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始皇在咸阳宫举行酒会，七十名博士来向他祝寿。仆射周青臣进颂词说：“过去秦国方圆不过千里，仰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形成了天下一统的局面。设置郡县制度，人人安居乐业。力图永远告别战争。自上古以来没有人能及陛下的威德。”始皇听后很高兴。博士齐人淳于越进言说：“我听说殷周维持长期的政权，是因为将子弟功臣加以分封，使之成为王室的枝辅。现在您的子弟却均没有功名身份，遇到像齐国田常、晋国六卿那样的大臣，身边没有足够的辅佐力量是很危险的事。我建议您要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啊。周青臣纯粹是一个阿谀逢迎之徒而已。”秦始皇不但没有责怪淳于越，而且还将其议交大臣讨论，倒也体现了一种民主的意味。丞相李斯有了进言的机会，他说：“五帝和夏商周均没有一味照搬，却各自达到了治世的局面，并不是故意追求不一样，完全是因为时势发生了变化。现在您是在从事着前无古人的大事业，单沿袭过去是没有出路的。过去各诸侯相互争斗，对游学之士特别优待。现在形势变了，是树立国家权威的时候了。在此前提下，老百姓各安其业，从事生产，是当务之急，官吏们应该学习治理国家的法令，行使好管理社会的职责。”李斯认为那些以古非今的腐儒只会扰乱老百姓的思想，这是很不利的，他说：“皇帝您‘别黑白而定一尊’之后，一定不能允许‘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的现象泛滥，否则各自以自己的学说来非议国家建立的法律教化制度。朝廷一有一个制度出台，他们就拿出一套学说来批评这套制度，在公开场合作出虽心不服却又三缄其口的架势，到了私下场合又评头品足。社会上甚至视这种人为高人，皇帝的威严被损害，结党营私的现象必然不可避免。”李斯建议要在统一思想上有所作为，焚书是一个重要步骤。
他规定了焚书的范围和实施方法是：“史书中凡不是秦国历史的均烧掉。除博士官外，《诗》、《书》和诸子百家的著作都要上交烧毁。禁止再说这些方面的内容。不遵守的要实行连诛制度。鼓励举报。吏员不得知而不举。上交的期限是三十天，否则黥为城旦。”同时规定了不能烧的书是“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李斯的这套方略获得了秦始皇的批准，并付诸实行。
从这其中看，烧掉各国史书固然让司马迁感觉到“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但从政治上看，确实是迅速培养秦帝国认同的重要一步。对于《诗》、《书》、百家语，博士官仍然可以保存，只是不让其在民间流传，导致舆论的混乱。这也是治国者经常要采取的方略要求。要求上交给予了足够的期限，明了细则，并且对“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加以保护，因为这些没有意识形态色彩，是任何政权都不应摒弃的。近年考古发现了不少简帛日书、式法、五星占、养生、病方、脉经、胎产书、导引图、美食方（最近在虎溪山沅陵侯吴阳墓中发现）等等，或许可以说明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时常还停留在民间层次，具有一定的区域性，普遍推广的机制仍没有建立。
秦始皇在“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之后，“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显然秦始皇仍然希望发挥文学之士在治国理政上的作用，文化人仍可以自在地生活着。只是后来秦始皇迷上了长生之术。公元前212年（秦始皇三十五年），秦始皇羡慕长生不死的“真人”，用侯生、卢生等方士以求灵芝仙药。发现上当之后，秦始皇下令追捕妖言惑众的“方术之士”，这些人严格说来不能算儒生，最多只能算是憋足的儒生。《史记·儒林外传》只是说：“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坑的只是“术士”，而且是以所谓仙药诱惑人主并造谣诽谤，坑之也不为太过。
进入西汉，伏生等硕儒响应朝廷号召，迅速让弟子记录下他熟记于心的五经六艺，流传下来，主要以记录鲁国历史的《春秋》亦重获新生。秦王朝的焚书具有政治统一意义，对文化的破坏则是有限的。
（原刊《厦门大学报》2008年3月22日“千百年眼”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