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管档案的同志进了另一间机要室，给盖了章，并在印章处写了“盖章有效”四个字。我接过来，给了管成，说：“你把这个保存好，将来领补贴时这就是证明！”管成小心翼翼地把这三张表格复印件折叠好了，放在了他衣襟里边的口袋里。
管成轻易不到县城我的家来，我和老伴都很希望他能在家里吃顿饭，老伴买菜走时向管成说一会儿在家里吃饭时，管成也是“噢，噢”答应过的。出了武装部大门，我说，到家里吃过饭再回去，管成却忽然变了卦，说这几天正种麦子，忙着哩，不去了。我再三叫他回我家去，他都不肯。可以看出，他拿到了这入伍证明比什么都高兴，也许他急着要回去告诉家里人这个喜讯的。我看出挽留不住他。来到县政府门前的十字路口，等绿灯亮了，我叫他小心点骑过十字路口，一直目送着他，直到看不见他的身影。
管成今年已经70多岁了，正像他说的，不少战友早已去世了，现在国家才开始摸底，准备给点补贴，是不是有点迟？对复员回乡的军人，应该在他们满60周岁、丧失劳力或成为半劳力时即享受国家补贴才合适、合理嘛。
2008年10月26日
聊作一笑
某甲业余总爱写个小稿子，屡投不中。忽一日，省报用了一件，约千把字。某甲欣喜异常，多半年过去了，也未见寄来稿酬。元旦将至，报社终于寄来九元稿费。某甲沾沾自喜。妻曰：高兴个屁！刚好家里手纸没了，够买一袋手纸。忽而又曰：你寄稿用去近一元（八角邮票，一角信封），费脑、稿纸都不算，净落八元，手纸也只能买一袋最贱的！某甲虽笑曰：即此，也够咱一家三口用上一月了。心中却不禁凄然。
母行千里儿担忧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反过来呢？母行千里儿担忧吗？
几年前，我和老伴尔报名参加一个旅游团去南方。临走的前一天，突然接到住在临汾的连襟去世的消息，我和老伴儿顿时犹豫起来；但旅游团的火车票早已买好，数千元的旅游费也不能退还，儿子和两个内弟都劝我俩按期出发，由他们帮办连襟的后事。
这个旅游团以某市的人员为主，就我和老伴儿是外地人。但人们出门在外，又是一同出游，自然倍感亲切，很快便和大家熟悉了。除某市一位已退休的“政委”自视清高，很少与人交往外，大伙儿有说有笑。团里多是夫妻一同出游，只有两三个单身，其中一位胖大嫂，人极活泼，一会儿唱歌，一会儿给大伙儿说笑话，旅途轻松而愉快。
这次旅游的第一站是南京。在攀登中山陵的台阶时，手机铃响了。我从来没用过手机，临行前儿媳一定要我带上。虽然动身前儿子教过我如何使用，此时铃声一响，我却忘了怎么接听了。我便有点不好意思地请教了一位陌生的年轻游客，只听到儿子在手机中的问话：爸，铃响了一会了，怎么不接？我笑着做了回答。儿子又问：“你这会儿在哪里？”我说正在上中山陵。儿子说我妈能跟上大伙儿吗？我回答说，相随的大多是老年人，能跟得上。儿子又嘱咐我和老伴儿上台阶时慢一点，走一截儿可歇歇……由南京往黄山的路途中，儿子又打电话问候。同车旅游团的一位洪洞口音的妇女问，又是你儿子的电话？我点头。你儿子可关心你们老两口了。我听了心里自然高兴。
老伴儿患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大好。报名参加旅游团时，我最担心的就是登黄山了。走在黄山的盘山道上，上下台阶，我总搀扶着老伴儿。旅游团一位比我俩年轻些的男子有所发现，说，这出门旅游能增进夫妻间的感情呢！大伙儿都有同感地笑起来。是啊！在家里我何曾扶过老伴儿一把啊。说话间，手机又响了，我给儿子说，我们正在黄山上。我知道儿子主要是担心老伴的身体，就对儿子说，你妈和你说话，便把手机递给老伴儿。我知道，儿子听听妈妈的声音，他就会放心了。
此后，在千岛湖的游艇上，在杭州西子湖畔的岳王庙中，在上海“东方明珠”上，在苏州的留园中，在无锡的虎丘，以至又回到南京的旅馆中，不时地接到儿子的电话。可以说，儿子用电话追踪了我俩一路，时时知晓我们的行程和身体状况，引得同游的伙伴用羡慕的口气说，你娃真跟你们亲啊！我那傻小子打过一次电话就没事了。我笑着说你们比我俩年轻，身体好，娃自然放心哟！嘴上虽这么说，儿子这么关心我们，心里却是倍感骄傲和快乐的。
十天愉快的旅游结束，回到家中，儿子避过他母亲，悄声对我说，爸，我小妗子出事了，我没敢给我妈说。原来，我俩走后的第二天，一伙亲戚到临汾连襟家里去探望，患有高血压的小内弟媳妇突发脑溢血，不省人事，如今还躺在市人民医院，人仍未清醒过来。儿子因知他妈血压高，且心脏也不大好，不敢马上告她此事。
