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玉隆
说起阳泉，人们自然会想到它是一个矿产资源丰富的地方。阳泉人亦以“全国最大的无烟煤基地”、“国家能源重化工基地”引以为自豪和骄傲。多少年来，“阳泉”给人的印象多是黑白黄的色调和傻大黑粗的面孔。也许是这种印象太深的缘故，阳泉丰厚的文化资源被悄然掩埋了。殊不知，阳泉在拥有得天独厚矿产资源的同时，它还拥有独具地方色彩的历史文化资源。
现在的阳泉市，实际是过去平定和盂县两个县的区域合成。现在的市区，过去属平定管辖，是一处乡野之地。1906年石太铁路通车，于此设阳泉站后才渐渐形成一个小镇。1947年5月2日阳泉解放，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形成现在的规模。因此，要了解阳泉的历史文化，必须从平定和盂县谈起。
我们从有文字记载的角度来看，阳泉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公元前597年，赵氏孤儿的故事就发生在盂县。公元前569年，白狄族在今盂县境内建立仇犹国，直至公元前457年被晋国吞并。逮及西汉，平定境内置上艾县；隋朝初年，盂县又置原仇县。大金时期，平定、盂县相继升为州级建制。清雍正时期，平定一州管三县直至清朝灭亡。在这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阳泉见证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在这片土地上积淀了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并成为闻名遐迩的文献名邦。对此，我国历代大量的历史文化典籍均有较为详尽的记载。下面，我们不妨随着历史发展的轨迹去寻找它们的踪影。
一、感天动地的忠义文化
当把历史回溯到2600年前的时候，我们从《史记》等历史典籍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发生在晋国宫廷的一场悲剧。公元前597年，晋国大夫屠岸贾亲自率兵攻杀赵氏于下宫，赵氏家族三百多人被斩杀殆尽。赵朔妻庄姬身怀有孕，避祸宫中。后来生一男孩，即赵武。屠岸贾闻讯入宫搜孤，公孙杵臼和程婴相谋救孤，杵臼与假孤被害，程婴与真孤逃匿山中避难。十五年后，在韩厥的帮助下，赵武被迎回宫中，屠族被诛，赵武主政。这就是流传至今的赵氏孤儿传奇故事的梗概。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盂县藏山见证了这一悲剧。
从悲剧发生的那时候起，程婴和公孙杵臼舍身救孤的凛然正气就极大地感染了晋国及周边的民众，忠义二字得到人们广泛的认同和实践。作为赵孤藏身地——藏山一带的老百姓，更是忠义文化的忠诚实践者。试想，如果没有当地群众的机敏掩护，赵孤性命能得以保全吗？如果没有当地群众的悉心扶助，赵孤能生存下去、长大成人吗？史实告诉我们，在搜孤救孤的斗争中，当地百姓面对随时可能招致的杀身之祸，他们毫不犹豫地拿起了正义的武器同邪恶势力展开了机智而勇敢的斗争。对此，我们现在仍可从民间的故事传说中找到诠释，从现存的历史遗迹和史籍中得到印证。
这里，有两种独特的现象耐人寻味。
首先，我国历史上祭祀程婴、公孙杵臼、韩厥、假孤、赵武等人的庙宇，盂县藏山为最早。
藏山文子祠到底建于何时，虽不能确考，但从诸多史籍中了解到很可能早于唐代。唐代开元年间有一位学者名叫张守节，他曾给司马迁的名著《史记》作注，起名《史记正义》。他在《史记？赵世家？正义》中有这样的话：“今河东赵氏祠先人，犹别舒一座祭二士（注：指程婴和公孙杵臼）矣。”可见，至迟在唐代时就有“赵氏祠”了。藏山祠立于大金大定十二年（1172年）的《神泉里藏山神庙记》碑中“此方之人为立庙貌，其来远矣！”一语亦可佐证。
其次，盂县境内历代祭祀程婴、公孙杵臼及赵武等人的庙宇数量最多，规模最大。
据不完全统计，盂县境内历代祭祀程婴、公孙杵臼及赵武等人的庙宇多达百座。这在中国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这些庙宇中，盂县的藏山祠和西关大王庙是作为忠义文化载体最为典型的代表。
