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渐而成巨流，上海史中关于苏北人、宁波人、广东人和福建人的研究均有了专著行世，分别为韩起澜《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中译本）、李瑊《上海的宁波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宋钻友《广东人在上海（1843-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和高红霞《上海福建人研究（1843-1953）》（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或许今后还会有上海的山东人、徽州人、苏州人、绍兴人等等的研究，上海史的研究堪成大国。应该说这些研究既有利于揭示上海发展的脉络，亦是寻找地域文化性格的最佳场景。
一、各地域人群在上海史上留下的轨迹
上海是移民开发的城市，各地移民在上海的舞台上发挥自己的所长，谋求自我的发展。他们的地域文化性格也得以充分表现出来。
（一）高红霞著作的论述
福建人曾与广东人一起最早承担起开发上海的历史重任，这一方面借助于他们长期养成的航海传统，开辟了从海上转运货物的通道，清朝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展海令”之后，这条海上贸易通道渐成规模。福建人或用从南洋得来的银圆，或用自己的地方特产如荔枝、龙眼等水果，蓝靛、苏木等制染材料，或用木材、纸张、烟草、砂糖等，或干脆凭借自己的手工艺从江南等地换回棉花、丝绸和粮食，这些活动基本处于商业领域，相对于上海而言，融入性显得弱了些，对上海近代工业的缔造似乎缺乏固有的兴趣。
在上海的福建商人起先以漳泉人为主，他们建立起以福建命名的会馆，实际上并不覆盖全省，就像早期移民加拿大、美国的广东人建立中华会馆一样。其后，福州人在上海建立了三山会馆；建阳、汀州人又建立了建汀会馆；晋江、惠安人从漳泉会馆中脱离出来，又建立了晋惠会馆，因此，会馆实际上并没有统合全部上海的福建人，事实上会馆也不追求那样的大而全。所以我们看到福建会馆，一般不要把它想象为全体福建人的组织，可能其他地域性组织也存在同样的情况。
在上海的福建人中，除了商人之外，还有为官者、为学者等等。官僚阶层自然以参与政治为职志，为学者可能对上海的文化教育产生影响。其中出现了一批在上海很有影响的人物。
上海的福建人在上海小刀会起义中的表现让上海人和在上海的其他外地人进一步认识了福建人，特别是福建的闽南人，甚至定义他们为敢于冒险犯禁，易于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因此上海的地方官府对他们抱有警觉，甚至抑制他们进入上海。有人认为，小刀会起义甚至成为上海福建人渐见减少的一个机枢。高红霞认为，上海福建人渐减的原因当在大量福建商人转移去了南洋，实现了工作重心南移的一个结果。但是这种转移也没有导致上海福建人的完全收缩，漳泉会馆的兴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一直到民国时期都很有影响力。
在上海的福建人还留给人们一个乡缘观念强、祀神习惯重的印象，天后成为他们的守护神和保护伞。他们时常聚集在神灵面前举行各种活动，凝聚乡人的认同感。
（二）韩起澜著作的论述
苏北人在上海被别人建构成一种族群，一种来自北方的穷苦的难民人群，从19世纪中期至1949年，来自江苏北部的人源源不断地涌进上海以逃离贫穷、洪灾、干旱和战乱。有时也包括来自安徽、山东和河南的流民。对于他们的到来，上海的居住者是不欢迎的，无论是官方和民间均采取了一系列的阻止和限制措施，但是许多人还是住了下来，搭建了临时住房，有的以船为家，或者用芦苇和他们能找到的其他碎片零料盖房。
