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日根
前些天接到陈兆璋先生的弟子陈宜淳兄的电话，说准备给导师出版一个集子，希望作为当下系主任的我能写点东西，我将这个事儿谨记在心，终于在一周后的周一上午，坐到电脑前敲起了键盘。陈先生留给我的最鲜明印象就是“一颗永远年轻的心”，分开来说可以讲如下三点。
严谨负责的教学态度
我是1981年从江苏兴化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的，一年级下学期，我们的课程中有一门“世界中世纪史”，英文名为Medieval Historyofthe World，以前也有叫Middle Agesof World History的。任课教师是陈兆璋教授，虽然当年陈先生已经快跨入69岁门槛了，但听她的课，却语调高亢，观点鲜明，个性十足。
1981年的大学，集聚了从1977级到1981级的五届在校学生，77、78、79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特别高涨，校园里看到的学生行色匆匆，他们似乎都特别具有使命感，图书馆阅览室的楼梯上，总是在开放前挤满了渴求知识养料的学子，夜晚的教室里，总是座无虚席、鸦雀无声，学子们在尽情地吸吮着知识的琼浆。我们这些80、81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似乎在不自觉中已被勤奋学习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裹挟着，融入了上课、泡图书馆、听讲座、举办论坛的大潮中，时代称呼我们为“天之骄子”，我们自己也渐渐熏育出不竭的读书热情。
陈兆璋先生历经了各种运动的风浪，陈先生33岁时丈夫被错划为右派，37岁丈夫因受政治和人身摧残而双目失明，以后历次运动中夫妻俩和两个孩子都饱受冲击，历经磨难。那时许多杰出人物和他们幸福的家庭，因忍受不了折磨和打击，频频发生离婚、自杀的悲剧。而陈先生以病弱之躯，坚强地撑起了这个家。陈先生的大儿子郑启平回忆说：“每天批斗父亲的大会小会一场连一场，细心的妈妈在批斗会的间隙，抽空观察了批斗会的三楼教室，回家后她特别告诫父亲：批斗会的休息时间，让站立反省‘罪行’的阳台是无遮无挡的，头脑一定要保持高度的清醒……”“每天父亲外出的时候，我都会和弟弟拉着父亲的手大声说着‘再见’，而我还会遵守妈妈的叮咛加上一句：‘我们都等待你平安归来……’”正是这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妻子、母亲，带领着全家，经受住了一场场磨难，闯过了一个个难关，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把两个儿子都培养成材，夫妻二人也在老年又焕发了学术青春，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敬佩的成果。
逆境没有摧垮陈先生的青春激越，却锻炼了坚强、负责任的性格。改革开放之后，陈先生十分珍视这难得的三尺讲台，重新点燃起学术研究的激情，并将之贯穿于每一节课上。今天我翻检当年的听课笔记，依然能清晰地回放出当年的场景：陈先生既善于将每节课的知识点做精准的概括，还不时地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融入其中，总能给人启发和进入学术的引导。陈先生的“世界中世纪史”共有16讲，分别是：日本；越南；印度；阿拉伯帝国；法兰克国家封建制度的确立；中世纪西欧的基督教；5-11世纪的拜占庭；基辅罗斯；西欧城市的兴起和十字军东侵；11-15世纪的法国和英国；12-15世纪的德意志与捷克；文艺复兴；新航路的开辟；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西欧封建社会解体时期的英国、法国和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16、17世纪的俄罗斯。整个课程从身边的日本不断向外拓展，涉及越南、印度、阿拉伯、欧洲，举凡幕府、文郎国、莫卧儿帝国、倭马亚王朝、墨洛温王朝、军事民主制、采邑制、查士丁尼统治、十字军东侵、英法百年战争、文艺复兴、新航路的开辟等等都是全新的知识点，它们被清晰地输入我们的脑海，并长期留在了我们的记忆里。除了“世界中世纪史”之外，陈先生还开设了“西欧封建社会经济史”，选修她的课的学生总是能如数家珍地在宿舍里重述她的讲课场景，陈先生的学术锐气和精到见解能辐射到更广的范围。
锲而不舍的开新精神
