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就又开学了。有个下午姥爷心情不错，把正在写作业的我叫到跟前，莫名其妙或者手痒痒拿出麻将教会了我——那副麻将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骨头刻的，很光溜，沉甸甸的有些历史了，后来我父亲坚持将这副麻将给我姥爷陪葬了。
随后不久姥爷半夜将自己吊死在马圈，临死前几天前他跟我父亲聊天恰好我放学回去，姥爷交代说，自己死后什么都可以将就，但一定要将那副麻将陪葬。我父亲当时笑着说我姥爷胡思乱想啥呢，但我姥爷要我父亲一定答应。
姥爷装棺材时，姥姥又气又哭大病在床，坚持不让陪葬麻将——死鬼一辈子对麻将比对我好。但我父亲还是偷偷将那副麻将装入棺材，事后姥姥知道后生气骂我父亲，父亲笑呵呵地说：妈，我只装了麻将，没装骰子！
这是我目睹的第一个亲人永远离开，尽管早晨起来小舅没让我到跟前，但棺材抬回来时，我的脑海不可避免地出现吐着舌头的姥爷，冷冷地盯着我，毛骨悚然。
好在这个学期在姥爷过世没几天就结束了。凭借好的记忆力，小学课程应付起来绰绰有余——我以关庄镇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县城第一初中。说起来，这算是我生平的首次也是最不起眼的衣锦还乡。小学毕业暑假回去，张家沟的每个人几乎都对我竖起大拇指——厉害啊，年龄最小但考了个全镇第一名，考取县重点，好娃儿！
联产承包、包产到户，连年的风调雨顺，三洞五沟彻底摆脱了吃不饱、穿不暖的岁月，衣食基本无忧后孩子的教育问题逐渐成了大事，满山坡放羊的孩子大多被家里人撵回学校，学知识在饱暖后似乎成了最香的饽饽。就连张和尚这等闲人偶尔也去学校，晒着太阳看我父亲示意敲敲上下课钟。这一切让学习好的我有点趾高气扬，但没得意几天就听父亲说要送我去县城中学开办的暑假培训班，心中有那么多的不情愿，就连想到杏林沟玩一次都不行——你是吃“公家饭的”，要继续努力，这是我给你借的初一课本，先预习着吧。
这个暑假，天气酷热。
在家里的窑洞没有凉爽几天，父亲在一个清晨骑自行车把我送到关庄镇，然后把我连人带车子以及两床被子给了小舅舅——小舅舅当年师范毕业分配到县第一初中当体育老师，现在上班了，姐姐姐夫送他个自行车。他去报到。他熟悉环境，顺便照顾我一个月——我妈妈跟我小舅舅非常亲，姥爷去世后，小舅舅在地区读师范的费用大多都是我父亲母亲给。有个冬天，为给他买件大衣，母亲将爷爷院子里一棵我都抱不过来的粗杨树卖了……
我的名字就是小舅舅起的，我出生后第二天他到山里看望，然后就有了这个名字。跟山里人随口一说就定下的名字比，“晓风”多了些书卷气，但在随后的初中，我却像旋风到处惹祸，远不是小舅舅期望那样——清风拂晓自在飞。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到县城，一路上小舅舅自行车骑得飞快，我一只手抱紧被子，另一只手拽着小舅舅的裤带。路两边的树整齐地向后倒退，小舅舅告诉我这是物理现象，叫视觉暂留。一路大坡小坡小舅舅都兴高采烈往上冲，实在骑不动才下来，在舅舅的影响下，我有了很多开心及新奇，很快我第一次来到县城。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宜城县略显破旧，印象不是黑就是灰，满街都是自行车窜来窜去，间或有个卡车在自行车中狂鸣喇叭，缓缓前行。路两边全是高大的杨树，树枝下面基本都是排房，偶有一两栋三四层的楼房像巨大的火柴盒耀武扬威地蹲在那里，让我瞩目——这就是楼啊，比张和尚家顶层的瞭望楼高大多了。