当别人这样定义他们的时候，他们自己也逐渐被动地接受了这种命名，他们似乎天然地只能选择拉黄包车、当码头搬运工、贩卖蔬菜等职业，偶尔进入工厂，雇主和江南籍工人的歧视仍然促使他们只能去做那些工资低的重体力活。于是，他们的身份上被刻上难民烙印，他们多居住于棚户区，他们是一群苦力劳工。苏北人天然被想象成是社会的下层，与上海的社会上层形成天然的“文明”与“野蛮”的区别。俗语中有“笨的像个苏北人”、“脏的像个苏北人”、“淫乱像个苏北人”，凡一切不利的东西均可加诸于苏北人。当外国人在上海凌驾于江南人之上时，苏北人更被压在社会的最下层。在被别人认定的苏北人中，相互并没有凝聚起来，身份的隐匿成为许多苏北人的生存策略，或者出身扬州的苏北人还与出生于盐城、阜宁和淮安的苏北人划分开来。这不仅仅是坚持地方主义，而且是一种重新创造和精心策划的抵制行为。譬如一个扬州餐馆的厨师说：“我们的习惯完全不同于盐城人的习惯。我们的语言不同，我们吃的也不同。盐城人吃薯类，而我们吃大米。我们不认为盐城人是我们的同乡。”甚至一个县的人就不认另一个县的人为同乡。譬如一个叫夏克云的是淮安人，他承认：“如果有人从淮安来上海，我们就会帮助他，但如果他来自扬州，我们就会不理他。”彼此之间并不认同外界给予他们的共有身份——苏北人。19世纪晚期的改革家张謇是南通人，从地理上看，属于苏北，但他宣称，苏北只包括紧贴淮河以南的地区，如盐城、阜宁、淮安，言外之意，扬州或更往南的海门或南通地区都不是苏北的一部分。有一个来自扬州的修脚工说：“那是因为我们扬州人知道怎么好好说话，我们讲话相当文明。对于服务人员来说重要的是要好好说话，否则顾客就不会来。”因此，在上海就不会见到像苏南各地的移民组织起来的同乡会——尤其是声势显赫的宁波同乡会那样大或那样强有力。有的只是以县为单位的小规模的同乡会，即使有以苏北命名的同乡组织，亦大多数短命而终。有了江淮旅沪同乡会，但它似乎只包括淮安、淮阴、涟水、泗阳、盐城和阜宁等地，20世纪40年代，（南）通—如（皋）—崇（明）—海（门）—启（东）旅沪同乡会成为为苏北区域最南部的移民服务的机构。因此，若干全苏北同乡会的存在不能直接等同于江苏北部移民中出现了对苏北的认同。
当日本占领上海之后，苏北人又被加上了“通敌”的恶名，或者被攻击为利用政局的动荡偷东西，或者被攻击为巴结日本人，甚至投靠日本傀儡政权，有的说苏北人借日本势力狐假虎威，有的说苏北人被日本人收买为密探，还有人看到日本便衣领着手执利斧的苏北人。事实上这些人是否真的都来自苏北，是值得进一步深究的问题，但当时人们却宁愿这么相信。好在后来在其他地区也出现了大量非苏北出生的坏蛋，苏北人的恶名才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清洗。
籍贯观念在中国的多处移民开发城市显示出来。在香港，不是苏北人遭歧视，而是“上海人”被归入另类；在武汉，河南人也遭蔑视；在北京，理发师、澡堂侍者、女佣亦遭白眼。韩起澜认为原籍族群在地方史研究中值得重视。韩起澜说：“根本不存在关于苏北或苏北人的明确定义”，“苏北并不是一个客观的、明确界定的地区，而是代表一种关于某一特定地区同质同类的信念。该地区可以包括整个江苏北半部，也可以仅指某些部分；它可以包括邻省山东、安徽的一些地区以及江苏南半部某些地区，就看你问谁了。它可以按地理、语言或经济状况来界定，但是每一种界定都产生即使不相互矛盾也差别很大的定义”。在上海，苏北已不再追究其出身地究竟在哪里，它既是现实的地方又是想象之地，既是实际的类别，又是社会建构的类别。
顾德曼说：“原籍概念是传统中国人身份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一般说来，这是陌生人之间相互打听的第一件事，是记录一个人（姓名和化名之后）的第一个特征，是个人涉讼前要被查明的第一个事实。”然而籍贯是一种有伸缩性的建构：个人可以决定哪一代人的故乡作为他或她的原籍；而且，原籍可以指特定的村、区、市或省份。正因为原籍对一个人的身份十分重要，因此，要说明一个人的原籍并非易事。在世俗的眼里，苏北其实不是一个客观的地方，而是另类的代表，有别于江南，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江南遗忘之地。江南是富足和高雅的体现，不论其内部有多大差别，而苏北则成为贫困和穷乡僻壤的体现，无论其是否丰富多彩。韩起澜认为，苏北之概念是清中叶经济衰退之后产生的，且来源于移民格局，随着19世纪江南商业和工业经济的拓展，随着苏北日益加快地沦为自然灾害的受害者，大批农民开始南迁，在那里形成了一个下层阶层。有些人来自盐城，另一些人来自南通，在江南人看来，他们都是一种类型的北方人。
