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小课本有《国文》《算术》《常识》《修身》。一年级《修身》图文并茂，简约的文字印在书页的最上边，整个书面是配图。记得一至三课的课文是：一上课，二游戏，三不打人骂人……第八课是八不逗留。前些课文我一读即懂，不逗留是什么意思，我一点儿不懂。配图是戏台上一个戏子正在唱戏，下边站了许多人在看戏。看看配图，再看看课文，仍然弄不懂。是后来年稍长后，才知配图是教人不因看戏在中途逗留的意思。记得《国文》读本中有一课的文字是“小人国里样样小，说给你听不要笑。火柴盒里可睡觉，打个苍蝇能吃饱……”又有一课插图是一个巨人睡着了，身体被五花大绑，宽大的胸部上站了个极小的人儿用桶往巨人口中灌食。后来我意识到这两篇课文是否在暗喻日本国和沉睡的中国。如是，说明在日寇侵华时，一些爱国志士在用不同的方式与侵华日军作斗争。
那时候，在北梁壁村东门外的高台上，常站有一个日本哨兵，背着上了明晃晃刺刀的枪支，夏天头戴吊布条的军帽，冬天则戴钢盔；令人看了心生寒意。不过，我们小学生上学下学，他从不过问。曾听说日本人喜欢与中国人比赛摔跤，日本人体质好，赢得多。记得一次在城内开运动会，有一项比赛是环城赛跑，那时自己并不懂环城就是绕城一周的意思，只是看见第一名返回体育场的是一个个子不高的日本兵，怪不得那时候日本称我们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也就是在这一次运动会上，我掉了队，一个人跑回了家，害得我两位哥哥哭着寻找我，何校长发动全校学生寻找。我曾写过专文，这里不再赘述。
日寇投降后，我们家乡成了八路军与蒋、阎匪帮的拉锯区。1947年后，我们在本村上了民主小学，一边读书，一边参加站岗放哨活动，手握红缨枪——将木棍一头削成矛头形状，用红墨水染了麻丝做红缨，对过路行人查看路条。记得一中年汉子把路条交给我，故意为难叫我念；路条上字迹潦草，有不少字我根本认不得，但我挺能沉住气，嘴唇动弹着做默念状，反正见路条上有大红印戳，不会是假的，把路条递给那人说，好了，走吧。有一次，城南村一位姓师的青年，去南梁集卖棉花，在村东门口故意为难站岗的小学生，叫村干部碰上了，把他押到小学校，在全村群众大会上作检查。这个人刚好是我村一家人的女婿，家庭成分高，直叫他认错再认错、道歉再道歉才将他放行。
1947年4月，翼城第三次解放。在县城举行欢庆翼城解放大会。我们第四区各村的欢庆队伍在杨家庄帽儿古洞坡口集中。多数村庄都有红火热闹。记得西王村是耍老虎，凸里村是耍火叉，有的村是旱船，有的村是踩高跷；最有意思的是扭秧歌，一个个扮了人物，后背上写上蒋介石、宋美龄、马歇尔、杜鲁门……都打了脸子，马歇尔、杜鲁门戴了高高的竖蓝条的帽子。我们村是小学生打花棍——四尺多长的细木棍用红绿相间的布条缠了，两头缀了五颜六色的缨子，还穿了小铜钱，打起棍来花色飞舞，铜钱哗哗有声。大家在路口一宽敞处等齐人马。记得路边土崖上一只母鸡正在小洞中下蛋，鸡主人是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显然是怕人乱，丢了鸡蛋，一直在旁边守着，我就觉着很可笑。庆祝大会开始后，先是领导人讲话，接着是各村红火队伍按顺序通过主席台，表演节目，十分红火。
解放后，我在本村小学上三年级和四年级。先后任教的有三位老师。
贾宝真，北坡人。中等偏高的身材，长麻麻脸，印象最深的是爱弹三弦。那时候把东房北间与北大殿台阶上东头一间小庙打通了，小庙的门改为窗户，从打通的土墙门上两个台阶进去，他就住在这个小间里。东墙上挂着他的三弦，闲暇时他常常弹三弦自娱，微闭着眼，弹得极投入的样子，脑袋也就随着弦声摆来摆去。
那时候学校的学董叫黄汉文，高高的个子，对小学校排演新戏特别热心。演的小戏名字记不清了，大都是揭露地主压榨剥削农民、农民翻身斗地主等内容。不知为什么，每种戏里都叫我扮女角。村上有一班乐队，李学诗老汉打板，翟文福拉二胡，王永茂、任黄吉吹笛子，一律是眉户剧，演出很受村人欢迎。和我同岁的陈毅同学，在一个小戏中扮演我方区长，穿了太大不合身的灰军装，腰里扎了皮带，别了二把盒子，在台前演唱，走到右边猛一摆右手，走到左边猛摆一下左手，吓得不敢面朝台下的观众，仰着个脸直往天上看，引得台下人一片笑声。
