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校长杨左直，运城人。30来岁，个子不高，但很精悍英俊，脸庞红里透白，头发油黑发亮。后来任临汾地区文教部长、地委常委。教导主任张国忠，大个子，长脸，说话是北路口音，在杨左直调走后任校长。教导处副主任靳烈侯，个子很高，年岁较大，脸上有稀疏的麻子，教我们英语。数学老师有三位：李馨之教代数，柏恒代几何，吴忠甫教三角。物理老师李象谦，瘦高瘦高的个子，年岁较大，稍有点驼背，每次上课都端一大瓷缸子茶叶水，缸子内壁被茶叶染成了绛紫色，运城一带人，讲课中间有个口头语：驴（他读雨声）日的。政治老师王伯诚，个子很低，事事表现很积极，曾被抽出到江南搞过一段土改，回校后，给我们做报告，说南方刚解放时土匪很多，我们一个工作人员就被坏人在背后用扁担打死了；他有个女儿叫王桂芬，女婿尚毓英，后来我上高中后同在一个班。美术老师张伯约，是个罗锅，河南人；不知是出外进修还是干什么，在外地被房屋塌陷压死了，学校为他开了追悼会。教我们历史的是位女老师，叫毕尚纯，胖胖的，大眼睛，有四十七八岁；丈夫叫金乃光，同在学校任教。金的前妻有个女儿叫金焰，长得小巧玲珑，在初中学习。地理老师王林安，瘦瘦的，脸上有几颗麻子。地理课本较枯燥，但王老师讲得很生动，同学们都爱听。王老师讲课中有时就会下讲台，一直走到课堂最后边，再在课桌中间走道往前走，要是发现哪位同学不注意听讲或是打盹了，他会在背后猛拍一下这个学生的脊背，提出一个问题，所以王老师上课时没有一个学生敢打瞌睡。范传芳老师，原来代政治还是历史，后被提拔为副教导主任，20世纪50年代曾在《山西文艺》上发表过两篇小说，我印象很深。后来被调往洪洞中学，任校领导。柏恒和高守一，是刚从山西大学毕业不久分配在曲沃中学的，二十三四岁，经常打篮球。柏恒个子高大，临汾人，很严厉，同学们都有点怕他。初中时他代我们班几何，他把我和与我同村的陈清源两个人分不清楚，课堂提问时，常常看着这个人却叫的另一个人的名字。高守一，黑瘦精悍，代体育，晋中人；他女人叫苏环，白白胖胖。高老师一直在曲沃中学任教直至退休。我在中学时体育没有特长，总觉得高老师对我可能没印象。多年以后，我在曲沃街头碰到已退休的高老师，他竟然叫着我的名字，问我还写什么东西吗。还有一位朱老师，似乎是老师中年龄最大的，长得瘦小瘦小，他有个女儿初中在十九班，到高中三班和我是同班。每次学生在操场讲台前集中，学校领导讲完话后，他总要说，我也讲几句：我们有些同学到厕所小便，不往站台上站，把站台上尿湿一大片，后边的人来了，又往后面站着尿，再来的人，又往后面站着尿，把个厕所尿得都快进不去人了。他说话嗓音又细又尖，说着还比画着站着尿的姿势，每次都把同学们引得笑成一片。有一位生物老师，记不得姓什么了，是从大城市分配来的，人很魁梧，戴个眼镜。一次带领我们到城南紫金山采集标本，过浍河时，他把一双皮鞋用鞋带绑在一块，搭在脖子上，一边吊了一只皮鞋。天气很热，他累得气喘吁吁，满脸挂满了汗珠。有的同学就和他开玩笑：老师，你很伟大啊！他打趣道：不是伟大，是肥大，是肥大。就是这次在南山采标本，灶上给每个学生发了三个馒头，一块腌制的芥菜疙瘩，休息时吃馒头就咸菜，吃得香极了，比在学校吃有肉的饭菜还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还有两位难忘的语文老师。
吴鸿业老师，北京人。中等身材，面庞红润白净，一看就是大城市人。性格温和，常带笑容。初中一年级二年级代我们十七班的语文。吴老师讲课细腻生动，批改作文也很认真。他女人叫吴淑英，曾由北京来学校小住，那时候当地妇女烫头发的很少，吴淑英波浪形的长发，在校园内走动，很招眼。人很文静，也颇有风度。后生一男孩，取名来沃，因是来曲沃时怀上的。隐隐听到吴老师是招赘的，故也姓吴。我曾在吴老师宿舍见到过吴老师带着学士帽的照片，私下有人传说吴老师并不是大学毕业。但吴老师确实是一位好老师，人品很好，很受学生的爱戴。吴老师待学生总是循循善诱，很爱护学生，脾性又很好。记得一次晚自习打过熄灯铃后，同房的李元庆不知和哪位同学开玩笑，李元庆躲在宿舍门后边，听见脚步声，以为是那位同学过来了，“呸”地一口唾沫吐在来人脸上，原来是吴老师查宿舍走过来，吐在了吴老师脸上。吴老师见是李元庆，知道他不是有意，用手轻轻擦了下脸，只说了一句：“李元庆，你干什么哪！”就算了事。吴老师后来调到临汾三中任教，直至退休才回到北京。后来，我由省文联调临汾地区文联任副主席，吴老师知道我发表过好多作品，曾写了篇小说拿给我，谦虚地说，有哪不合适，你给改改，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我曾于2006年在《临汾日报》发表《吴鸿业老师》。）
