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泰州城河的历史变迁
泰州的历史兴衰是与周边环境的变化、当地官员的更替等因素密切相关的，历史名人的过往会在泰州留下痕迹，扬州的兴衰能影响泰州的兴衰。泰州与外界的联系经常通过水路来实现，城河是进入泰州的最后一站，泰州的历史变迁可以通过城河的变迁得到体现。
宋代范仲淹在泰州监西溪盐场任职，滕子京时任泰州军事通判，两人结成很深的朋友关系。“君子不独乐，我朋来远方”是他们之间友情的贴切表达。范仲淹在任兴化知县时修建的范公堤体现了其“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概括了古代贤臣的普遍心声。
明代泰州是被朱元璋舍弃的地方，因为这里曾是张士诚的老巢，洪武初年常遇春率师取泰，久攻不下，乃至对泰州产生了厌恶之心。常遇春甚至自泰兴开水道即今由口岸来泰之河，行水陆夹攻之势，从西门攻入泰州，大肆焚杀自不待言。明太祖还决高堰之堤，直注淮扬，演成“倒了高家堰，淮扬二府不见面”的惨剧，泰州“城中三尺水，坡子七人家”。城河的漫溢几乎毁灭了泰州，明初的这一变局使泰州人口迅速减少，这也使泰州成为江南士绅移居的区域。民国《泰兴县志》卷二四说：“试征诸氏族谱牒，大都皖赣名族，于元明之际迁泰。”
到太平天国时期，是江南移民来泰的又一契机，因为“太平军之役，天下纷扰，江南为洪氏所领。江北已处处不安，惟泰以地僻，未遭陷落，官署机关，固多设于泰，人民避乱而来者，尤为不少。事平之后，往往留泰不返”（《泰县氏族略》稿本，泰州图书馆藏）。“清初有避乙酉之乱而来者，扬州既下，十日屠城，人民逃于泰者不少，至于清末，辛亥革命，满人恐遭仇杀，京口驻防家属随吾泰吴王树费季桥两先生来泰避其祸者，有罗姓、赵姓，时吴费为京口八旗学堂教习，故渡之以师也。”这也是泰州移民的一个来源。
其他像从戎的、作宦的、经商的经城河而移居泰州的也不少。从戎的如“王砺品之祖，以昌黎人为泰州守御，而家于泰”。作宦的如“明清两代，作宦于泰，乐其地僻俗淳而家于此者往往有之，如静海宫氏，其先以摄州篆来泰，遂家焉”。“宛平钟氏名灵，官泰州州同，殁后子孙遂家于此。”“钱塘许姓，屡官于泰，而子孙即居此间，俗称许公馆者亦是也。”经商而移居的主要是皖商，洪姓、胡姓是大姓。胡震泰、胡源泰等长期在泰州做茶叶生意。新安会馆、旌德会馆是徽商的根据地，另有做烟业的福建人建的闽中会馆，做油漆生意的京江人建的京江会馆等，会馆为客商实现土著化提供了中间环节。（《泰县氏族略》稿本，泰州图书馆藏）
在泰州，有的家族成长为大家族，如“港口居民千余户，而陈、宋两姓最多数，俗有‘三陈七宋’之谚”（《吴陵野纪》卷二《三陈七宋》）。另有“宫、陈、俞、缪四大乡绅”之谚。宫氏祖籍静海，明初始祖智达摄州篆，遂家于泰。明清之交，科名鼎盛，宫伟缪、宫梦仁名尤著。陈本吉水望族，自上望迁马田，道新避陈友谅乱，复由马田迁泰。清初登科第者多，陈泗源太史厚耀，以算术受知，赐翰林院修撰，世尤荣之。俞氏始祖兴一，明永乐间由苏迁泰，俞铎顺治壬辰传胪，俞梅康熙癸未进士，皆为名太史。缪氏系出兰陵，元至正间，缪古兴由嘉兴迁泰，遂为泰人。明清间科名不绝，缪太史沅康熙己丑廷试，探花及第，祖培乾隆戊戌会元，六十年间两大科名，允称盛事。当时望族，所以推此四姓为最。今则兴衰异势，不无今昔之感，然其子姓犹复繁衍也。（《吴陵野纪》卷二《宫陈俞缪四大乡绅》）
