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年前的5月14日中午，77岁的学界硕儒傅衣凌先生因病离世了。当时我是他的硕士生。听到这消息时我并不在他身边，因为先生此前已顽强地与病魔斗争过6年，离世前的几天状态似乎并不特别坏，他还轻松地让我到鼓浪屿去为系里办班做些服务工作呢！可是等我回到厦大医院时，傅先生的遗体已经被移到了太平间。
当晚我们在读的博士生、硕士生们为他守灵。我们深感傅先生在进入学术大收成的季节，过早地被癌症病魔夺去了生命，心中的悲痛和惋惜之情难以言表。我们忆起先生上课时的情景，先生给我们指导论文、修改论文的情景，先生日常简朴生活却嗜书如命的情景……大家的共识是：先生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一个能自辟蹊径、自成学派的学者，一个能坚持正义、宁愿挨斗却不屈服于偏见的学者，一个甘于清贫、却从不为自己的亲属谋私利的学者。鲁迅称知识分子是中国的脊梁，我们觉得傅先生堪为楷模。
受傅先生影响，我们师兄弟们聚在一起时，一般也都只论学术。就在博先生的灵前，我们同样争先恐后地讨论起学术来。记得当时讨论的问题是：傅先生的学术风格、学术发展道路应该如何总结？傅先生的学术思想在学界具有怎样的地位？傅先生的影响力能维持多久？归结到一点，我们该如何沿着傅先生开拓的道路走下去？当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似乎是在我们宿舍的走廊上，几乎忘记了是在傅先生的灵前。至今想来，还会觉得有不恭之处，但回过头想想，这或许也算是我们与先生最后一次面对面的对话，平时在先生的课堂上不敢讲的话也都说了出来。我觉得那晚的讨论将我对先生的认识带到了一个新阶段，同时也让每个人更加独立地开启了自己的道路。
杨国桢老师原来是傅先生的学术助手与同僚，循傅先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之路，对明清土地契约文书进行了精到的研究，赢得了中外学界的一致首肯。自傅先生去世后，杨老师敏锐地觉察到，在对傅先生的学术传承之外，更应该有创新，于是从那以后至今的20多年里，杨老师倡导建立海洋社会经济史，树立了“站在海里看中国”的蓝色思维，无论就彰显中国经济的海洋传统，还是在建立现时代的海洋强国方面，杨老师均厥功甚伟。在杨老师的麾下一支完整的海洋人文研究团队已建立起来，并承担起国家海洋发展战略研究的重大任务。
李伯重教授是傅先生培养的第一届博士生，其关于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力的研究、关于中国早期工业化的研究均处于国际前沿水平。陈春声教授关于清代广东米价的研究、关于潮汕海洋区域史的研究、关于珠江三角洲神灵信仰等的研究亦为学界所赞赏。他与郑振满教授开辟的历史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更形成了强大的向心力，赢得了广大的支持者与景从者。陈支平教授一直致意于家族、家谱和民间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在明清闽台商业史、福建商帮史等领域堪称翘楚。曾玲教授对于福建手工业史的研究、郭润涛教授关于绍兴师爷的研究，以及本人关于明清义田、会馆的研究等均在学界拥有一席之地。
著名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认为，在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界，已形成了一个有明确学术路径、与国际学界能相互对话且传承不辍的学派，或称“傅衣凌学派”。每念及此，我时常会涌起在傅先生灵前说出“傅门昌大”的冲动。现又值先生一百周年诞辰，谨以此文纪念。
（原刊《厦门大学报》2011年5月13日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