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高小的一年半时间里，我和程万银、孙占海、崔峰四个人住在东廊房最北头的一间屋子里。孙占海和崔峰睡在北边的土炕上，在屋正中间的桌子上做作业；我和程万银睡在南边土坑的东半截，留出西头半截炕上放了张书桌，是我两人做作业的地方。一次，崔峰从家里带来了自制的火药，在室中央的桌子上学放什么新花样，火药燃烧后蹿起很高的火焰，就要燃着顶棚上的高梁秆，我们四个人来了场紧急灭火，才避免了一场火灾。
那时候刚解放，女娃上高小的很少。我们一班没有一名女生。二班只有两名女生，都来自二曲村，一名叫张秀英，一名叫董日秀，自然很吸引男生们的眼球。她们就住在我们宿舍北边不远的一个独间里。不知是不是离我们宿舍距离最近的缘故，后来，张秀英和程万银结了婚，改名张玉英，在县图书馆馆长的位置上退了休；董日秀和崔峰结成了夫妻，二人都在西安工作，直至退休。
刚上四高小，写第一篇日记时，开头第一句，我套用《模范作文》书上“当我在……时候”的句式，写成“当我在13岁的前半年便踏进了高校”，国语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宿舍里，说“当我在……时候”是说以前的事才这样说，你现在刚上高小，怎么能这样写？我当时十分羞愧，没敢向老师说是抄写了《模范作文》书上的话，老师给我改成了“我今年13岁了，才进了高小”。这件事对我的教育特别深，以后写作文、日记，便都按自己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写，再不硬套《模范作文》上的话。从这以后，我的作文和日记有了很大进步。老师经常在文章旁边画了圈圈、点点，并在题额上写上“另抄”二字，贴在课堂上，这大概是我爱好作文的开始；至于真正喜欢写作，萌生将来当一名作家的愿望，是在上了初中和高中以后。
还有一件难忘的事，那时候上课、下课都由值日生敲打挂在献殿下面的一截钢轨。一次轮到我值日，我到大殿西头老师的宿舍里看马蹄表，但不懂得如何看分针和时针，拿了马蹄表到课堂上叫老师看到下课时间了没有？老师说你连个表也不会看，下了课到我宿舍来。课后老师把我叫到他宿舍里，给我讲分针和时针的道理，我羞愧得几乎想钻进地缝中去，根本没听懂分针、时针是怎么一回事。是很后一些时候我才学会看钟表的。
但我在学习上很用功，进步也较快。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出榜后，我考了第六名。从第二学期到毕业，我一直是班上第一名。我能明显地感到，教导主任王亦征和教国语的王子才老师非常喜欢我。
一次学校演出《白毛女》，老师叫我演喜儿。考虑到喜儿的戏多，准备叫李林山和我两人扮演喜儿，一人演前半截，一人演后半截。我那时很好强，表示我一个人可演下来，最后定下我一个人演喜儿。因为喜儿的台词、唱段都很多，每场戏完了，走进后台就忙着背台词和唱段，紧张得不得了，在前台也是只怕忘了台词。至于表演得如何，也不知道下边人看了是什么反应。
一班我有一位很要好的同学叫刘培基，西下坪村人，人极聪明，个子不高，圆盘脸。我曾经到他家中去过一次。记得他父亲说话不是当地人，母亲长得很漂亮。有一次，我们发现刘培基一颗牙上戴了黄澄澄的铜壳，按当地说法是镶了金牙。我和几位同学叫他张开嘴看看，他紧闭了嘴唇，怎么也不叫我们看；我和两三个同学便动了手，把他压在炕上，往开掰他的嘴；他紧咬牙关，竭力反抗，后见他嘴动了动，竟在嘴中把铜壳退下咬扁咬碎了。1949年上半年期末考试，他是班上第一名，我是第六名；以后每次期末考试我成了第一名，他落在我的后面。但我俩是很好的朋友，他从不介意。倒是有一位同学对我产生了妒意。他是马册本村人，一次选伙食委员，并不上灶，本不该参加选举的，却带头喊出我的名字，大伙儿自然呼应一声“同意”，让我当了伙食委员。他想当伙食委员一定会影响学习成绩，其实未必。可惜的是，我的好友刘培基高小毕业考取师范后，患了白血病去世了。也可以称为英年早逝吧。