《吴陵野纪》卷二还说：“年来城市富绅，妇孺咸知者，莫如支、庐、王、管、沈，其财力之厚薄，势力之大小，虽略有差异，而邑人言及城绅者，必连类及之曰‘支庐王管沈’。支本丹徒人，清同治间支筠庵观察方廉，曾官浙江温处道，侨居于泰，遂家焉。今雪琴，更生皆以富著，邑庐有南北之分，居城南者曰南庐，居城北者曰北庐，皆明进士庐千驷后。永乐元年，由苏迁泰，今以南庐为富，嵩亭先生福保生子四，以求、志、达、道名之，长求古，次志古，三达古，幼道古。求古官知府有政声。王亦旧族也，其始祖景隆，明庠生，由苏迁泰。自乡贤公沂中（世丰，举人，官学正）而后，科名鼎盛，子勤太史（广业）以耄龄重宴恩荣，大富贵亦寿考，生丈夫子十二人。族益大。邑人询其族者，佥以行第为别。称之曰‘王几房’。管氏由其始祖全于明初迁泰，居东台，八传至栻，迁本城。清光绪甲午石清先生（得泉）以进士官知县，作宰诸城。诸城夙称优缺，先生宰是邑，办契税，考上上，而宦囊之富，亦基于此。沈氏自明御医露迁泰后鲜闻达，惕斋先生（秉乾，更名铸）以光绪甲辰进士起家，官京曹，光复后家居不仕，五姓源流大略如此。民国十六年春，孙军某师驻泰，悉索敝赋，民力殚矣。唯此五姓，出其藏金以供苛求，日凡数百元。五姓分担之，支最多，沈最少，按时输进，名曰‘叛墩’，秩序赖以无扰者达两旬，不可谓无功于地方也。”《续纂泰州志》卷二八《流寓》记载：“支方廉，自简庵，丹徒人，官至浙江温处道，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侨居泰州。”庐福保，字嵩亭，岁贡生，清末任泰州学会会长，庐求古，字义侣，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举优贡，历任甘肃隆德、宁夏皋兰等处知县（民国《泰州县志稿·人物》）。王世丰，字沂中，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举人，官金山线训导。《续纂泰州志》卷二四《仕绩》有传，王广业，字子勤。清道光三年（1823年）进士，官至福建兴泉永道，《续纂泰州志》卷二四《仕绩》有传。
明末泰州学派麾下也团结了一批南来北往的读书人，部分成为泰州新的居民。
二、泰州的文化特征
（一）泰州文化生活体现出明显的层次性，社会上层与普通民众均有其消费场所
泰州生活了各个层次的人们，有官员、富商、盐民，他们的消费标准自然很不一样，显示出明显的层次性。
当盐业兴盛之时，在泰州为盐官是肥缺，清赵瑜竹枝词说：“泰坝官儿缺最优，自称本府忒风流。一年一度真调剂，不愿生封万户侯。”“藩宪衙连运宪衙，候补人员纷若麻。走过大街穿小巷，公馆一家挨一家。”（李兆贵、王申筛：《独特的泰州税文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139页）官员和候补官员成为当时的一个庞大群落。
随着盐业的兴盛，仓储业得到发展，清赵瑜竹枝词说：“我是西仓盐业人，过盐眼见往来频。残纲销尽新纲转，间有凶荒足济贫。”佛教寺庙光孝寺得到了商业余润的滋养，“光孝年来气运昌，丰收大众有斋粮。法王第一显灵应，火药局归盐义仓”。（第139～140页）
