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同学们都忙着复习功课，准备升学考试。正值暑假，天气酷热。房背后，树荫下，这里，那里，到处都是复习功课的同学。我自恃升学有把握，一边复习功课，一边构思一篇小说。酷热的天气，过度的用脑，高中倒是顺利录取了，却患了头疼的脑病。开学不久，我只身去太原看脑病。住在如今的五一广场南边一个小店内，天不明即到山西医学院附属医院（现今的山医二院）去挂号。好容易轮到了，医生简单问询了情况，给开了瓶补脑磷。心里很是懊悔，早知如此，我在曲沃街上就可买到补脑磷，何必花费这么多来到太原看病。烦恼之中，在广场上忽然看到卖家鸽的，雪白的羽毛，红红的眼睛。那时在家乡很少看到这么美丽的家鸽，欣喜之下，便买了一对雪白的家鸽。饲养过程中，发生过很有趣的故事，我曾以《鸽趣》为题，写了篇5000字的散文，刊登在省里的《北岳风》文艺杂志上，这是后话。
1953年暑假后，我考取到曲沃中学高中第三班。高三班学生的来源是曲沃中学初中的17班、18班和19班、20班的毕业生。19班、20班是1951年春季入学的，比17班18班晚半年，提前半年和17班、18班学生一同毕业。在高中学习时，我曾担任班里社会科学课代表。因我经常向学校的黑板报《曲中青年》板报写稿，学校学生会和团委会聘请我做《曲中青年》板报编辑。高中二年级时，我在作文时写了篇小品文《小王的哲学》，很受语文老师的夸赞，给打了92分。语文老师批语道：有讽刺，有幽默，耐人寻味，可把它寄给《中国青年》。寄没寄《中国青年》，我记不得了，倒是在《曲中青年》板报刊登后，在同学们中间反映热烈，受到同学们的广泛称赞。时至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我的同学董国玺还提到这件事。不料却引起我同班一位田姓同学的强烈不满。其实，我写作时只是选取该同学的一两件实事，作为创作的素材，一点没有讽刺该同学的用意；但这位同学很不理解，心中对我的不满长久不能消除。这也是我第一次体味到作中对号入座的可怕与可笑。现在看，这篇短文其实写得还很幼稚。
兹将《小王的哲学》全文附下：
小王在他班里表现很不平凡，据说他有自己的“哲学”。
一天晚上，和他同床的一位同学在床上碰破了脚，鲜血流得怕人。别的同学赶忙找牙粉止血，用自己的绸手绢裹伤口。小王从厕所回来，一见惊声大叫：“×你是在床上把脚碰破的吧？明天我褥单上有了血准是你！”大家对他这种举动很不满意，他却以为大家不能理解，一本正经地给同学们解释，我这样说并非自私自利，我褥单上有血，影响咱班的卫生工作，也影响咱校的卫生工作，更影响咱国的卫生工作，我这正是爱班爱校爱祖国的具体表现。一面还用手指着墙上“爱班爱校爱祖国”的那条标语。
又一次，午睡铃打了一会儿了。据他自己说从医疗室张医生那里得到了一道命令，要他转告给他班的康乐委员。同学们都快睡着了，他进门张口大喊：“×，张医生说今天二节活动带领咱班到医疗室去打防疫针。”被惊醒的一位同学叫他说话小声点，他说：“怎么？公事嘛！”后来同学们对他说，这件事情蛮可在饭后或其他时间再说，他很不同意，说有事不拖拉，这正是革命领袖的工作方法。英语课本上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列宁从不把今天的工作推到明天再做。
还是一次午睡时间，一位客人来找他，他把客人引进房子，大声问好，先握手，后请坐，到茶炉上打水时还捎带到消费室买了些茶、一盒烟和几包糖，回来又和客人畅谈一番，搅得全房子的同学睡不着觉。后来，同学们批评他时，他还反问同学们：“你们没看过《毛主席接待贵客》那课书吗？及时地接见客人这是我们青年的高贵品质。”同学们说：“不是不叫你及时地接见客人，你到教室或其他地方去谈话，不是就不影响大家休息了嘛！”他不同意：“不让客人到自己宿舍谈话，到其他地方去谈，那对客人是一种污辱。”他还滔滔不绝地说，“你们太自私自利了，宁肯不叫别人接见客人，都不愿牺牲自己一点休息时间，你们有些自大情绪，连自己的朋友也不愿接见了……”