当时带二班《国语》的是一位姓胡的老师，不是我们当地人，说话是北路口音，身体魁梧，嗓门又粗又高。脚上穿了双运动鞋，那时候我们都没有见过这种鞋，把它叫做“猪脸鞋”。胡老师虽带《国语》，但对体操很在行，教我们在操场上正步走，把我们训练得像军队一样。那年五四青年节参加县上运动会，比赛项目有篮球、排球、体操等。四高和一高比赛篮球时，双方实力相近，你进一个，我进一个，比分咬得很紧，似乎是一高稍占优势，老是一高先得分，战斗十分激烈。我在旁边看得心都要跳出来了，紧张得不敢再看下去，有意扭回头去看西边场地上的排球比赛，心却还在惦记着四高篮球是赢了是输了。在看四高和二高另一场栏球比赛时，因为我们四高明显占优势，心才不那么紧张了。记得二高选手中有一位又高又壮实的50号，他在对方篮下抢住球以后，有个习惯语，总是大声喊“下”！指挥他的球友迅速转入进攻。这个口喊“下”的50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们一同考入曲沃中学，方知他叫王民凡，我分在17班，他分在18班……比赛体操项目时，由胡老师喊队，他喊出正步走后，四高小学生列队中发出“嘎嘎嘎”的响声，声音特别响亮，操场上都有些震颤的感觉，全场观众为之一振，鸦雀无声，都睁大了眼睛盯住我们；胡老师喊了声“跪下”！同学们“啪”地一声，齐刷刷地跪下了，全场掌声雷动。结果，我们四高获得了运动会总分第一名，得了红旗。记得我们打着“总分第一名”的红旗返校路上，经过几个村庄时，群众都站在路旁观看，我们走在队伍里觉得特别得意，特别自豪。
我上了初中后，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这位胡老师原来是阎匪军的伪团长，在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被处决了。
在四高小时，曾参加过几次社会实践活动。一次是到武池村宣传破除迷信。有一个时期，传说武池村一株古槐上显了神灵，附近村的不少妇女都到大槐树下拜神求药。记得年幼时，我曾跟随奶奶到村西关帝庙北大殿上求过一次药，奶奶点了香，叩了头，过了一个时辰，将接药的黄表纸折叠起来。里边似有似无地一些微末末，奶奶喝后头疼一点也未减轻。上小学后，我参加了推倒神像的活动，思想上已根本不相信有什么神灵。学校发动我们去武池宣传破除迷信，要求我们向群众耐心讲解迷信的害处，态度不能粗暴。我们快到现场时，远远地看到地下坐了黑压压一片求药的妇女。她们看见那么长一整队学生开过来了，不少妇女慌忙站起来走散了，还有一些胆大的或迷信深的妇女不为所动。只见大槐树上挂了不少红绸子，那些妇女跪在地上，双眼微闭，口中念念有词。我们便像背书一样，把老师教给我们的话讲给她们听，动员她们离开现场，但效果甚微……
另一次是去甘泉抬煤。时间是最热的农历七月的一天。我们夜里12点吃了饭出发，每人发了四个馍头，由王子才老师带队，去甘泉往学校抬煤。天微亮时到达甘泉。开始我和李林山、赵士第三人抬了近50多斤一筐煤，李林山比我们俩有力气，我和赵士第替换两次，才替换一次李林山；李嫌我俩歇得多，走得慢，去和贺明道抬去了，成了我和赵士第、赵士元三人抬一筐。口渴得要命，找不到一点水喝。我在写这次抬煤过程的作文中，有几处描写老师非常欣赏：黑夜走路时，“四边望不见一点东西，往下看，只是一条灰白的小路……”“胡同道里被水冲得高低不平，车壕成了两条半尺深的小沟，中间只有一横脚宽，一不小心，脚便插入小沟。”“路上碰着了一根半干的高梁秆，大家都是抢着吃。”老师在这些句子旁边点了点，并眉批了“抄”，作为范文贴在课堂上。记得那是我有生以来最艰苦的一次锻炼，最后还是由常存智和贺文学两位同学接了我们三个，才返回学校的。
还有一次，记不得是从吴寨村还是浍史村往城里背粮食，因为路途较近，没有抬煤那次劳累。只记是用一条裤子，绑了两个裤口和裤腰，装了粮食，将两裤腿搭在肩上运送；虽然每个学生扛不了多少，但我们学生人数众多，犹如蚂蚁搬家，运送的粮食总数就很可观。
在四高小还有两件大喜事。
一是我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49年的夏天，学校开始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开始是学习讨论，谈对青年团的认识，有些同学认为入了团就是要当兵过长江去打蒋介石；通过听阎明文和李校长、王老师的传达，大家认识到参加青年团，就是要做一名新青年，在学校努力学习，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学好本领，为新社会服务。