一些贫寒之人也从发达的盐业中分得一丝余润。清康发祥竹枝词说：“抬盐浦在北门西，丰歉居民命不齐。满地雪花多拥彗，天将余利养穷嫠。”（第129页）当淮盐销售扩大后，服务业随之而起，“票引新章换旧章，通湖达广远招商。沿河多少官盐栈，包买还包代客装”（第132页）。清赵瑜竹枝词说：“屯揽包收俱磬尽，起装钩扛半摧残。可怜坝客皆绅裔，也学分钱摆地摊。”（第140页）牙行业繁盛是盐业繁盛的一个缩影。
城河是泰州民众休闲娱乐之所，朱余庭有竹枝词：“五月城河浅水流，喧天锣鼓闹龙舟。锦标夺得人争羡，泰坝衙门都皂头。”（第133页）或许由于泰坝税务部门的执法人员长期游离于河上，因而水性良好，轻松夺得了龙舟赛的头筹。
泰州生活着大量的灶户，属于下层，他们辛勤劳作，却收获甚少，时常还要被苛刻的税吏勒索，因而时常生活在社会的温饱线以下。他们的消费往往已较低下，在泰州东南城郊有大量这样的饭店，“城南市面不若城北之盛，而小饭店特多，盖南乡农民平居鲜食米饭，偶至城区，争以一饱为快，故业是者甚伙”（《吴陵野纪》卷二《城南小饭店》）。
（二）泰州文化具有包容性，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共存，取长补短
外地来贩盐的时常能赚个碗钵满满，湖广人争相来营，楚音盈耳。因为生意的繁盛，河面宽阔，连水草都少有踪迹。即“断港支潢没草莱，大河风送峭帆开。天滋一水明如镜，绕过东门雉堞来”（《独特的泰州税文化》，第124页）。南来北往的商人激活了泰州的繁华，“烟水南关取次过，米盐捆载入长河。舟行卅里通姜堰，市肆喧阗驵侩多”（第124页）。当商业繁盛时，泰州民众的生计得到的保障也多，各类仓储建立起来，如“创修廒厍为储粮，不待屯田也救荒。红粟海陵传万古，盐仓东去太平仓”。泰州南门多丰腴之地，北门则主要为商人行盐之地。所以当时有谚语说：“南门田，北门盐，东门鬼，西门水。”竹枝词则说：“闻道此邦财力富，南门田与北门盐。”东门外主要为冢地，西门不设吊桥，留有广阔的水面便通舟楫。盐商们在行盐中获得了厚利，自然会把盐宗庙建设得特别的辉煌。史载同治二年乔鹤侪抚军官运使时，创建盐宗庙，祀夙沙氏、胶鬲、管夷吾三公栗主，更毁五通神淫祠，拓为小香岩别墅，皆淮商踊跃捐建，古木寿藤映带于两寺之间，颇极尘外之胜。当时南通和泰州共分布有二十处盐场，其中包括通属丰利、掘港、石港、金沙、吕四、余东、余西、角斜、栟茶，泰属富安、安丰、梁垛、东台、何垛、丁溪、草堰、刘庄、伍佑、新兴、庙湾。商人们过去靠占窝掣盐，后来根除窝制，改为票法，设栈掣盐，西河嘴乃盐艘停泊处，掣盐过坝，日夕喧豗，其俗相沿已久。当盐务机构均移至泰州后，行盐船只均需在泰州获得运司的护照，于泰州、安庆、湖口、吴城过关卡，取得合法行盐资格。由于泰州成为粮台等大小官员的住所，文武官员达二百多人，他们赁屋而居，租金迅速提高，柴门蔀屋尽为公馆。史载“至百姓之流离转徙者，虽一椽仅蔽风雨，亦必预纳租金，始准栖止”（第128页）。
（三）泰州文化具有高雅性，南来北往的文化人引领文化趋向优雅
清初扬州呈现一派萧条的时候，泰州成了安全的避风港。泰州延续了扬州安适的生活风格。“早上皮包水，午后水包皮”的习俗在李斗的《扬州画舫录》中有较多的描述。如卷一《草河录上·浴池·茶肆》记有开明桥有小蓬莱、太平桥有白玉池、缺口门有螺丝结顶、徐宁门有陶堂、广储门有白沙泉、埂子上有小山园、北河下有清缨泉、东关有广陵涛，在城外还有坛巷的顾堂、北门街的新丰泉等均是浴池，茶肆则有二梅轩、蕙芳轩、集芳轩、腕腋生香、文兰天香、丰乐园、品陆轩、雨莲、文杏园、四宜轩、小方壶、天福居、绿天居等。