杨信之老师，侯马秦村人。高高的个子，笔挺的身材，不苟言笑，给人一种庄重严肃的感觉。肃反时听说他在陕西三原曾参加过三青团，政治上不受学校重视，但他业务水平高，担任语文教研组组长。从初中三年级到高中毕业，一直代我们的语文。我后来从事文学创作，应该说，是和高小时的王子才，初高中的吴鸿业、杨信之三位语文老师的教育培养密不可分的。我上大学后，在《火花》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曾将那期《火花》寄给杨信之老师。杨老师退休后过76寿辰时，我和赵士元、孟继禄、李存良、黄庆彪等翼城籍的同学曾前往侯马秦村他家中，为老师祝寿，并集体向老师赠送了匾额。
我是1950年9月1日上的曲沃中学初中。朝鲜战争什么时候爆发的，我并不知道。开学后，我从报上看到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直击李承晚傀儡军，心里很是高兴；但是美军突然在仁川登陆，快打到鸭绿江边了，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和朝鲜人民军共同抵抗美帝国主义。学校里也唱起了志愿军军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老师并给我们出了一道题《写给志愿军的一封信》。我们同学们都以写信的方式，鼓励志愿军在前线努力作战，我们在后方努力学习，努力生产，支援前方。还叫我们写了《我们一定要抗美援朝》的传单，宣传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学校组织第二届赴朝慰问团的代表给同学们做报告，讲志愿军英勇战斗的故事，接着在学校动员学生参加军事干部学校。记得有十多位同学参加了军干校，有八班的何芳贤、何居隆以及和我很友好的杜元盛等，后来听说何芳贤、杜元盛都成了我军的航空员。
由于关注朝鲜战争，我养成了爱看报纸的习惯。学校大礼堂前边设有读报栏，我每天都去看报纸。有一段时间读报栏停止了，我在学校黑板报上提出恢复读报栏的建议，学校很快又恢复了读报栏。就是从那时起，至今我一直保持着读报的好习惯。记得在初中一年级时学校组织了一次时事测验（学校并没有时事课，意在测验学生关心时事的程度），全校有两人得了一百分，一位是三年级的学生，一位即是一年级新生的我。
1950年的国庆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学校仅有的一部收音机，放在校长室的外间里，我们几十名学生挤在那儿，收听北京天安门群众游行的实况，听到毛主席、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大家心情无比激动！又听到“工人队伍过来了，农民队伍过来了……”伴随着游行队伍整齐的步伐声，我们想象着各个队伍的具体形状，大伙儿完全沉醉在一片欢乐之中……
那时候，中苏关系很友好，我们都称呼苏联“老大哥”。国家成立有“中苏友好协会”，我们都参加了，身上还佩戴了“中苏友好协会会章”，是旗帜形状的。苏联向我国派了不少专家，帮助我国搞经济建设。学校有个时期号召学生穿爱国布，就是苏联纺织的大花格布，现在看实际上是苏联将滞销的花布推销给我们。唱苏联歌曲《莫斯科近郊的晚上》，观看苏联电影《古丽雅的道路》，看后还举行了座谈会，跳双人舞。老师还给我们出作文题目《给苏联青年朋友的一封信》，促进两国青年的友谊。
