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眼一死，村里人都唏嘘、叹息：真正恓惶了一辈子！村委会主动给吴眼爸送了几百元钱，叫把吴眼好好埋葬了。吴眼80多岁的老爸感谢不尽，算是平静了一两天。打第三天头上起，吴眼爸竟老泪纵横，大哭不止。村人都说，白发人送黑发人，自然十分悲痛；村委会干部猜想老汉是难过“将来谁个葬自己”，便安慰老汉说，大伯别担心，你老俩百年后，村里准把你俩好好安葬。老汉仍是大哭不止，说，我死了，狼叼了狗啃了，我也活该！众人问，那你哭成这样子为啥？老汉才断断续续说出了心病：娃活着打了一辈子光棍，娃死了我这老不死的也没本事给娃“捏婚”个媳妇，我活的还是个人吗！
原来当地有个习俗，寡男寡女死后，不埋孤坟，男方主家都要花钱买副女尸（或尸骨）与死者合葬在一起，实行冥婚——当地叫做“捏婚”。这可真难为了村委会干部。如今冥婚女方主家要价吓人。前不久，邻村妹妹骑摩托带着姐姐出了车祸，妹妹命丧黄泉，立马就有一家出资六万元买了个女尸搞“捏婚”。
一时大家没了言语。
不知是谁出了个主意：那纸糊的童男童女都埋在墓洞里，不就是个象征意义吗？如今集市上服装店门口都摆有女模特做衣服架子，花上几十元买个女模特与吴眼合葬了，不是了却了老汉的心事吗！
老汉心里自然不是十分满意，但想到如今自家日子过成这个样子，也就勉强同意了。
消息传开，引起村人们一片哗然：
这不是哄死人嘛，吴眼要是知道了，半夜鬼魂儿也要喊骗人！喊上当！
吴眼有啥不满意的，娶了个烫发头、洋姑娘，哪儿有这么便宜的事！
事情传到外村，还不叫人家把咱们村笑话死！
……
这时候，人群中走出一位近视眼镜度数很深、学问很深、城府很深的中年人说，你们都不要说三道四，这是文明的表现，是历史的进步！远古时，皇帝不是用活人陪葬吗，后来改为泥俑、陶俑，是社会文明的一大发展。如今用女模特搞冥婚，又省事，又节约。实在是一大进步哩！说不定咱村这是开了文明风气之先呢！
众人听得目瞪口呆！
2007年10月30日
性格即命运
一位名人说过，性格即命运。对此，我深有体会。
我是一个自信心差、很缺乏魄力的人。一事当前，总是顾虑重重，畏缩不前：我能干得了吗？能干好吗？在别人看来，似乎这人很谦恭，不张扬；实际呢，是自己没有闯劲和雄心壮志的表现。
1956年下半年，即我考上大学的第一学期，利用课余时间，我悄悄秘秘地写了篇万把字的小说，因无信心，不敢寄往刊物编辑部，便冒昧寄给未曾谋过面的著名作家马烽、西戎，向他们请教。没想到很快收到了西戎先生的来信，说他和马烽都看过了，作品很有生活气息，稍加修改，可在《火花》（西戎当时是主编）上发表，并对我很是鼓励了一番。这就是发表在1957年3月号《火花》上我的小说处女作《老姐儿俩》，紧排在头篇胡正先生的《两个巧媳妇》之后，并且配了插图。这确实很出乎我的意料。一个刚刚上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在省级刊物的显著位置发表了作品（后来又选入建国十周年《山西短篇小说选》），在当时的中文系里还是引起了一点小小的震动。我的欣喜是自然的，但立即便感到腹内空空，写不出东西了，心里一片空虚、茫然。这种心理状态，使我仍旧一如平常，一点也张扬不起来……恰好这年的春天，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很快便风向急转，开始了反右派斗争，我们班就有六七位同学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实际呢，这些同学哪里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多数不过是学业上较为优秀，有些骄傲自满，也就是说有点翘尾巴，说了点过头话罢了。这几位戴了“右派分子”帽子的同学，毕业后大都被分配到偏远、落后的山区，多半生坎坎坷坷，遭遇了很大的不幸。我发表的作品刚好正处在大鸣大放、反右斗争的前夕，如果我是个性格比较张扬的人，又有这么点骄傲的“资本”，尾巴高翘，口出狂言，必定会打成“右派分子”无疑，那样，我就会是另一种命运。由于我的性格沉稳、内敛，尾巴总也翘不起来，平平安安地度过了这一政治风暴。
这是我这种性格的好处。
然而，我也深感我这种性格的缺憾：每做一件事情，总是把困难估计得过多、过重，而不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缺乏敢作敢为、敢冲敢闯、敢于胜利的精神；本来可以做到、做好的事情，由于自己这种内怯、自卑心理，往往放弃或错过了机会。同志们认为我可以写得更多、更好，鼓励我，期待我，我都没能做到。十多年前，著名作家刘绍棠曾给我写信，希望我能集中精力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却因缺乏信心，始终没敢动笔。现在回想起来，如果那时我鼓起勇气，虽然写不出什么高档次的作品，但达到出版水平，还是可以做到的。如今年过七旬，年老体衰，精力不济（也许这又是借口），只能空叹息而已。