啊！我顿然了悟，对于同样患有高血压病的老伴儿，这次和我出行，儿子不仅是关心、担心，简直就是十分揪心啊！怪不得他每天都要打电话问候。
同时，我也就悟到了，正像有特殊情况勤打电话如我的儿子，那些父母健康问候少的子女，其实，对出门在外的父母，同样都是惦记在心的。
2009年5月14日
第一次得稿酬
1956年秋，刚跨进大学中文系门槛的我，利用课余时间悄悄默默写成的一篇小说，在1957年3月号的《火花》上登载出来了。编辑部给了她很优越的位置：紧随在著名作家胡正的《两个巧媳妇》之后，排在开卷的第二篇，并且配了插图。一个刚入学的大一新生，发表了一篇篇幅不短、颇受好评的小说，在整个中文系里还是引起了小小的轰动。
没有多久，我收到了《火花》编辑部寄来的稿酬：122元整。只要知晓我们在大学每月12元的伙食费，顿顿都是6~8个菜，而且荤腥过半，就会知道这在当时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作为一个还在上学、只有花销、从无收入的穷学生，第一次用写作得到了这笔稿酬，不仅是我，同宿舍、同班级的学友也都十分惊喜，他们都鼓动我买块手表。我却要“从长计议”——大学四年的学习时间，还得花家里多少钱啊？竟然一点不为所动，决计用它补贴上大学的费用。
我在高中学习时，和同班的靳辉明同学十分要好。我俩的家乡相隔70多里，不在一个县，利用礼拜天我俩都步行去过对方的家庭。高中毕业后，靳辉明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我被录取到山西大学中文系。我俩都是农家子弟，家境都不怎么富裕，况且靳辉明父亲早亡，母亲供养他兄弟二人上学，景况比我更困难些，我便给靳辉明同学寄去了一小部分稿酬。靳辉明后来成了全国知名的哲学家，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一次有事到临汾还专程来翼城看望我；卸任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全国政协委员，著作甚丰。自然这是后话。
一个刚刚20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得了这么一笔稿酬，使我的家人、亲友也都惊喜不已。我父亲得意地说，这一百多块钱能买一头小毛驴呢！暑假里我去嫁到邻村的姐姐家，姐姐正在推磨，向身旁的村人夸奖我写文章挣了多少钱，引得他们用羡慕的眼光注视我，使我很有几分飘飘然。
如今，手表早已不是什么珍贵物。我小孙孙上小学三年级就戴上了电子表；我则是在1964年，即是我大学毕业、工作四年以后，才用挣得的工资买了一块苏联产的“飞行牌”手表。
2009年5月21日
和王蒙先生的一次见面
著名作家王蒙最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我读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所受到的震撼。那时我刚刚跨进大学的门槛，算得上一个狂热的文学爱好者。作品表露出的作者观察生活的敏锐与精辟，刻画人物的生动与逼真，作品笔锋的遒劲与犀利，尤其是出自一位20多岁的青年作家之手，使我对王蒙产生了深深的敬意。因此，只要见到报章上有王蒙的作品，我总是要千方百计找到手，一睹为快。但不久王蒙竟因此篇作品“获罪”，被打成“右派分子”，使我天真的心灵突增了莫大的迷惑与不解，又看到他被流放到新疆（后知是他主动要求去的），对他的遭遇十分同情。“拨乱反正”以后，王蒙又回到北京，创作如同井喷，并且得知他在新疆期间学会了维吾尔语，对他的敬佩更深了一层。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在临汾地区文联工作。一次，山西师大邀请王蒙到校讲演，听到这个消息，我欣喜异常。作为地区文联的副主席，觉得虽然主办方是师大，文联也应该有所表示才好，便向郑主席建议。郑主席说，人家是师大邀请来的，和咱们有什么关系？听后心中很是不快。出于对王蒙先生的深深敬意，我便和文联的安风和同志，以个人身份去拜访王蒙先生。