学校组织我们到浍史村河东中学参加中学建团大会，大会主席讲了开会的意义后，开始选举团委会，共11个候选人，选举7人担任团委委员，记得当选人中还有一位女同学。有一位同学在会上发言，说他申请了几次，因为条件不够，没能批准，但他不灰心，他听取了同学们的意见，努力改正错误，最后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对我们教育很大。我于1949年9月9日光荣地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再一件大喜事，就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时候没有广播，我们是从报上看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大家欢欣鼓舞，心里觉着新中国成立了，我们成了新中国的儿童，人民当家做了主人，这下有好日子过了。老师还给我们出了道作文题——《我们要用实际行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中学时代
（1950年夏~1956年夏）
1950年夏天高小毕业后，因为当时翼城没有中学（先后驻扎在牛家坡村和浍史村的河东中学合并到了曲沃中学），听说新绛中学招生，我和本村的赵士元、赵士第、陈清源及西王村的李存良、李鸿德等人结伴去新绛投考初中。这是我们第一次出远门，家里人一再嘱咐，在哪儿歇息起身时，一定要回头看，看有没有掉下东西。路上每当我们在一处休息起身时，我们便同声喊：“回头看，回头看。”路上不知歇息了多少次，果然没有丢失东西。傍晚走到了侯马镇（当时为曲沃县的一个镇），在店中住宿一晚，第二天继续上路，于中午时分，来到了新绛城东边的汾河边，坐了摆渡的小木船过了河。经过考试，同行的同学大部分都考取了，学校给我们发了油印的《录取证》，有如现今的身份证那么大，我把它贴在书箱盖子下面。由于没有去新绛中学报到，一直保存了数十年。
后来，曲沃中学招生时（那时各学校都是单独招生），我们又到曲沃中学去投考。报名时要查看每人的高小毕业证书，负责报名的一位脸庞红红的姓张的老师看了我的高小毕业证书，以赞叹的口气说，哟，这是第一名的学生嘛！我当时很奇怪他怎么知道我高小毕业时是第一名学生。原来他是看到我的毕业证书与学校存根中缝间是大写的“壹”字。我那时虽然学习还算优秀，却不知道毕业证书的号码是按毕业成绩的名次顺序排列的。
那次曲沃中学共招收100名初中生，学校以发榜形式公布了录取名单。我看见榜上第一名叫吕赓文。我以第九名被录取。100名正取生后面，还有10名备取生。当时翼城的考生中有一位长麻脸很白净的同学，我无端地认为他就是第一名吕赓文，开学后这位同学分到了十八班，原来他叫陈兆云。吕赓文是来自垣曲县的一位同学。
这期招收的100名学生，分为两个班，按照考试成绩的名次，单号的分在十七班，双号的分在十八班。分在我们第十七班前五名的学生是，考第一名的吕赓文、考第三名的绛县的崔殿元、考第五名的史炳义、考第七名的郑联五和考第九名的我。史炳义、郑联五和我均是翼城县的，初中三年间我们三人成了最要好的朋友。那时候人们很少照相，我们三个人的合影照片，我一直保存到现在。
曲沃中学位于曲沃城的东南方。我在本村上学时，是在庙内；在北梁壁上学时也是在庙内；到马册村上高小时，还是在庙内，而且是一处比一处大。只有上了中学时，才是一所正规的学校。不由得让人产生一番感慨。解放前绝大多数村庄都没有盖学校，倒是村村都有不少庙宇。像我们只有百十户人家的小村庄，仅我记得的村内、村周围就有大大小小十一座庙宇，还不算几处庙宇废墟。而这些庙宇都是由村民分摊钱粮盖成的，怪不得迷信盛行，教育落后，距发达国家落后了近百年。曲沃中学解放前是一座贡院，高大的校门，内有龙门，是发榜的地方，笔直的甬道直通后面正中的大礼堂，甬道两旁浓荫蔽日，夏天十分凉爽，两侧各有一排两背相向的双列学生宿舍。大礼堂后面有校长院，西房是校长室，东房为教导主任室。几十幢整齐的教室，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宽大的操场，干净的灶房齐备。当时与康杰中学、临汾一中、洪洞中学、永济中学通称晋南五所名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