很快就进入繁华的地段，熙熙攘攘的人群与各式叫卖声跟关庄镇赶集一样热闹。车子无法骑了，小舅舅推着车子让我拽着他，怕走散。
路过十字路口的电影院，一张大黄纸上书写着当晚要播放的电影。小舅舅看我看那海报出神，便说：咱报了到、安排住下，我带你来看电影！
赶到学校报了到，学校给我小舅舅分了间宿舍兼办公室，有桌子有台灯还有张床。小舅舅让我坐着，自己去后勤要了几块木板，随后我们一起找了些破转头，满头大汗把那张床搞成双人的，随后小舅舅去看门的大爷处借来扫把，房间不脏，很快就打扫完铺好床。
院子里有个水龙头，拧一下水就哗哗流出来，小舅舅说这叫自来水，凉爽的水撩到脸上非常舒服，我好像回到洞沟在鹰眼泉边一样开心。很快我们冲洗干净，扬着湿漉漉的头发就出去吃饭——在县城第一顿饭吃的是大碗炒面，小舅舅还让给我的碗里剥了俩茶鸡蛋。兴奋的我本以为这种生活将延续呢，要知道家里仨孩子只有过生日才给煮个鸡蛋呢。但很快明白这就是“过年”，因为天天这么吃估计小舅舅的工资全开销了也不够。开学后我就跟小舅舅吃上了学校食堂——早晨小米稀饭里煮玉米面窝窝，中午汤面馒头，晚上仍是煮窝窝，天天如此，这让我再次渴望故乡，渴望母亲的擀面条。此后日子逐渐好过了，我吃腻了猪肉，吃腻了鱼，但就是没吃腻鸡蛋，尽管味道越来越差，但就是想享受轻轻剥皮的过程。
那晚，我有生第一次进电影院，有生第一次看街两边白花花的灯泡……电影看的是《神秘的大佛》，情节现在历历在目。出了电影院，小舅舅又带我吃饭——电影院门口的炸油糕，我和小舅舅一人吃了十个，那个甜啊，那个香。怕丢了自行车，我们步行过来看的电影，回去的路上我看到路两边电杆上的灯泡问舅舅：多浪费啊，张家沟每月才送两回电呢。舅舅摸着我脑袋：傻孩子，这就是城市！
十多年以后，我带小舅舅漫步省城街头，他也一直仰头看主干道奇形怪状的路灯，但没发问。
懵懵懂懂来了，直到浑浑噩噩离开，初中三年加休学一年在我人生长河只是短短的小段，但这个河段乱石嶙峋、阻拦不断，乱石刺得河面漩涡连连，各种阻拦让水流千转百回。
在这个县城的陌生环境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失眠。小舅舅在旁边呼呼睡得香甜，而我两眼圆睁，思绪清明，听着窗外这样那样的声音，久久难以入睡——想念张家沟的晚上，除了蛐蛐低鸣、偶尔的狗叫，寂静如山。
故乡的草草木木沟沟坎坎像刚看过的电影，一幕幕闪现而过。我知道的是开始了新的生活——小舅说开始城里人的生活，我不知道接下来十年我所经受的苦难、困惑、无助将是怎么样的折磨。如果人生可以重新来过，我绝不再走这样的路，我宁可在张家沟在杏林沟放羊养蜂，我宁可像张和尚那样孤苦伶仃——不管这些经历后我能得到多少的钱财、地位。
培训班第二天就开课，其实就是自愿交点钱给老师，然后提前上初一的课。来参加这个班的大多是各乡镇的尖子——不难理解，一为适应县城的生活，二为继续保持竞争力。从这天起，我开始听的课是用普通话讲的，尽管不是那么标准，但让我们这些操方言的孩子们自惭形秽——小学我们的老师都是当地的，且大多如我父亲从民办教师干起，放下锄头拿起教鞭，乡土气息浓厚是不争的现实。
这一个月留给我记忆最多的是我练习发音，小舅舅边教边笑，要知道我的语言是浓厚的山东味道，有些发音咬破舌头都不行。后来小舅师范的同学——就是后来我的舅妈过来，给我们洗了脏衣服，顺便用一些管用的方法教我，勉强将我纠正差不多——她是学少儿教育的，普通话标准得像播音员。
还有一个记忆就是每晚跟我们数学郑老师的女儿一起写作业，现在每每开开台灯我似乎都能想起她当时的样子，一个弱弱的小姑娘，长辫子，眼睛大大的，言语不多，名字叫郑桐。