那是在王蒙先生作完演讲以后，地点在当时红极一时的《作文周刊》编辑部的一个屋子里。王蒙和《作文周刊》的一位编辑正在闲聊，印象中这位同志好像也是在京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到这儿的。显然他俩是老相识、老朋友，他们谈笑风生、妙语迭出，不时互相调侃，幽默、诙谐，气氛极为活跃轻松。我俩自报了身份后，随意提问了一些创作上的问题。我记得王蒙未被打成“右派”时写的一篇《小豆儿》中的“我”由北京到太原的情形，我说起此事，王蒙惊奇地说，你的记忆力真好，这么个细节你还记得。我说我那时正在太原读大学，所以对作品中这个情节记得很清楚。王蒙当时并没有说得更多，是我后来在对王蒙的了解中，才知王蒙的爱人那个时期正在太原工作。因为看出王蒙这会儿是在和他的老相识、老朋友会面，我俩不便多打扰，就告辞了。时间虽然不长，但在与王蒙的谈话中，以及王蒙与其老友的对话和相互调侃中，深深感到王蒙极平易、随和，思想极活跃、敏捷。这就是王蒙先生留给我的鲜明印象。
之后，王蒙先生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应该说，用懂得文化的行家管文化，是一件很得民心的好事。也就是在他担任文化部长期间，我的第一本小说集《温暖的夜》出版后，因曾与王蒙先生有过一面之交，我便给王蒙先生寄去一册。我原以为作为文化部长，王蒙一定很忙，此等琐事，并未指望人家回信。不久，就收到王蒙签名的一封来信，对我给他寄书表示感谢，足见王蒙先生待人处事之一斑。
2009年5月29日
怀念王子才老师
——纪念第25个教师节
今年清明节，王子才老师的侄儿王如平和义子孟继录要为王老师立碑。继录同学告知我和当年翼城四高一班的几位同学，大伙儿自然都十分乐意参与。清明那天，风和日丽，我和赵士元、赵连宋到得最早，随后又来了任顺先、赵克勤、张进录、高有才、贺文学和樊骧等人，廉英彪也从临汾赶来了。
王老师是我在翼城四高一班学习时的班级老师，带我们班的语文。在我的印象中，王老师永远是一副微带笑容的慈祥面孔，白净的脸庞上几颗稀疏的白麻子，倒平添了几分秀气，黑而灵动的眼睛透露出聪慧与和善。离别后，在我上中学阶段、上大学期间，以至工作后的漫长岁月里，王老师可亲、可敬的形象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王老师对待学生特别和善与爱护，总是循循善诱，谆谆教导，从没有见过他对学生发脾气。语文课讲得生动感人，同学们听课全神贯注，兴趣盎然，从不会走神。批改作文、日记十分细致、妥帖，毛笔字写得清秀喜人。也就是王老师生动的讲解，引起了我对语文课和写作的喜爱。我的作文、日记不少被批上“贴”字，抄写后贴在课堂上。但对我写作中的问题，王老师也总十分直爽地给指出来。我至今还保留着那时的几本作文、日记练习本。如在一篇题为《我班重新编了组》的作文后面，王老师批语说：
这篇作文，你应当叙述事实，总结编组后的优缺点，接受经验教训。但你的下笔偏重到理论上了，而且是空洞的理论，没有和实际结合起来。同学！你说对不对？！
更使人感动的是，王老师批改作文不仅仅注意从写作上给学生以指导，更关注青少年学生的成长。我在一篇日记中写自己认识到以前不注意体育锻炼，决心改正这方面缺点。王老师的批语是：
这是过去你在生活中的一个大缺点，为了这，我曾经屡次督促你出去活动，到如今你才认识清楚。好！就不断地干吧！
正是由于王老师的教导和鼓励，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当一名作家的种子。我刚进入大学发表了小说处女作《老姐儿俩》后，便给已在翼城中学任教的王老师寄去一本，向敬爱的王老师作汇报，也是表达我对王老师栽培的感恩之心。
王老师后半生一直在翼城中学任教，和老师、学生的关系极融洽，有着极好的人缘，长期担任校工会主席。在教育战线上一帆风顺的王老师，“文革”风暴中却因一点历史问题被作为审查对象，精神上受到的严重打击，使王老师陷入一片迷茫和痛苦之中。当他被宣布“解放”时，由于过度兴奋突患脑溢血，不治身亡，使这位年仅59岁、深受师生爱戴的王老师，就这样匆匆地离开了人间，让他的亲人、朋友和广大师生不胜惋惜与嗟叹！
王老师离开我们至今已是39个年头了。王老师坟茔前高高耸立的石碑上铭刻了老师短暂一生的光辉业绩。赵连宋代表我们同学宣读了长篇感人的悼词，表达了我们对这位可亲可敬老师的深深怀念。我们这些同学虽然都已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但在我们的心目中，王子才老师永远是我们的师长，我们永远是王子才老师的学生。
2009年6月20日
自制西红柿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