本来江南人和苏北人相对于上海而言都是移民，由于江南人很大程度上要竭力宣称上海是他们的上海，才竭力要夸大他们与苏北人的区别。韩起澜运用了人类学的族群理论对上海的苏北人进行了有特色的研究。
（三）李瑊著作的论述
宁波人到上海主要是受到近代工业的吸引，宁波人的加入带动了上海金融业的迅速近代化，也带动了上海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还带动了上海新式教育的兴起。宁波人在上海开设钱庄，并逐渐转化为新式银行，以四明银行为代表的上海金融业为近代上海工商业提供了坚强的资金支持。迁居上海的宁波移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战乱等原因迁居沪上的富豪之家，他们携带了大量的货币财富，“绅商之挟厚资而寓居上海者，且接踵而起”（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86页）。即使是中下层移民亦多少有些积蓄，可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在资金十分匮乏的近代中国，宁波地区各种形式的积蓄聚集于上海，注入工商，成为“原始积累”，为上海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货币“血液”。宁波商人投资于上海的工矿企业、近代交通运输业，采用近代科技，施行科学管理，注重广告宣传，极大地推动了上海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宁波商人亦在宁波与上海的海上商业贸易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宁波商人在上海创办新式学校，创办宁波旅沪同乡会小学，叶澄衷创办澄衷学堂，亦带动了上海教育的近代化。即使是四明公所这样的传统社会组织也改变了传统的规程，大力采用民主化主张，公开会议议程，不断厘定章程以臻完善；成员亦不再局限于工商，而扩及到其他各界，使同乡会的组织更加规范，更富现代意味。当然，宁波同乡会虽然抛弃了旧同乡团体的封闭性、排他性特征，尤其是贵族化的领导和因循守旧的管理程序，但并未抛弃“同乡同源”这一原则，相反，“它们以同乡圈子这一无可争议的材料为基础，筑起了其现代主义之形象，并以此进一步肯定同乡纽带的重要性”（[美]顾德曼：《新文化、旧习俗：同乡组织和五四运动》，《通向世界之桥》下，第266页）。
宁波商人是明清时期即兴起的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他们身处近代化的浪潮之中，迅速实现着自身的转型，旅沪宁波人的同乡组织甚为发达，传统的乡土社会组织很快实现了适应时代的变化。制定了章程，推行了理事会制，更加注重机构的运行效率，四明商人公所在近代上海的社会事务中发挥了显著的影响力，甚至在与法国人的斗争中赢得了胜利。这极大地振奋了中国的民族工业。
宁波商人长期濡染于浙东学术，带有浓郁的传统文化美德，构成了上海近代化过程中的一种良好的文化资源。通过与其他各地移民的文化交融，衍生出沪地海派文化。李瑊总结说：“上海的宁波人之于上海是一个特定的群体，是一个令人凝目、令人遐思的群体，是一个象征，她象征着‘开拓、创新、进取’，这是宁波人的内在性格，也是上海人的文化机质。宁波人从甬水明山走来，以此为‘自己的终极、自己的根’，不断向外发散着智慧和心力，但他们的终结点并未回归原处，他们始终把‘不断的变’作为生命发展的主脉和存在的基础。他们永远不愿意停留，而始终使自己处于无尽的创造过程中。”（第308～309页）宁波人务实诚信、乐善好施的习性赢得了上海各帮的高度认同。
