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进入厦门大学历史系是1981年，杨国桢老师当年41岁，属于系里年轻教师之一。那一年的4月杨老师的《林则徐传》正式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数年来潜心研究的成果终于出版，且很快得到高度的赞誉，由此杨老师的心情之好是可以想见的。他愉快地接受了历史系学生学术刊物《求实》学术顾问的邀请，且时常出现在学生的学术沙龙上。我们见到杨老师的机会就会比较多。1985年，我考为傅衣凌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三年之中，我能在课堂上、海内外学人的讲座中、各种学术会议上乃至答辩会上聆听杨老师的精彩发言。到1991年，我在职成为杨老师门下的博士研究生，其后与杨老师的接触就更多了。杨老师于我，是严父，亦是智者。严父的角色令我时常克服怠惰，潜心向学；智者的角色则时常提供给我画龙点睛式的点拨，让我不时生出“仰之弥高”的感慨！
满腔热忱，潜心学术
留下深刻的第一印象是杨老师对学术抱着天然的执着，且沉醉其中。自1977级同学进校之后，大学校园内又出现了新的崇尚学术的风气，同学中许多人迅速地将搞革命的热情转移到了学术上，但考虑的问题仍是较为宏观和全局性的问题，譬如鸦片战争清政府的失败是什么原因所致？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是否是中国社会长期迟滞的根源？农民战争对历史发展到底起了什么作用？等等。杨国桢先生谆谆告诫学生，历史研究是直接通过阅读经鉴别过的可信史料来开展的，历史本身充满生动性和偶然性，简单的规律性总结有时离事实相距甚远。杨老师有一次针对学生提出的虎门销烟是否过火的问题，提出历史研究不可作事后诸葛亮式的惊人之语。这种立足于史料而开展历史研究的严谨学风对于初涉历史学的青年学子而言，无疑是良好的引导。
杨老师对历史人物研究的热忱还表现在对厦门大学校主陈嘉庚的研究、对福建杰出官员李光地的研究、对闽南学问大师洪朝选的研究乃至对厦门大学学生领袖罗扬才的研究上，优美的文笔和睿智的思维使杨老师的研究成果均能成为读者在同类作品中的优先选择。
杨老师自20世纪60年代初即担任傅衣凌先生的学术助手，已深得傅先生注意搜集民间资料和兼采多学科方法的奥旨，运用土地契约探究学界热议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将中国社会的土地产权做了条分缕析的阐述，线索清晰，新意突出。他在开展土地契约时还结合法权等概念对中国社会的民间法、民间法与王朝法的关系以及私法与公法等问题展开探讨，将历史学与法制史结合起来，开辟了新的研究空间。
杨老师在契约文书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快引起国际学界的关注，这不仅使其名声鹊起，而且为其进一步搜集国内外的相关史料创造了条件，进一步开拓了视野，从而将学术推进了更高的高度。他的行迹到达美国、英国、日本以及香港、台湾，福建的山山水水更是屡留足迹。他所搜集的史料范围从福建延伸到江苏、山东、两湖、两广、台湾、东北甚至海外区域，对山契、永佃权、大小租等均有精到的论述。
20世纪80年代末，杨老师出于对学界有关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的讨论的反思，毅然决定利用自己身在海洋区域的优势，重新开辟一片新的学术天地，于是便有了近20年来持之以恒的海洋人文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应该说，杨老师当时已功成名就，完全可以吃老本，过安逸日子。但是杨老师却并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心甘情愿地去再作一次拓荒牛。杨老师的这一选择实际上将自己引向了一条艰辛的学术之路，因为海洋向来没有进入主流文化视野，海洋文化亦大多潜存于民间层次，涉海文献虽多，但多不见于图书馆，而需要通过田野搜集和查访。图书馆的官方史料中对海洋的记录往往谬误百出，难得要领。杨老师在构建自己的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框架时可谓殚精竭虑，为伊消得人憔悴了。但总体框架一旦建立起来之后，国内外学人便普遍为之眼前一亮，迅速地认同了杨老师的建构，厦门大学自主设置的二级学科博士点“海洋史学”于2004年便获得了批准。杨老师有关中国海洋史的著作是其赢得学界盛赞的基本条件，它们包括《明清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1997）、《闽在海中：追寻福建海洋发展史》（1998）、《东溟水土：东南中国的海洋环境与经济开发》（2003），点校《西海纪游草》（收入《走向世界丛书》1985），主编《海洋与中国丛书》（8册，1998-2000，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12册，2003-2006）、《长共海涛论延平：纪念郑成功驱荷复台34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3）。杨老师之“站在海里看中国”的海洋思维给长期以来构建的大陆思维樊篱吹进了一股略带咸涩的清新之风，引起了政府和学界的广泛关注，为中国走向海洋、开发海洋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提供了若干带有前瞻性的决策建议。