那时候，村里的小学老师很受人们敬重，社会地位也高，村里开群众会，总叫学校老师也坐在主席台上；老师在全村各户轮流管饭，每户人家也总是做最好的饭食招待老师。
第二位老师叫吴广丰，下白马村人。也是较高的身材，不过比贾老师要粗壮些，脸上有稀稀的麻子，不苟言笑，总是一幅庄重的面孔，没有留下什么特别印象。
第三位老师丁兆元，庄里村人。个头不高，粗墩墩的身材，大盘脸，面相上就可看出是个慢性子人，说话时略显腼腆。是从范牛村小学校调到我们村任教的。记得有一次，他借了我家的老黄犍牛，驾了车去范牛村拉他挣的粮食（那时以粮顶薪），并且叫我陪他去的。那老黄牛行走极慢，正合了丁老师的慢性子。丁老师不急不躁，牛车走了大半晌，才回到村中。
丁老师说话也是慢条斯理。人很诚实，但有时也来点小幽默。在东梁壁村任教的王老师，是个瘸腿，脸上还有麻子，县上集训没去参加，问集训回来的丁老师会上吃的啥饭，丁老师说馒头；啥菜？丁老师说茄子、麻夹，竟惹恼了这位老师。
丁老师教学质量颇优，他讲课耐心，细心，务必使每个学生都能听懂。联合学区十几个村子的学生历次会考，我们村学校的考试成绩都很优秀。我在全学区三年级、四年级的每次会考中，都是年级第一名。
我家院门外有一株古槐，古槐下安一盘石磨。一次，小学校学董在我家石磨上磨面，说到我考第一名的事，向我家大人说，考试无常，考试无常啊！我那时不知有考试无常这个成语，听不出他说的是考试无常还是考试如常，但从他那脸上不屑的表情，知道他绝不是夸赞我。原来他有个儿子和我同一个年级，学习也较优秀，且是我的好友，但他觉得自己作为学董，儿子没有考在我的前面，心里有点不是滋味，所以，他就要说考试无常。
解放后，小学校最大的变化，是村里女娃也上了学。我们村第一批女学生有：赵降雪、侯桂香、张玉英、陈兰英、李安苗、郭桂花、以及黄家、贾家、杨家的几个女娃，我现在记不清她们的名字了。她们有的相差两三岁，但因是同时上的学，都编在一个年级，集体安排在东房老师办公室的外间，不和男生坐在一块。因为使用一个厕所，便在厕所门口挂了个小木牌，谁进厕所时，把写着“有人”一面朝外挂了，出来时翻挂成“无人”。这些女娃都年龄偏大一些，上学又迟了点，后来我们上了高小时，全村竟没有一个女娃上高小。
解放后，上级号召破除迷信，发动小学生推倒庙里的神像。记得我们在推倒北大殿的大佛像时，很是费了周折，最后是在佛像背后，从两边各插进一根长杆，杆的一头抵在墙上，用了杠杆原理，两边各有一二十名小学生用力握杆，高喊“一二、一二”，只听“轰”一声，大佛倒在地上，摔成一堆泥土，荡起满屋尘土，好半天才尘埃落地。破除迷信，我们小学生最容易接受，表现也最积极。
1947年，家乡进行了土地改革。在斗争地主、富农的群众会上，我们小学生高呼口号，亲历了斗争场面。先是由被剥削的长工或佃户诉苦，接着叫地主、富农坦白有没有地财（埋在地下的金条、银圆），不老实交待就用各种方式进行“斗争”：有的地主富农被绑了双足用小毛驴拉着在大街上跑；有的双臂被绑在一条扁担上，由众人像打夯似的反复在地上礅；有的叫坐老虎凳，往腿下面一块一块垫砖。幸好我们村没有打死人的事发生。邻近有些村就有开了“砖头会”和用乱棍打死人的事，一些村甚至有误斗中农的事。不久上边号召“纠偏”，要求把误斗中农的东西退还给原主，斗争才走上了正轨。经过土改，不少穷人分了土地、房屋，搬进了地主富农的院子，还分了农具、牲口，翻了身。有一次我们行政村（包括北梁壁、东梁壁、凸里村）群众还到西梁村斗争一小名叫臭蛋的恶霸，我拿回一个大铜铃铛……
还有一件事，是动员青年参军。那时仗打得正紧，第一天参军第二天就上战场。第一次参战就牺牲的事时有发生。有的贫下中农青年翻了身，为保卫胜利果实，真正自愿报了名，有兄弟多人的，自愿或被动员报了名。我们村参军的有李文思、张学业等七八人，正在河东中学上学的我的堂兄侯文铎也参了军。村里群众给他们披红插花，敲锣打鼓，欢送他们参加了解放军。
