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在海中”出自《山海经·海内南经》，原文是：“瓯居海中，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对此，解释颇多。晋人郭璞说：“今临海永宁县即东瓯，在岐海中；闽越即西瓯，今建安郡是也，亦在岐海中。”什么叫岐海呢？明代杨慎（升菴）说：“郭注岐海；海之岐流也，犹云裨海”；明人何乔远在《闽书》中解释说：“按，谓之海中者，今闽中地多得螺蚌壳、败槎，知洪荒之世，其山尽在海中”；也有不少解释说闽这个地方在大海当中。我们知道，在先秦文献中，虽然海时常泛言中国周边的大海，具有海域的概念。然而，一旦具体言及“海”时，大都指海表、海边、海岸线。如《尚书·益稷》：“予决九川距四海。王肃云‘九州之川也。距犹致也’”，“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尚书·禹贡》：“沿于江海”，“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东为北江，入于海”，“东北会于汶，又东北入于海”，“东会于泗、泝，东入于海”，“东渐于海”（《禹贡》引文也见于《史记·夏本纪》）；《尚书·君弼》：“丕冒海隅日出，罔不率俾”；《尚书·立政》：“方行天下，至于海表”。此外，《左传·僖公四年》：“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国策·秦策一》：“诎敌国，制海内”；《论语·颜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些先秦史籍里的“海”、“海内”也都是海边、海岸线以内的意思。理解“闽在海中”，较合适的意思应该是：闽处于中国周边海岸线的中部，或不妨说成是陆地边疆的中部，说闽越和瓯越均处于陆地边疆的中部，只能理解为这里早期记录历史的人迹罕至，只有大致和模糊的印象。没有文字，便没有历史；没有历史，也便没有地位。
秦始皇统一中国，“闽”方归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秦在这里设置了闽中郡。但闽人和闽区仍长期被边缘化。尽管闽人曾助刘邦灭了秦，可等刘邦建汉之后，却将闽越一分为三，闽越王无诸仅得其中之一，另两部分分别给了东瓯王摇（后来的温、台、处州）和南海王织（后来的汀、潮州），对闽人实施的是分而治之的政策。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说：“吾侪研究中华民族，最难理解者无过福建人。其骨骼肤色似皆与诸夏有别，然与荆吴苗蛮羌诸组皆不类。”或许梁启超道出了中原政权对于闽人长期以来的认识，这一认识就注定了闽的边缘地位。
但是闽文化却是开放的，海洋经济固然是其文明的底色，西晋以来汉人的大量迁移进入迅速改变着闽地的人口结构，中国的经济重心也逐渐由黄河上、中游向东、向南拓展，“闽”这一带有歧视意味的字眼于唐天宝年间被改呼为“福建”，具有了“福地而建”的赞美色彩。薛令之于706年得中进士，成了福建文化起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从此，闽江入海口、木兰溪入海口和晋江入海口区域成为文化发展的先行区域。唐代面向海洋的国策使福建躬逢其盛，在东西方的海洋贸易中承担了重要角色。宋代统治者甚至认识到“开洋裕国”的重要性，提出了“市舶之利最丰，若措置合宜，所得辄以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的响亮口号。福建人依凭被王朝加以封号的妈祖神成了王朝“开洋裕国”的开路先锋。苏轼在《论高丽进攻状》中说：“惟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南宋李文敏赋诗泉州：“苍官影里三州路，涨海声中万国船”；泉州知府王十朋的体会是“北风航海南风回，远物来输商贾乐”。福建因海洋经济的发展，文化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乃至在朝廷里形成了让人眼红的“福建子”阵营，在中国版图内的地位之迅速提升彰彰在目。浙人叶适列举全国人文鼎盛之地：“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过去人们用“闽蜀同风，腹中包虫”来贬低福建人和四川人，到南宋时，四川眉山人宋日隆是苏东坡的老乡，来福建连江做知县。他为《连江县志》作序说：“闽蜀风马牛不相及，前辈乃以为同风，每窃疑之。三载兹邑，目文物之盛，科之勤，习俗之俭，真与吾眉同。”宋日隆将闽蜀在文化上的发展突出出来，无疑实现了“闽蜀同风”向褒义的转化，不能不让人信服。某种程度上，我们能体味到在文化上具有地位的蜀人已有些感觉能与闽并驾齐驱是一种荣耀了。
如今冷观历史，我们似乎能明了这其中由“处边缘”而“主中国”的奥秘当在于：海洋经济是启动器，文化传承与融合则是推进机，二者合力，必势不可挡。
（原刊《厦门大学报》2009年3月8日“千百年眼”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