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中引用过一个对联叫：“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联想到中国传统社会“耕读传家”衍为风气，世人还真喜欢把耕与读联系起来。当文化程度并不高的父母把我送进学堂的时候，给我起了一个“日根”的名字。或许父母期待我像他们那样勤于耕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父母没有奢望我出人头地，只希望我成为一个能认字、会算术的农民。父亲因为能书会算，家里的登记本上记录了每天的出工情况，所以生产队的记工员不会漏记我们家的出工。每年生产队分红时，父亲能早早地算出我们家一年来的劳动所得，扣除掉口粮钱，每年大约有一两百元收入。靠着这点收入，曾读点书的父亲把一家人的生活安排得相当妥帖。每逢春节，父亲还能为各家写对联，内容大多是凭着自己的读书积累，针对各家具体情况自编的。从父母那里，我体会到勤劳和书算是家庭自立的两大重要法宝。
或许是小学时课程较松的缘故，我在干些诸如扫鸡粪积肥、割羊草等家务之余，还能把爷爷收藏的一些线装小说反复看过多遍。于是小学时代的我就是班上的读书尖子，甚至有人编出一个“双头脑子”的称号。我该承认，这个称号成了我读好书的助推器。我凭着勤奋，加上善于用脑，读书变成了一件富有乐趣的事情。
高中的物理老师让我当科代表，是因为入学后的第一次物理考试得了满分。可后来班主任是语文老师，他直到高二第一学期快结束时，也就是离高考只剩一个学期的时候，建议我考文科。为此，物理老师甚至跟我说了这样的气话：你文科能考上，我今后的工资全给你。但我还是听了班主任的意见，结果当年我名落孙山。物理老师还真是别具慧眼！我进了另一所中学的文科补习班，除了吃饭、睡觉之外，一门心思读书。一年后，我考进了厦门大学历史系。
正像我的导师傅衣凌先生用福州话所说的，“日根”即“历耕”也，应该在历史这个领域好好耕耘。傅先生是大学问家。我牢记他老人家的话，把父母农耕劳动遗传给我的勤劳倾注到历史学的学习和研究中。回头一看，岁月已过二十六载，其间我顺利地读完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顺利地晋升讲师，破格晋升了副教授、教授，当上了博士生导师。
从傅衣凌等先生那里，我培养起了关注基层社会生活史的兴趣，养成了多学科阅读的习惯，还形成了勤走田野、阅读生活之书的为学路径。在我成为一名大学教师的时候，父亲就对我说：“镰刀是农民的工具，铁锤是工人的工具，书和笔就是读书人的工具啊！”如今年过七旬的父亲，还时常寄来没有标点的家书，让我继续体味着读书对于一个农民的意义。
我时常站在书橱前凝视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得来的一本本书，回忆着书中教给我的知识、智慧和人生启迪。我思考着：父母是农民，使用的工具是镰刀和锄头，生产出来的是粮食；我是教师，使用的工具是书和笔，产品就是毕业生以及精神食粮书籍。这表面上确实存在不同，可职业精神却是一致的，即都需要“勤”字当头。由于读书人在传统社会即被视为社会的仪范，因而他们就更应该对自己的德行提出更高要求，在引导社会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方面起积极作用。
俗语说：“书到用时方恨少，白首方悔读书迟。”我铭记着先人的智慧结晶，在家里能利用的地方都放上了书，日日伏于书案，从不敢懈怠。通过读书，原本笨嘴拙舌的我，既能把复杂的社会现象条分缕析地展示给学生，又时常能作出令人信服的学理解释。通过读书，我学会了编书、写书，乃至逐渐形成了一家之言。通过读书，我能鉴别出书的优与劣，思维的睿智与迟钝。通过读书，我也能处变不惊，泰然面对人生的酸甜苦辣。书是我从事教师职业的工具，延长了我的四肢，拓宽了我的视野，使我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依据，也使我变成了书的符号，希望能激励更多的人。
我愿用“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与读者共勉！
（原刊《福建日报》2006年6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