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友庇蔽
10年前的5月14日，我的恩师傅衣凌先生在厦门大学医院遽然离开了人世。此前，他拖着病残之躯主持了在深圳举行的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许多学界名流都以能成为傅先生的私淑弟子为荣，许多学界新秀亦都以能亲自聆听傅先生的学术演说而感到骄傲。在会议的间隙，他们都争相到傅先生的房间拜访、叙谈。随行的医生反复叮嘱傅先生宜多休息，但事实上，与同道者欢聚该是多么惬意的事啊！傅先生以平易近人、乐育后进著称。四天的大会，傅先生接待了众多的学人，言谈中他毫无倦意，可回到厦门后，他就住进了医院，再也没有康复出院。
其实，傅先生住院也是常有的事，当我1985年想报考他的硕士研究生的时候，他已因肝癌住院过多次。当年因身体状况不太好，他已决定不招研究生，但等身体略有好转后，他便又决定招我为他的硕士研究生。对此，我顿时有一种受宠若惊之感，心中亦朦胧地生起不辱师门的念头。
傅先生早年就读于福建协和大学经济系，20世纪30年代中期留学日本，学习社会学，不久返回国内在福建省经济研究院工作。从那时起，他已逐渐形成起自己经济史与社会学研究相结合的被称为“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特色，并卓有建树。不久他转入厦门大学。50年代，适逢国内开展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讨论，他以自己的研究在国内史学界异军突起，成为中国社会特性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派，由此奠定了他在国内史学界的崇高地位。新中国成立以来，傅先生辛勤耕耘，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土地所有制、阶级关系、商品经济发展等方面颇有建树，其研究成果为海内外同行所深受，有人甚至不惜盗版流传。
在我做他的研究生的三年中，傅先生时常住院，或时常休养在家。我时常承担起护理他的任务，因而取得了更多与他接触的机会。我时常去医院陪伴他，亦时常挽着他在厦大的芙蓉湖边、映雪路上漫步。傅先生与我谈学术，论做人，讲人生，我竟全然感觉不到他存在任何的清高与傲慢。因为身体不好，他无法太多地亲临学术盛会，但反过来却多有国内外学者来拜访他，他则耐心地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亦为学界后进指引治学路径。由此我深得教益。
傅先生是一个伟大的平凡人，他完完全全地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他心爱的学术事业。在他的家里，凡有墙壁处，几乎都放有他的书橱，他时常省吃俭用，购置了数万册的图书，其中有些是少有流传的珍本，特别到了晚年，他身体有病需要营养，师母又没有工作，经济显得颇为拮据，他宁愿不请保姆，少吃补品，也舍不得少买书。直到生命垂危之际，他还向我们打听最近书局店有什么新书。傅先生治学严谨，论从史出，曾被人家错误批判，蒙受屈辱，但他不随风转舵，而是信之弥坚，如今傅先生的许多观点已被海内外学人所广泛信服，他所倡导的文献史料与民间实物史料相结合以证史的方法亦得到了众多学人的一致体认。在我随傅先生读研究生的三年中，曾有幸多次被派往乡间寻访资料与史迹。其后，我已把这种做法衍为习惯，我深感这种做法可以达到突破仅由官方文献述史的局限，实现对政策和政策执行两方面的双重观照，从而更能接近历史真实的目的。
傅先生为人耿直，不屈权威。他曾历任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历史系主任直至厦门大学副校长，但他从不谋半点私利，在三个儿子就学、从业问题上，他不但不求照顾，反让他们到艰苦环境中去锻炼。他没有给孩子留下什么宝物或金钱遗产，几万册的图书亦已遵嘱献给了福建省图书馆。
作为傅先生的学生，我们为他高尚美好的人格，执着坚定的为学精神及经得起考验的辉煌学术成就感到骄傲。我们更愿以踏实的工作光大其学术事业，以告慰恩师傅衣凌先生。
（原刊《世界日报》1998年2月1日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