郑老师家是另一个镇上的，离县城不远。基本每个下午下课后，他都会把姑娘送到舅舅宿舍然后回家，等我们作业差不多快写完时郑老师才回来，自行车后面夹个饭盒，里面是女儿的晚饭及第二天他们父女的早饭。有些时候郑老师来晚了，郑桐就跟我们一起吃饭。
小舅舅不知从哪弄来个破炉子，就蹾到宿舍门口，后又骑车子回关庄镇带来面及碟碟碗碗。我们写作业，他就进进出出手忙脚乱买菜做饭，但辛苦半天总是难以下咽，郑老师的女儿有时会送过来几个油饼，有时是包子，大多下了我的肚子。那时最盼望小舅舅的那个女同学来——我和郑桐都盼望，来了不仅饭好吃许多，还会听到标准普通话讲的故事。
郑桐学习一般，往往上课老师讲的我还要给她重讲一遍，能进这个县重点初中，很多是他父亲的缘故。但有一点我佩服，我写得较快，往往写完出去在操场玩了一大圈回来，郑桐已经开始预习第二天要学的内容了——从不贪玩。
郑桐告诉我说，生她的时候她家院子里梧桐花开得正好，所以父亲就给她起名字叫桐——当地叫梧桐树为桐树。每个晚上，一盏昏黄的台灯下，两个小脑袋挤在一起，认真会儿、嘻哈会儿……正式上了初一，我们仍在一个班，这种时光仍在延续，直到我休学回家。
苦难来临大多无声无息。
初一上学期第一个月考结束没多久，我沉浸在全年级四个班综合第七名的喜悦中。
有个下午放学后，我和郑桐背着书包回到舅舅宿舍，小舅舅跟女朋友出去了，我们说说笑笑开始做作业，突然我感觉浑身发烫，尤其是两个小腿火烧火燎，郑桐发现我不对，赶紧起来给我倒水，随后我咕咚一声倒到地上，人事不知。
后来我知道，郑桐哭着出去找人，等小舅舅赶到医院，我已经苏醒过来，两个小腿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红点。医院当时诊断是过敏，问我吃过什么喝过什么，也没问出个所以然。随后开始打针输液，半夜我疼得不行一直低声哼哼。小舅舅叫来医生，睡眼蒙眬的医生随手就给开了点止痛药并给我打了一针镇静的，几分钟不到，我再次昏厥——后来才知道，我对所有止痛药物过敏。
很多年后我跟小舅舅说起此事，他仍是心有余悸：当时我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他跟我舅妈两腿瘫软，几乎不能走路。医院也吓坏了，随后救护车把我送到地区医院，三天后我才睁开眼，看到妈妈红肿的眼睛，我的眼泪也出来了，想去擦，但发现手抬不起来，浑身刺痛。
一个月后我才从地区医院出院回家，生命无忧但两个小腿开始溃烂——医生说慢慢养着吧，过高的住院费让父母无奈，只好扶着双腿裹满绷带的我搭上回宜城的班车。这一个月我躺在病床几乎没有挪窝，屁股都磨破了。母亲每天买来饭喂我，只一两口我就摇头不吃了。晚上母亲就在我床边趴着睡，在这个举目无亲的依汾市，招待所太贵，医院租一张床每晚都要两块钱——这足够我们娘俩一天的饭钱。
第一次到依汾市的回忆除了疼痛就是来苏水味。从地区医院到汽车站的环线公交车上，父亲几乎抱着我，母亲一只手拉着父亲的胳膊，另一只手死命握着车上的拉杆，承受着三个人的重量晃来晃去，窗外的一切跟着晃来晃去，我没心情也不想去记住什么。四年后我几乎熟悉了这个城市的一草一木，包括当前正在痛苦前行的街道。
在汽车站，父亲问我想吃什么，我摇头。后来他去买了几个烧饼，然后去饭馆要了一罐头瓶开水，等车的时间和母亲吃了午饭。
宜城离地区不到点儿一百公里，班车大概走了俩小时。我几乎吐了一路，售票员把一个放垃圾的桶放到我跟前，我一会儿吐几口，然后喘喘气再吐——全车人好像都在想办法，售票员拿出晕车药、有人拿出膏药让我母亲贴我肚脐上、一个大妈递过来个苹果、司机将车放慢了许多，但大伙没有一个有意见——虽然这些不能阻止我将苦胆汁都吐出，但装满善良的车让我发苦的嘴里有了些甘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