在四高小
（1949年春~1950年夏）
1949年春天，我小学毕业后，和村上几位同学去城内投考一高小。考试完后，柴华甫老师口头通知我们被录取了，并且告诉了开学日期。不久驻扎在马册村的第四高小也在招生，家里人便叫我们去投考四高小，也被录取了。那时候浍河在城南绕来绕去，由我们村进城内，需要过三道河。每到夏季，浍河经常发洪水，洪水中不仅有淹死的猪羊，也不断有淹死人的事情发生。大人们认为还是去四高小安全，我们便上了翼城第四高小。
学校在马册村东南角的一个大庙里。大庙样式和北梁壁上学时的大庙相仿，只是更大些。正南面是个戏台，台口用砖头垒了半人高，上边按了木格窗户，改作了教室。北边大殿里已无神像，也作教室。大殿东西两头各有三小间房屋，是老师的办公室。东西两排廊房是学生的宿舍。西南角还连着一个小院，只有东房和西房，也是学生的宿舍。
刚到四高小时，我在二班。不久，举行了一次考试。一次站队中，老师从二班中点了我和另外几位同学，说是升到了一班，又从一班往二班降了几位同学，并且出了一道作文题《编班以后的新气象》，叫我们写篇作文。我们一班有一段住在崔家楼院里，二班三班住在大庙里，后来三班搬到武池村去了，我们一班又搬回大庙里。
当时四高小的校长是李愚如。他和一部分老师随三班住在武池村。住在马册学校的有教导主任王亦征，小小的个子，瘦瘦的身材，脸庞黑黑的，大大的眼睛。王子才老师，下白马村人，中等个儿，白皙的脸上有稀稀的几颗麻子，反而显得更俊俏。他性格温和，总是面带笑容，很受同学们喜爱。（我曾于2009年在《今日翼城》上著文《怀念王子才老师》，并参加了王老师墓地的立碑仪式。）张子健老师，北常村人，中等身材，面部绯红，前额很高，上课时态度严厉，同学们都有点怕他。（1988年张老师76寿辰时，我们同学为张老师送上“教德高尚”匾额。）那时王、张二位老师也就是30出头，有时两人打打乒乓球。王老师代国语，张老师代算术。还有一位40多岁的许老师，肉头肉脑的，午极村人，说话是曲沃口音，代我们的自然，课堂上爱说笑话。说他一次替村中一位上女子师范的学生去送包袱，甬道两旁站了两列女生，他在中间甬道上走着走着，变成了迈右腿时往前摆右臂，迈左腿时往前摆左臂，说着还在讲台上做了表演，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那时候学生都是由家里扛白面交到灶上，一律在学校上灶（马册本村的学生除外）。炊事员姓刘，绛县东封村人，高高的个子，身体很壮实。他和我们村的陈清源同学特友好，还到陈家中去过。还有一位姓任的老汉，40多岁，专管担水、调煤等粗活儿，但脾气极好，同学们也都很喜欢他。记得那时每逢吃馍头，都是把大蒜捣成蒜泥，用醋调了，几个人围成一圈，用热馒头蘸蒜吃。有一段时间我当伙食委员，和程万银提了能盛三斤水的蓝色大玻璃瓶（现在很少见到这种瓶子了），到南史村去打醋。开始两人轮流提空瓶子，走到半道上，记不清是轮到他还是我提瓶子了，却耍赖不提；另一个人便把空瓶子放到路中央，两个人都赌气朝前走去。眼看离瓶子越走越远了，两人心里都有了悔意，但谁也不愿意先服软；没法子，两人商量一块儿返回去提空瓶子……
同学们穿的都是家织的粗布衣服，鞋袜都是母亲手工做的布鞋布袜，那种布袜现在年轻人都没有见过，高高的布筒袜子。我最不爱穿新衣、新鞋了。那时穿的白粗布小布衫，母亲用面汤浆过的，平展展、直撅撅的，穿在身上很不舒服，我就叫程万银同学先替我穿些天；有时是故意把平展展的布衫揉皱了，揉软和了才穿。新布鞋也是叫别人穿几天自己才穿。
晚上上自习，同学们都是点的棉油灯。每个人从家里提来棉油，两个人合用一盏灯，由二人分摊灯油。我和程万艮合用一个灯，用一个破半碗，将棉花搓成灯捻子，倒上棉油，便是一盏灯了。记得住在西房的杨滋源同学从家里带来了有玻璃罩的煤油灯，第一次见到这种灯，我们都觉得很稀罕，晚上自习时常悄悄跑到西房去，为的就是看人家的煤油罩子灯，并闻闻煤油燃后的那种特殊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