（李斗：《扬州画舫录》，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0页）韦明铧先生描述扬州人除了喝茶、沐浴之外，经常还流连于澡堂，用一丈青挖耳等。茶园里往往设有戏馆，“邗江戏馆叫茶园，茶票增加卖百钱。茶果大包随意吃，时新正本闹喧天”。“邗江遍处是茶坊，扬款焉如苏式昂。三五七文粗细碗，手巾把子水烟装。”（韦明铧：《扬州文化谈片》，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64页）扬州的做法有些模仿苏州，而泰州的习俗则多由扬州迁染而来。
进入晚清，泰州的休闲娱乐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旅馆业兴盛，泰州城内有茶园寓客。“茶社兼为旅馆，清末盛昌实口其始。当时鸦片盛行，早晨茶罢，一榻横陈，极吐雾吞云之乐，社中兼营饭菜，旨酒佳肴，咄嗟立至，晚则征歌选色，丝竹可以怡情，入其中者，如入世外桃源，不复知人间有忧患事，故营业盛极一时。迨几经变迁而至于今，情况虽殊，而以茶社兼营旅馆则如故也。惟继起者已有多家，无复当年之盛耳。”（《吴陵野纪》卷二）
“旧式旅馆，皆称客栈，或称客寓，而吾泰方言则称下处，犹言下榻之处也。其门首恒悬大方灯笼，上书栈名，其名类以氏族为识，如‘缪大房’、‘杨二房’之类皆是。室小而不洁，惟其值至廉，节俭者恒乐就焉。”（《吴陵野纪》卷二《旧式旅馆》）
“城市旅馆介乎新旧之间者，曰留春社。旅客多上流社会。是社之创已三四十年，初名长春。其地近大东桥，花丛环绕，极丝竹管弦之乐，地方人士咸藉此选色征歌，视为娱乐场所。后改名吟春，最后改今名，其历史可称最久。”（《吴陵野纪》卷二《留春社历史》）
“近时旅馆以大方最为宏阔，达官贵人多集于此。其门联曰：‘大无不赅，方以类聚。’颇切当自然。当联军莅泰时，白宝山驻大方旅馆，初入门，适当深夜，门前刀戟森严，铄铄有光，与电灯光彩相映，令人不寒而栗。讵入门时，电光忽暗，阴气逼人，旋复大放光明，而白已入内矣。在电灯光黑暗时，伺候于左右者，不知有何变化，人人自危。军阀之威，令人可怖者如是。”（《吴陵野纪》卷二《大方旅馆》）
泰州人的生活趋向于雅致化，即使是茶社、旅馆和浴池也喜欢用上典雅一些的名字，譬如茶社被命名为“一枝春”、“海天春”、“半亩轩”、“漱芳”、“曲江”，旅馆被命名为“留春”，浴池被命名为“小沧浪”、“甘雨香”、“白云泉”等。各家饭店都喜欢用纸灯笼作为市招，有的写有“家常便饭”字样，有的写有“鸡汁淮饭”、“三鲜连面”；浴室的市招常写有“小沧浪名池”、“百花潭名池”；旅馆的市招则为“杨大房”、“缪二房”、“安寓客商”等，这些均见出泰州人生活取向的细腻和精致。
“凤城河名人追踪”也向人们描述了文化名人与泰州的关系，王安石有“飞甍孤起下州墙，胜势峥嵘压四方；远引江山来控带，平看鹰榫去飞翔”的豪壮歌咏，左思、王维、陆游、郑板桥等一大批历史上顶级的诗人，在泰州也咏唱出了文化的雄风。唐代诗人王维的《送从弟惟祥归海陵》，储罐的《自柴墟归海陵》，胡海平的《光孝寺》等，写尽了历史文化的丰饶。兹不赘述。
（原刊《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9月8日第18版“区域人文”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