罪状加诸女人身上，而男人们则多逍遥于罪外。像《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夭亡全是由潘金莲、李瓶儿、春梅、惠莲、林太太、如意儿等一批坏女人所导致。像《红楼梦》又何尝不是在指责主人公因为沉溺于少女圈中而学业无成乃至家道渐衰？在欧洲，人们也普遍认为女人只应“料理家务，敬畏上帝，缄口不言”，娱乐也不是为世上妇女所安排的。
但《红楼梦》却又发出了“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的惊世骇俗之檄，男人污浊庸俗，许多人成了“官蠢”，女人则高洁庄肃，更多的是纯真自然，这应该说也是一种历史的总结。就说中国这样的以农立国的国家，长期以来维持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其中，高超的植桑、养蚕、纺织技术造就了精美的绫罗绸缎，丰富多彩的服饰文化简直就是女性才智的结晶。女人们以她们柔弱的双肩担负起治家殖业的重任，走过了远古，亦走过漫漫的封建时代。
其实，中国女性的才智远不囿于此，南宋时金石学家赵明诚的妻子李清照以自己婉约、凄厉的词作倡导了该时代词的一大流派。在新时代的文学舞台上，冰心、茹志鹃、杨沫、张洁、王安忆等以女性特有的敏锐和细腻把握到了人们心灵发展的历程。在电影电视等视觉艺术领域，像黄蜀芹、王静等一批女导演又不断脱颖而出。在近现代的科技领域，像林兰英、谢希德、华怡、修瑞娟、金庆民等都分别摘取过她们各自领域的荣誉勋章。在世界体坛，中国女队又不断创造着一轮又一轮新的世界纪录。我们应该为中国女性潜力的逐渐发挥而欢呼，又怎能以“大男子主义”自居，而哀叹此世道为“阴盛阳衰”？
在欧洲，女性的潜力也长久被人们忽略，当夏绿蒂·勃朗特把自己的几首诗作送请罗伯特·骚赛这个老清教徒审读时，骚赛竟说“文学不能是女人的终生职业，也不应该是”。但夏绿蒂终于养成了“坚强的有男子气的脑筋”。她的《简·爱》连同她妹妹艾米莉的《呼啸山庄》都已成了举世公认的经典。英国的乔治·艾略特（1819-1880）曾受聘于《威斯敏斯特评论》任助理编辑，她曾开创了一门新的学科——颅相学，她翻译了大卫·斯特拉斯的德文著作《耶稣生平》、斯宾诺莎的拉丁文著作《道德观》，她又是一个出色的社会活动家，她曾与卡莱尔、赫胥黎等思想家交谈，也和来自欧洲大陆的一些杰出的流亡者、政治难民和有抱负的作家共餐，她甚至与著名经济学家斯宾塞有过接触，她写作的《亚当·比德》、《佛洛斯河上的磨坊》、《织工马南》都在世界文坛享有一席之地。在科技领域，为人们所熟悉的居里夫人堪称典范。
随着时代的发展，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走了出来，进入教育、科技、医药、文学、法律等领域，在1900年时，美就有2/3的教师都是妇女，在其他国家，职业女性的比例也在日益提高。我们期盼着中国妇女能凭借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进一步认识自己，挖掘自己的创造潜力，投身于国家富强、民族昌盛的事业中去。“妇女能顶半边天”将不仅仅是口头上的宣言，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离不开中国女性的纤手描绘。
（原刊《厦门日报》1995年9月8日第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