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个性，一个民族也有一个民族的个性。在中国社会，个人的个性经常消融于如宗亲会、同乡会、村或乡等团体中，而作为中华民族的个性却能深深地镶嵌在每个炎黄子孙的血脉中。从纵向而言，中国历史上经历了无数次的少数民族入侵，也经历了像佛教、天主教与伊斯兰教的传入中国，但结果不是中国文化被印度化、西化或西亚化，而是佛教、天主教与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即使是身在海外的中国人，哪怕是表面上泯灭自己的民族身份，但内心深处总不断地涌动着我是一个中国人的心理情结。有人说，对于中国人而言，无论他是朝廷命官，还是山村野夫；无论他满腹经纶，抑或目不识丁，只要他陶育于中华文化的社会氛围中，他就将是一个中华传统文化的积极践行者，有时甚至是自己也不觉得的。就像鲁迅笔下的阿Q形象一样，阿Q身上有缺点，但这种缺点往往不是他本人的缺点，而是体现在你、我、他身上的整个民族的一部分特征。我们理性地思考中华民族的文化，毋庸讳言，这其中存在着无限的糟粕，但不经精择地一概毁弃，不但收不到去除糟粕的效果，反而会像未到断乳年月而断乳的婴儿，变得无所依托。
回顾中国历史，欲毁弃传统文化的行动已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我们时常自豪地宣称，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局面。其实，这种“争鸣”是“同源而异趋”的争论，是“异途而同归”辨识，争论的各方并不仅仅在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而是广拓思路，相互补充。各家学说都臻于独到之领域，但又免不了互有偏颇。如儒家的繁文缛节颇为士大夫阶层所津津乐道，而对无产或少产劳动者而言，就觉得过于烦琐，墨学家说正是代表劳动者阶层的学者对儒家学说的反动，这种反动对儒学起到了补偏救弊的作用。经过孟子、荀子等儒学传人的薪传，儒学实已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政策，纳百川而归于一海。到西汉时，董仲舒打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旗帜，实际上不宜看成是对其他家学说的毁弃，而是对包括儒家学说在内的诸子学说的融会贯通。人们说，秦亡汉兴的奥秘可以从对待文化的不同态度上显示出端倪来。
20世纪60-70年代，在中国大陆发生了长达十年堪称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其矛头就是直指维系我们民族发展已五千年之久的中华传统文化，温、良、恭、谨、让、仁、义、礼、智、信全被作为“四旧”给批倒搞臭，真可谓“黄钟毁弃，瓦釜齐鸣”。结果父子夫妻反目成仇，势若水火，人情冷漠，互成壁垒。“文革”中形成的后遗症如好斗、奸诈、自私等仍深深地残存在某些人身上，以致既危害了社会和国家利益，亦制约了自我发展。如今，中国政府在对待传统文化方面已逐渐确立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因而社会的和谐安定局面已逐渐得以建成。
我们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美德大体可用勤、敏、礼、俭四字来概括，其之所以能源涓而流长，得益于其有一套网络式的载体，宗亲会、同乡会是一类，各类佛、道等民间信仰又是一类。中国人作为社会人都依附于大大小小的团体，因而也受到这些团体及其信仰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人的社团众多，中国人的信仰亦多元。但无论是社团，还是信仰，几乎都是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树立传统美德完型人物而取得立足之地，众神的脸谱虽各异，其内在之精神却有着深层的共同性，这也正是炎黄子孙各级社团既能保持“小我”，又有可能组合为“大我”的奥秘。
显然，延存民族性是许多社团存在的宗旨，但事实上，泯灭民族性也往往会在某些人经意或不经意中变成无可逃脱的现实，就像一个教父自己不遵守教规，或阳奉阴违地对待教规，而把整个社区的传教事业引入歧途一样。
（原刊《世界日报》1998年4月13日；《联谊通讯》第5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