高中二年级时，由我倡议，在班上创办了《班报》。同学们推举我为《班报》负责人，《班报》就办在教室的后墙上，内容丰富活泼，反映班里学习、生活和各项社会活动。学生们踊跃写稿，有表扬，有建议，还有散文、诗歌等文艺创作，很受班上同学的喜爱。因此，引起学校的注意，不少班的同学都到我们班教室里来参观，各班都办起了《班报》，对推动各班的学习和工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就是在这时候，自己有点扬扬得意，流露出自满情绪。意识到这一点后，认真学习了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休养》和一些理论文章，主动向班上党团组织作了检查，此后自己无论在学习上，还是在社会活动上，更加努力。高中三年级时，我被选举为班委会宣传委员。
那时候，正值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人民群众革命热情高涨，掀起各项建设的高潮。国家发行公债，老师曾给我们出过这样一道作文题：《一封劝购公债的信》。我就给作为家长的伯父写信，讲购买国债对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的意义，告诉伯父我在学校买了五万元的公债（相当于现在的五元）。因我在家时知道伯父准备购买二三十万元公债，希望伯父不要拘泥于二三十万元，只要条件允许，是越多越好的。侄想伯父既然思想很前进，在这次购买公债工作中，伯父是绝不会落后的。
1954年五一劳动节的前夕，全校学生和学校全体工友举行“工学联欢会”。主席台两旁挂满了同学们给工友的贺词：“你们是可尊敬的，因为做的饭菜格外香甜”，“劳动创造一切”。主席台桌子上堆满了同学们送给工友同志的礼品，有毛巾，有香皂，还有笔记本等。学生代表刘书礼发言，称赞工友们的辛勤劳动，阐述工友的劳动对我们学习的重要意义；工友代表王子修说，旧社会我们这些带“夫”字的人最受人看不起，比如伙夫、马夫。新社会毛主席说为人民服务最光荣，将来你们登了报，当了模范，我们做饭的也有一份光荣。咱就给别人说：我还给他做过饭哩。还有些学生、工友也都在会上发了言，会议气氛热烈，对培养学生热爱劳动人民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初中时，我们学的是英语。我曾经有个美好的向往，精通一门外语，将来能直接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或翻译外国作品。谁知到了高中，改成学习俄语，结果是两种外语都没有学成样子。学俄语时，俄语老师还给全班同学都取了俄文名字，我的名字叫奥列克。记得一次俄语老师提问一位同学，应该用俄语回答da，这位同学却回答成英语yes，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在小学、高小学习时，学校没有图书馆，更没有医疗室。到曲沃中学后，学校有了医疗室，校医姓张，一位温文尔雅的先生。同学们有个头痛脑热，他给开几片阿司匹林，总要嘱咐同学“多喝开水”，同学们背后就叫他“开水先生”。现在看来，张医生的嘱咐其实是很对的。
学校的图书馆，藏书不少。六年间，这是我最爱去的地方。那时阅读文学书籍，真是狼吞虎咽，厚厚几十万字的书，我三五天就阅读完了。一本接着一本，很少有中断的时候。读了中外古今大量的文学作品。读外国文学作品，对我影响最深的，是人道主义精神，作品中主人翁高尚的道德情操，浓郁的人文关怀，稳重、谦恭的风度，正直善良的心灵，对我的人格修养和行为规范起了长期的潜移默化的效应，影响了我一生。阅读中国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反映当代现实生活的作品，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孙犁的《白洋淀纪事》等，感到十分亲切，引起了我对文艺创作的浓厚兴趣。特别是高中语文课本上刘绍棠的《青枝绿叶》《大青骡子》等短篇小说，得知刘绍棠和我同岁，刘尚在高中学习，作品就上了高中语文课本，刘绍棠还因此被北京大学中文系破格录取，这对我有着极大的震撼和吸引力，心里就做着我如果在高中阶段发表了小说就有可能上北京大学的美梦。在高中时我试着写过几篇小说，却一篇也没能在报刊上发表。
高中临毕业前，班里发生了一件悲伤的事。高小毕业不久，聪明的刘培基同学患白血病早逝。这样的悲剧，在我们高中即将毕业时又发生了，而且也是一位刘姓同学。刘树英在初中时，我们就是同班，那时他在班里，无论学习成绩或是政治表现还很不显眼；但到高中后，学业跃为中上，思想进步也很快，并被选为留苏预备生，即将毕业，却患了白血病。那时我们并不知道这种病的名称，只记得他牙龈出血不止，体力渐渐不支，同学们排队为他输血，也没能挽救他的性命，于1956年6月12日病故，实在令人惋惜。