虽然杨老师认识到这项工作还需要更多的人为之而努力，目前取得的成绩还远不如人意，但杨老师这种坚韧的学术节操却是值得景从的，激励了数届博士生在这一领域里潜心耕耘，终于有所收获，有所建树。当学生们拿到纳入杨老师主编的丛书中自己的著作时，无不深深感谢杨老师：学术只有坚持了拓荒和创新的方向，才能在学术史上有自己的存在空间。尽管拓荒和创新的道路崎岖，但矢志而为，却多能体会到无怨无悔、乐在其中的滋味。因此我们说，杨老师对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开拓不仅对中国经济史、中国史乃至全球史做出了贡献，亦为研究生培养开辟了一条有效的道路。在《海洋与中国丛书》、《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问世的同时，一个经受过严格学术训练、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中国海洋史研究阵容正在壮大、成熟。
寓爱于严，扶植后辈
杨老师指导硕士、博士已逾23个年头，确实已桃李满天下。过去曾经被杨老师严厉批评过的学生如今已成长为本学科领域的佼佼者，有的则进入政途、企业，彰显着历史学训练启智、显魄的魅力。
与杨老师同属龙年龄上刚好相差两轮，杨老师堪为我的父辈。于是尽管自己天资并不聪颖，却抱有一种崇拜之心进入与杨老师的交往状态。读硕士生阶段是1985-1988年，我时常向傅衣凌先生和杨老师汇报读书心得，杨老师总是能在第一时间给我纠偏、导正，我的硕士论文是关于福建义田的探讨，我一直对义田的概念纠缠不清，杨老师就多次给我灌输正确的思维方法，甚至教给我一些基本的逻辑知识。这其中傅先生和陈支平先生亦时常给予我指导，让我通过基本史料的搜集、分析、比较，写成了《明清福建义田初探》的学位论文，获得了叶显恩、陈孔立、林仁川等先生的好评。在硕士研究生阶段，我即有机会结识日本的森正夫、鹤见尚弘，美国的王国斌、李中清，德国的傅吾康等学者，学术视野得到了很大的拓宽，这些均与傅先生、杨老师的学术影响之大有关。
1988年7月，我研究生毕业后旋留学任教，因为与明清史研究团体仍保持着密切的学术联系，杨老师建议我报考博士研究生，以求进一步增益基础知识，为将来的学术生涯奠定基础。经过三年安顿家庭的事务之后，我顺利实现了读博的愿望。师生关系带给我更多的向杨老师请益的机会。这时杨老师刚好处于从传统的明清史向海洋史学研究的转移过程中，我选择会馆这一题目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他的引导。会馆这一社会组织跨越陆地和海洋，更多地带有流动性，因而在与杨老师的讨论中时常能得到新思路和新观点的点拨，在博士论文答辩之前，我已有三篇相关论文在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博士论文答辩得到了韩国磐、葛剑雄等先生的好评。我庆幸自己当时选择了读博这条路，三年的训练使我更进一步明确了为学的路径，也奠定了我走向学术的基础。
获得博士学位并不意味着杨老师与我师生关系的结束，因为我们在同一个系所工作，而且住得也较近，同时我们还时常一起谋划系所的发展和学科的发展，特别是为了海洋史学的发展壮大，我们经常作竟日谈。
杨老师曾亲自担纲，率领我们申请“历史上东南海洋环境与经济开发”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杨老师曾亲自动笔为海洋史学博士点的建立做论证，为历史系一级学科博士点的申请提建议，为历史系国家重点学科专门史的建设献计策，为办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出主意。在这些事务中，杨老师具有很强的战略思维，把培养和造就完整的学术梯队作为自己的使命，甘当人梯，使年轻人迅速得到成长。我曾在申请教育部“明清海疆政策与中国社会发展”课题时得到杨老师耐心细致的指导。其后我获得教育部新世纪人才称号，继续做会馆方面的研究，杨老师亦积极为我开拓思路，努力使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得到彰显。在历史系，还有许多老师尽管没有成为杨老师的研究生，却时常得到杨老师的学术指引，有的老师做走私研究就受到杨老师的引导，有的老师做海洋灾害研究也愿意时常向杨老师请教。
杨老师对学生的关心除了学术上的之外，生活上的关怀也是无微不至的。杨老师能想方设法为经济困难的学生寻找勤工助学的机会，或让学生参加研究课题，获得一些补贴，为同学进行未来职业的设计。他还关心学生子女的教育、就学等问题。在这些场合，杨老师的“严”往往会转化为“慈”，令学生们都感到特别的温暖。
我自认自己不是很堪造就的人，但杨老师却不嫌不弃，总是在我面临人生选择时给予悉心的指点，扶持我一路走到今天。如今我获得了不少荣誉，如2006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工程，2008年被评为福建省“优秀青年社会科学专家”。我出版了一些著作，发表了一些论文。这些杨老师都起到了引路人的作用。
我从杨老师那获益甚多，我为一生中师从了杨老师而感到特别的幸运！
（原刊陈春声、陈东有主编：《杨国桢教授治史五十年纪念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