俗话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我的这种性格，还阻碍了我和有气魄、敢想敢干同志的接触和沟通，回顾多半生，所喜欢交结的都是和我具有同样性格和气质的同志，对一些气魄大、闯劲足的同志，反而认为是太张扬或是太张狂，不愿与之接近。
性格即命运。我的这种性格，加以认识上的偏颇，故步自封，就只能是如此的命运：可能不致犯大的错误，平平安安度过一生；然而，也绝不会有大的作为、大的成就，只能是平平庸庸终其一生罢了。
因此，也就悟出了一点道理：虽说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性格是生就的，但是，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性格作两分法的认识，既要看到其优长，发挥其长处；更要清醒认识自己性格上的缺憾，有意识地向他人的长处学习，学人之长，补己之短，努力完善自己。只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开发自己，做出更大的成绩。
2007年11月15日
从“龙凤呈祥”到“五子登科”
我大学毕业于上个世纪的50年代，是新中国建立后我们村第一批两名大学生之一。父辈的这种在当时堪称荣耀的学历，自然在我的晚辈心目中产生了读大学的美好憧憬。我的侄儿在高中读书时成绩十分优秀，又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可谓品学皆优；女儿的学习也算中上水平；然而他们高中毕业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高考制度已被废止了多年，实行的是“推荐”方法，便只能回村参加劳动。虽然侄儿在村里仍然担任团支部书记，女儿也是团支部中很活跃的共青团员，但由于我们家是中农，推荐上大学都与他们无缘。侄儿、女儿上大学的美好理想泯灭后的那种失望与沮丧，可想而知；我们做长辈的，也只能以“你们生不逢时”做安抚，同时喟叹自己的无能与无奈！
然而在1977年的10月，传来了令全国数百万青年无比喜悦的好消息，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同志，看到被“四人帮”践踏的高等教育的惨状，主动要求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以无比的果断和惊人的魄力，彻底否定了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纪要》对“文革”前十七年的所谓“两个估计”，决定立即恢复高等学校的考试招生制度。全国广大青年学子欢欣鼓舞，已被耽误了数个青春年华的570万青年，兴致勃勃地走进了考场，创造了新中国建立后年参考人数最多的新记录。
永远难忘1978年的美好春天！在恢复高考制度第一年的考试中，我的女儿和侄儿分别考上了中专和大学，是我们村考取仅有的两个人，亲朋和邻居都来祝贺，说你们侯家这真是“龙凤呈祥”啊！
光阴荏苒，20多年过去后，我的侄儿和女儿已由青年步入了中年。侄儿成了南方某省级公司的副总经理，女儿成为国家的一名政法干部，在不同的岗位上为祖国建设贡献着一份力量；他们的子女已成长为青年，在2001年和2002年的暑期高考中，女儿的儿子和侄儿的女儿分别考取了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和安徽大学。亲友们高兴地说，你们家的下一代又是“龙凤呈祥”啊！他们两人大学毕业后又都考取了研究生。今年暑期女儿的儿子研究生一毕业即被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聘用，侄儿的女儿将于今年寒假研究生毕业，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几年之后，女儿和侄儿弟妹们的五个儿子，也都相继高中毕业，分别于2006年和2007年两次高考中，全部考上了大学，亲朋好友兴奋地说：这真是“五子登科”呀！