我是从事明清社会经济史的学习和研究的，本科阶段三四年级主要选修了中国史方面的若干专业课程，但是明清社会经济与欧洲经济有着若干的交流与互动，因此，开展中外经济比较是学界普遍认同的一条路径，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傅衣凌先生也鼓励我多接触这方面的著作和其他研究成果，除了当年北大马克尧先生的著作之外，傅先生鼓励我多向陈兆璋先生请教。刚好陈兆璋先生与傅先生都是福州老乡，而且傅先生曾任过陈先生中学时代的老师，也正是因为这一层关系，我总喜欢将陈先生看做是我的大师姐，虽然陈先生在年龄上较我大出了很多，但在平时的学术探讨中却总是充满朝气，学术观点也总是能充满启示。2003年，陈先生的学术论文集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们再细细品读其论文，具有了较普通读者更多的体悟与理解。陈先生对拜占庭帝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论述，关于西欧封建社会初期的商业与商人的分析，对英国封建制度的完备性、不完备性的解读，等等，都发前人之所未发，显示出了开先与深邃的学术品格。
学界大家戚国淦先生与陈先生有着差不多共同的经历，也发表了差不多共同的感叹。他说，打倒“四人帮”之后，被耽误的他们尽管已生华发，却壮心不已，重拾旧业，再踏征程。此时学术界的艳阳春光已经到来，大量的西方资料引入，各种学术活动展开。陈兆璋教授以年轻的心积极参加了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和中国英国史研究会。“她每次出席会议，总携来佳篇宏论，使读者为之心折。”她早年敢于对苏联专家有关拜占庭帝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间在公元4世纪的看法提出质疑，并令人信服地提出“七世纪说”，获得同行的赞赏。她细究西欧封建社会初期是否存在着商品经济，如果有，当包括哪些，商人当时的社会地位到底如何，由此写成《西欧封建社会的产生与生产力》、《中世纪西欧城市与市民的特点》、《西欧封建社会初期的商业与商人》等系列论文，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中国历史学年鉴》均对之进行介绍，可见学界整体对陈先生探索的认可度之高。
陈先生培养了若干研究生，指导了若干硕士论文，主持过多场博士论文答辩，每个环节上，陈先生均言传身教，细致入微，于若干细节加以点拨，或使学生有柳暗花明之感，或让学生在探索中体会到为学术的趣味。
清雅尊贵的人格魅力
陈先生的一名学生感慨地说：“现在，走向社会这么多年，经历的事情多了，回过头来看，陈先生他们历经坎坷与磨难的那一辈人身上体现出平凡中的高尚，寂寞中的坚定，患难中的坚守，对光明与幸福的坚信，以及言谈之外让人感受到的人格魅力与特有气质。”正是因为陈先生清雅尊贵的人格魅力，一级又一级的学生总是将陈先生牢牢地铭记在心灵深处。
厦门大学有一个很良好的传统，校友对母校的感情总是特别的深，厦门大学不仅每年举办校庆，而且校友时常举行入学二十周年、毕业十周年、二十周年、三十周年乃至毕业五十周年等活动，我因为近年来当系主任，时常在被邀请的名单中。我印象较深的是，毕业校友都会特别多地提到陈先生，如果陈先生没能到现场，他们会专门赶到陈先生家里，进行探望。
校友聚会的一个例行环节是请任课教师致辞，陈先生每次都充满激情，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让校友们备感鼓舞。高校本身与俗世就应该有所区隔，回到母校的校友们在听了陈先生的发言后，都会感叹母校再度给予他们一份纯真的“心灵鸡汤”。
也是因为任系主任的缘故，我有了更多接触陈先生的机会，至少每年春节前我们得走访下退休老师，每次我们打电话给陈先生的时候，她都特别地高兴。我们到达她家前，她就会准备好茶点，热情地招待我们，与我们共同回忆系史，展望历史系的未来，给我们加油。
后来陈先生身体有恙，我们前去探望，她总是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多忙工作，自己却总是将坚强的一面呈现给我们，总说自己的病是小恙，不值一提。即使是在病情很重的时候，我们见到的陈先生都还是精神饱满，银白的头发一丝不苟。
我们为有陈先生这样的好老师感到骄傲，我们也必将从陈先生的言传身教和流传下来的学术成果中不断汲取到丰富的营养，将陈先生的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
（原刊《厦门大学报》2010年7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