1956年暑假，高中三年的学习生活结束了。我虽然语文程度很好，但我并不是偏课生，我的数理化成绩在班里也称得中上水平。许是我们一毕业就离了校，投入了升大学的准备中，学校没有给我们发毕业证书，不像初中有毕业证书，知晓自己的学习成绩。但从三年六个学期的期末考试我均在前八名以内，推断我应该是班里的上等学生。
从1950年暑假后到曲沃中学上学，直到1956年暑期高中毕业的六年间，一直是步行上中学。曲沃至翼城，是一条石子土公路，只有几辆破汽车来往于翼城至侯马间。拉人的也是这种卡车，人在上面挤得实实地站立着。有时碰上不拉人的卡车熄了火，司机就叫我们帮着推车，司机还要拉着风匣呼哒呼哒地扇火，不知那是什么车，推得汽车发动了，司机就喊：“小娃娃，赶快上车。”我们就像一群小猴子，飞快地爬上车。可惜这样的机会很少。家乡距曲沃城50里。那时候，我们村只有一户财主家有一辆破旧的僧帽自行车。解放初期，我国还不会生产自行车，翼城绛县等邻县在曲沃上学的学生，都是步行上学。礼拜六六节课完后起身回家，第二天就返回了学校。如果说我现在的身体状况还较好，是和青年时这样的锻炼分不开的。
总的来说，从小学到中学时代，学习、生活是非常愉快的。那时候新中国如同初升的太阳，各项建设事业蒸蒸日上，自己作为新中国的一名青少年，心中充满了光荣感和自豪感，心地单纯，天真烂漫，无忧无虑，富于幻想，是人生中最欢乐的一段美好时光。
大学流年
（1956年夏~1960年夏）
1956年盛夏的一天，我在村西门外遇到了邮差，他递给我一封信，我知道这是大学录取通知书。看到信封的下款是“山西师范学院”，我的心一下凉了半截——这远不是我心目中想上的大学。尽管我和同村也被录取到该校的赵士元，是解放后我们村最早的两名大学生，家人十分欢喜，邻居、村人也都表示庆幸，我却高兴不起来。和大多数人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充满欣喜心情相比，这个暑假我是在没有多少欢乐的心境下度过的。
山西师范学院的前身是山西大学。山西大学于1953年院系调整时，分为山西师范学院和太原工学院，加上那时的山西医学院和太谷农学院，是山西省仅有的四所高等学校。山西师范学院的院长是梁园东，为九三学社成员。副院长为苏贯之、孙华青等，均为共产党员。校址即现在的山西大学。
我于9月1日到校报到。开学后，方知原高三班有20多位同学考取了师院的不同系科。计：中文系有董国玺、尚毓英、赵士元、田广禄、王伟之和我；数学系有王桂芬、王杨枝和高光跃；历史系有王忠孝、周敦义；体育科有李加玉、毛敏芝、朱筱卿、廉英彪、王亚嫱；中文科有梁希珍、曾秀英、王学爱；物理科杨滋源；地理科杨志忠；教学行政科李若蓉。山西师范学院是原高三班同学升学最集中的学校。考取其他学校的则零散了，记得的有：靳辉明、张保狮（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经济系），李存良、李锺殿（太原工学院），巩伟（北京石油学院），张协隆（北京地质学院），李克鸿（北京矿业学院），常之坦（中央戏剧学院舞美系），程瑛（天津体院），李凤岐、宫粹英、郑凤钦、马政民（天津师范学院），董尚忠、贺明道（西北工学院），赵维民、张永录、孟继录（山西农学院），孙占海、董怀盛、张岐山（长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刘安庆（河南新乡师院），任治林（内蒙师院），在高三班经常考第一名的吕赓文考取了北京体育学院。
当时的山西师范学院设有11个系：中文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历史系、地理系、政治系、教育系、外语系、体育系、生物系。设8个科：上述11个系中除外语、政治、教育三系没有科外，其余8系均设有科，另外还有个教学行政科。教职工600余人，学生3800余人。有22座大楼。图书馆藏书40余万册。
中文系住主楼西北方向（也是学校的最西北角）的二号楼。我们中文系一年级住一层，一直到毕业。全班开学时约160余人，毕业时有140多人。调干生占了很大比例，他们年龄一般较大，经济上也较宽裕，社会经验丰富，比起我们这些由高中升学来的学生要成熟得多。班内成立了党支部，党员也大多是调干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