从恢复高考至今，我们这个百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已先后有二十多位青年在接受高等教育后，走上了祖国建设的不同岗位，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我们家、我们村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生动事迹，不过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小小缩影。30年来，正是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拨正了的教育路线的培育和指导下，数以千万计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成长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高科技人才和骨干力量，促使我国经济建设和科技事业的高速发展，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党的改革开放好政策。
2008年10月11日
童友管成
一天，我从外面进得屋来，见沙发上坐着一个小老头，正和老伴儿说着话。因为光照的缘故，我一时没看清是谁，老伴见我疑惑的样子，说：“咋，不认得啦？”我往前走了几步，也就认出了是同村的管成，便随口问话：“来了一会啦？”“刚坐下没多大会儿。”
管成和我同岁，是小时候的好伙伴。他妈，一个说话咬舌的女人，曾认作我奶奶的干女儿；但似乎这也只是她们两个人之间的共识，奶奶死后，这种关系也就完结了。管成的爸，土改时曾当过村里的农会主席，记得因为替一家赵姓富农隐藏过衣物包袱，在群众会上做过检查。管成有两个最明显的标记，一是小时候在泊池楞上跌在石头上，左鬓角处留下了铜钱大一个又圆又亮的疤；二是十来岁了还在脑后燕窝处留着条细细的小辫，大人相信这样容易“管成”。我们两家在西河湾的地连在一块，小时候就在一块玩的时候多。管成爸小名叫山疙瘩。记得我曾开玩笑问他：半截子砖咱们土话叫啥？叫砖疙瘩！地里的土块叫啥？叫土疙瘩！山里的……他发觉上了当，便撵着骂我打我……
管成念完小学就不上学了，我却小学、中学、大学念到了头。有时回到家乡，断断续续听到管成兄弟的一些消息。两家的光景在村子里都比较恓惶。村里的苹果园开始承包时，他弟弟多成靠着亲戚的帮助，承包了苹果园，几年后光景大变；管成家光景则毫无起色，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原本个子就比弟弟低，越发显得猥琐起来。女儿招赘了一个女婿，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娶过了媳妇，另一个也老大不小了，因为还缺一面房，还未提亲……
老伴儿朝着管成说，一会儿就在家里吃饭，你俩坐坐，我去买菜去！
我知道管成总是有事找我，寒暄几句后，便问：有啥事儿？
“是这。我不是1955年到1958年当过三年兵，最近上边叫村里统计。50多年的事啦，搬过几次家，老伴儿也不在啦，复员证早不知啥时候就没啦！我说算了吧。书记说肯定是国家有补贴。咱说补不补吧，这几十年咱不也是过来啦！书记非要叫我到县武装部找找底子！哎，咱一个老百姓，人生地不熟的……”
话是如此说，看得出来，管成对此事还是蛮抱希望的。我平时正嫌帮村里人办事不多，有这么个机会，自然非常乐意帮他办成此事，就说：这么好的事，为啥不找哩！走，我跟你去武装部查查底！
在去武装部的路上，我说：“要是前几年，我的一位同学在武装部任政委，这事好办得很。现在人也都不认得啦，不过，给他部长说说，部长会叫管事的人给查查，你放心。”好几年不进武装部了，走进武装部大门，看见在东侧新盖了办公楼，还未使用。我们进了主楼，刚上楼梯，一位很年轻的小同志追上来，问我们找谁，我说找你们部长！小同志说；部长不在，你们有啥事儿？我们说过后，刚好一位年岁大点、个子也壮实的同志说；跟我来！他把我们引到二楼最东头的“档案室”里，只见一位老汉和一位年轻妇女（不是女儿就是儿媳）正在查档案。那位同志要了管成的身份证，念道，张廷槐，哪个乡的？管成说，南梁镇。那同志递过南梁镇花名册，我和管成从开头细细往后查找，查到最后，也没发现“张廷槐”的名字，我心里一沉，就见管成脸上也木木的，眼里流露出不解和茫然的神态。
我说，查不出底子可麻烦了！问管成：“和你一起当兵的人你知道地址吗？”管成说，几十年啦，又没联系，怕是有人早不在（世）啦！
原先心劲儿十分大的我俩，一下子都有点泄气。这时候，我忽然看见有一个花名册写着“二曲乡”。我们村原属武池乡，前几年乡镇合并，武池乡、二曲乡、南梁镇合并为南梁镇，我想这“南梁镇”肯定是合并前的“南梁镇”，便找到原“武池乡”化名册，细心一找，终于找到了“张廷槐”的名字，两人都大大松了口气！
管档案的同志，按照张廷槐名字后边的编码，取出了张廷槐的档案袋，从中取出了三张足以证明入过伍的表格，向管成说：“你把身份证留下，拿上这到民政局复印去，表格拿回来，我还给你身份证。”
能够看出，管成的心情十分欢喜。我又陪他到了县民政局。局长很熟的，叫来管档案的一位女同志，给复印了。我俩又返回武装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