宁波商人迅速超越了在上海各占地盘的晋、徽、粤、闽商帮，晋商的票号近代后便衰落了，徽商号称“无徽不成镇”，可是“遍地徽州，宁波人跑上前头”。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中说：“宁波帮财力虽则不及山西帮，但谨慎、精密和勤俭，却跟山西帮相仿佛，而没有一点顽固，宁波帮是进步的；又虽则没有广东帮那么的果敢决断，能在国外国内活跃，但宁波帮却稳健而着实的，和广东帮正旗鼓相当。”
（四）宋钻友著作的论述
广东人往上海开展贸易的历史悠久，堪与福建商帮并肩。或者可以说往上海者以毗连福建的潮阳、澄海为主，兼及珠江三角洲的中山等地的人为辅。由于乡关遥远，上海的广东人较早便建立起了自己的会馆，像广肇公所、潮州会馆、粤侨商业联合会、广东旅沪同乡会等，这些会馆公所组织除了为生者提供调解纠纷、排忧解难、平抑冤屈、救助、提供宗教祭祀场所、演戏观剧场所、开展体育活动场所之外，还为死者提供丙舍义冢。正是这些会馆公所组织为广东商人跨越乡关在遥远的上海开展自己的经商活动。广东商人与福建商人为上海的开基作出了贡献，但随后福建人却因为小刀会起义逐渐退却，广东商人则走向上海的新兴工商业，凡烟草工业、机器工业、食品工业、面粉工业、衫袜制造业，都留下了广东商人的身影。广东商人还在金融业、贸易业和零售商业等领域拥有了自己的领地。广东商帮积极参与保路运动、抵制华工禁约活动，反抗外国强权，体现了由家乡到民族国家观念的凝成。进入20世纪一二十年代，广东商帮内出现了政治分野，国民革命的烽烟在上海的广东商人队伍中亦多有反映。
二、若干可以继续讨论的问题
几部著作总结移民上海的原因往往都是本地地少人多、自然灾害频繁、战争灾难、悠久的经商传统和上海的经济吸引力，其实这些或许只是一般性原因，却无法揭示不同地域人来沪的直接原因。
土著与移民、先移者与后移者之间经常出现矛盾与相互冲突，苏北人成为各种恶名的替罪羊，苏北的扬州、盐城、淮阴之间又各造区域，彼此分野。
几部著作在总结各地域移民对上海开发的贡献时都说他们在上海的发展中具有突出的贡献，但实际上相互间的争斗往往彼此削弱，有的早先一度辉煌，随后就走向暗淡。有的则后来居上，成为上海近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闽粤商人来上海有共同的追求，共同的优势，但也有若干不一样的地方，如上海小刀会起义后福建商人便出现了数量下降的趋势，高红霞解释是因为福建人转向了东南亚，其实广东人也多在东南亚开展贸易，广东商人将与美洲、东南亚等地的贸易连成了一个网络。一地的兴盛并不会导致另一地的衰落，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在上海漳泉会馆长期维持兴盛的局面，与漳泉商人在东南亚发展呈现相互映照的局面。福建商人在东亚地区的商业网络建设也是有目共睹的。
苏北人在上海的际遇较差，据说是因为苏北移民多为难民，属于社会下层，他们生活不卫生，公德心差，因而苏北变成了肮脏、落后的代名词。但实际上上海的苏北人中也不乏有钱人，他们也像宁波商人那样从家乡带去了若干钱财，他们到上海后一样住洋房，娶小老婆。因此，已有的一些说法往往具有偏执性，不足为训。进一步正本清源的空间仍然很大。
地域人群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视角理解历史，但过于偏执则可能成为谬误，我们仍需要从更多的角度对可能形成的谬误加以纠正，这样我们便能更加接近于历史事实。
（原刊《团结报》2012年6月28日第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