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眼
小时候生活在“批林批孔”的氛围里，却一直不能接受孔子是“坏人”的观念。因为我奶奶早已给我灌输了孔子是圣人的思想，说文字是孔子发明的，珠算是孔子发明的，孔子“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等。尽管读了历史后知道有些不一定真实，但我却对孔子的圣人身份笃信不疑。
一般而言，社会的进步是以新思想不断取代旧思想为标志的，但是并不一定以“新”面貌呈现的东西都是应该肯定的，而且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往往有“反文化”的逆流出现，正像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所说：历史是诸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有鉴于此，我们认为，要保持社会的进步，不能仅仅求新，而且更应求实、求真。有价值的文化遗产更应该倍加珍惜，何况今日的世界，彼此都在经济的竞争之外，更强调文化的竞争，更注重自己文化软实力的建设。
孔子生活在由春秋到战国的过渡进程中，当时或合纵，或连横，敌我阵营不断发生着眼花缭乱的变化，礼义遭遇陵夷，崇计尚策，一定程度上成了投机者的乐园。这时孔子提倡复周礼，实是出于重建社会秩序的愿望。后代却有人将之解读为欲开历史的倒车，这实在是大谬其趣。
战国时期，出现了中国思想史上的“百家争鸣”，这本身就是面对社会纷乱，学者们力求正本清源而做的努力。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正是这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认为周代借鉴了殷夏的治理经验，实现“文治”，是最理想的一种状态。
孔子首先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三千余首诗中分《风》、《雅》、《颂》加以选编，精选出三百零五首，谱曲加以演奏，力求与古代《韶》、《武》、《雅》、《颂》的精神相符合，这样礼乐便得以彰显。孔子希望这项工作能达到“以备王道，成六艺”的效果。
事实显示，孔子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所谓“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孔子在教育时坚持“学问、德行、忠诚、道义”并重，摒弃臆测、武断、固执和自以为是等痼疾，对于斋戒、战事和疾病均应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孔子强调在尊重天命和仁德的前提下言利。在教育过程中强调激发学生的兴趣，调动学生举一反三的积极性，这样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在日常为人处事方面，孔子坚持谦恭的态度，对于乡党，显得特别的温良恭敬，绝不抢白。在回应朝廷的召唤时，说话务求条理清晰，言简意赅，保持谦谨。当上朝时，与级别高于自己的官员说话，能做到态度和悦又中正直言；与级别低于自己的官员说话，则要做到理直气壮，直抒己见。在进入朝廷办事时，做到谨慎恭敬，接见外宾时，则矜持庄重；遇到上司召见，力求迅速应对，甚至马车尚未套好，就先步行而往了。对于不符合礼节的事一概不做。对人有恻隐之心，参加丧礼的宴席，不要求吃饱，一天中曾经哭过，这天就不歌唱了，要对有丧之人、残疾人表示同情。孔子最担心的是不整治德行、不研习学问，遇有道义之事不全力以赴这三件事。他特别提倡用积极健康的歌曲引导人们追求美好的人生。孔子这种谦谦君子人格曾是后世知识人的楷模，历代帝王亦尊孔子为“至圣先师”。
孔子的这套人生哲学几乎代表了东亚传统文化的精髓，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本。当韩国、日本大举以儒学文化传承者的姿态自居的时候，我们是该认真思考自己的使命的时候了。前些天到韩国成均馆大学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顺便参观了文庙、大成殿，还听说9月28日将举办盛大的祭孔大典，我更觉得我们文化人该有所作为了。
（原刊《厦门大学报》2008年10月18日“校园茶座”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