那时候，同学们对苏联特别神往，知道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农民都参加了集体农庄，用拖拉机耕种土地，过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幸福生活，对新中国何时建成社会主义充满了憧憬和期盼。对苏联领袖斯大林元帅更是无限崇拜，知道是斯大林指挥苏联红军进行了著名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莫斯科保卫战，战胜了纳粹希特勒。1953年3月5日，当同学们从广播中听到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后，不少同学都哭了，整个学校一片静默，大家都沉浸在悲戚之中。宿舍的通排大炕上，有些同学躺在自己的铺位上，默默抽泣。我也是其中之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记得曲沃县有一次枪决数十名反革命分子，用三辆大卡车拉了，脖后衣领里插了亡命旗，上写反革命分子某某某字样，名字上都用红笔打了“×”，由全副武装的人员押着，通过县城大街示众，在东关东门外的空旷处执行了枪决。我那时也奔跑着去看热闹。警卫人员把观看的群众挡在一条线的西边，那时太阳已经偏西，阳光从西边照过去，每听见一声枪响，便见鲜血喷射出一片红光，“叭叭叭”的枪声中，此起彼落地出现一片片耀眼的红光。
有一次，在曲沃城北门外枪决一个罪犯。枪响过后，那人脑浆外流，便有一个人冲上前去，双手捧着热气腾腾的脑浆，呼呼地吞了下去。据说，人的脑浆能治一种什么病。
不久，国家搞“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学校只在教职员中搞。那时把抓贪污分子叫“打老虎”。学校总务处一名叫常毓智的被查出有贪污。学校的《曲中青年》板报（即学校黑板报）刊载了署名“小战士”和“石木”的两篇稿子，前者说常毓智贪污一部分责任在教师，后者说常毓智贪污是因为他干的是总务。我那时年轻气盛，便写了《常毓智贪污是老师没尽到责任还是处的环境不好吗》黑板报稿子，予以反驳，记得文章中还援引了刘青山、张子善的例子。
那时候，学生中根本不跳交际舞。每个礼拜六晚上，部分青年教师在一个教室中跳交际舞，不少人是刚开始学，机械地跟随教者挪脚步。有的学生家长见了，不解地问：那跟着踩脚印是干啥？
初中时参加过一次大的社会活动，是到曲沃城北的太子滩灭蝗虫。同学们围成了直径一二里大的包围圈，包围圈逐渐缩小，蝗虫越来越密集，我们用树枝摔，用铁锨拍，用棍棒打，用麻袋装……记得有三只野兔也被堵在包围圈中，它们左冲右撞，想冲出包围圈，怎奈人密手稠，生生被活捉了……
还有一件难忘的事，是在城北田间参观拖拉机耕作表演。50年代初，宣传社会主义远景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有一期的《人民画报》封面上，刊载了新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的照片，梁军长得十分英俊、漂亮，我们宿舍的几位男同学一心想把梁军的美好形象描绘下来，用购买的木质放大尺放大了一倍，却只能是用铅笔勾勒了一个轮廓，画面上梁军面部艳丽的色彩和光泽怎么也无法绘制得出，大伙儿很是抱憾和无奈。这是人们第一次见到拖拉机。两辆红色的拖拉机在驾驶员的操作下，从南头到北头，再从北头到南头，翻起的湿土像波浪般泛起，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个个脸上挂满了惊奇和兴奋。除了曲沃本县的群众，还有翼城的、绛县的和邻近其他县的。那是个大晴天，旁边停放着上千辆自行车，在太阳光的照射下，泛出一片耀眼的白光。
1950年夏到1953年夏，初中三年的学习结束了。初中毕业证书的背面，记录有初中六个学期期末考试的各科分数。六个学期各门功课的平均分数，即为该课的毕业成绩，我以各课平均91.24分位居全班第六名，比入学时的全班第五名倒退了一名。
初中毕业后，考虑到家庭经济困难，我和郭成富同学商议，计划一起去投考临汾师范。我桂树哥得知后，坚决不同意我考师范，主张我继续升高中学习。桂树哥曾是曲沃中学初八班的高才生，尤其数理化特别优秀，每次期终考试均是前三名。可惜在初中三年级时患了眼疾，因回老家河北治疗眼病失了学，后又主动辞退了小学教员工作，一直在农业社任会计。他以自己失学的痛苦经历，非常支持我升高中、升大学继续深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