救孤的忠义之举，曾被历代文人编写成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广为传播。晋朝陶渊明，唐朝李白，宋朝黄庭坚、辛弃疾、文天祥等都有诗作歌咏其事。明代冯梦龙《东周列国志》将故事更加完整化。但最有影响的当数元代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该剧先由法国传教士马约瑟于1731年在广州将其译成法文，取名为《中国悲剧赵氏孤儿》。1734年巴黎《法兰西时报》、翌年《中华帝国志》先后刊发，在欧洲引起巨大反响。后来，法国著名文学家伏尔泰于1753—1755年以马约瑟神父的法文本为素材创作出《中国孤儿》，于1755年8月20日开始在巴黎各剧院上演，盛况空前。之后，英国谐剧作家默非又根据伏尔泰及马约瑟的本子，重新改编了《中国孤儿》，在伦敦演出，引起极大轰动。可见，忠义文化的穿透力是多么的强大，它已穿越时空，跨越国界，连外国人也为之动容。
由于忠义文化长久的传播和影响，她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净化，境界得到了升华，因而在阳泉的历史上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忠义楷模。如隋朝末年的张士贵、王君廓，因对腐败而黑暗的隋政不满，便揭竿起义，为大唐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宋代盂县的李谦溥、李允则、李允正父子，一门忠臣，为保卫国家的安全和统一，增进民族感情，促成宋辽和好做出了突出贡献。明朝末年盂县的李化龙，为反对官府，聚众围城，终因寡不敌众而壮烈牺牲。清朝晚期，盂县后川村民刘绍发，为反抗官府的残酷剥削和沉重徭役而聚众起义，迫使官府出面谈判，订立条约方了结事端。清朝末年，平定张士林为抗议晋省矿权出卖给英国福公司，组织当地士绅开展争矿运动，成立了“保艾公司”，为我省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抗日战争中，阳泉的老百姓不甘受辱，与日军展开殊死斗争，涌现出大批的英雄人物，他们共同谱写了一首首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忠义文化在阳泉的历史渊源铸就了阳泉人勇于斗争、不怕牺牲和为真理而呼、为正义而战的可贵品格。
二、警世策人的古国文化
春秋时期的仇犹国，即现在盂县的中、东和北部地区。有关仇犹国的情况，我们可以从许多文献古籍中找到依据。如《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第十一：“使樗里子以车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让周，以其重秦客。游腾为周说楚王曰：‘知伯之伐仇犹，遗之广车，因随之以兵，仇犹遂亡。何则？无备故也’。”
《括地志》云：“并州盂县外城俗名原仇山，亦名仇犹，夷狄之国也”。
《韩子》云“智伯欲伐仇犹国，道险难不通，乃铸大钟遗之，载以广车。仇犹大悦，除涂内之。赤章曼支谏曰：‘不可，此小所以事大，而今大以遗小，卒必随，不可。’不听，遂内之。曼支因断毂而驰。至十九日而仇犹亡也。”
此外，《战国策》、《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史籍以及许多方志中均有大同小异的表述。后世人对此亦作过大量的研究。郭沫若、翦伯赞、台湾学者柏杨等史学大师在他们的著作中都予肯定。只是，多数学者对仇犹国的灭亡时间看法基本一致，即公元前457年由晋国智伯所灭，但对仇犹国的建立则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公元前569年，有的则认为更早。这些，本文不想作详细考释，仅就仇犹国建立后引发的文化内涵试作探讨。
首先，我认为仇犹国建立的本身就是一部文化大典。
由上所知，仇犹国是“夷狄之国”，后人考证为白狄人所建。那么，白狄又是一个怎样的民族？他与华夏族又是什么关系呢？
有关“狄”的记载始见于《春秋》鲁庄公三十二年（前662年）“狄伐邢”、闵公二年（前660年）“狄入卫”。后来出现了白狄、赤狄、长狄、瞒、潞氏、鲜虞等不同名称的狄。白狄最早见于《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前627年），“狄伐晋，及箕。八月戊子，晋侯败狄于箕，郄缺获白狄子”。关于此事，《春秋》只书“晋人败狄于箕”。据清朝王先谦撰、吕苏生补注的《鲜虞中山国事年表疆域图说补释》一书介绍，春秋前期，白狄主要分布于古雍州北部（今陕北一带），后来“白狄从陕北东迁晋西北、晋中，最后分布于晋冀交界的太行山脉北段两侧，由游牧转入定居，分别建立了国家”（《北狄源流史》），即鲜虞、肥、鼓、仇犹四个国家。《北狄与中山国》一书介绍，“据《左转》、《国语》记载，春秋中叶以后活动在太行山东西两侧的北狄族，赤狄诸部灭亡后余众以‘翟’为姓，白狄诸部灭亡后，余众或以鲜虞（于）为姓，或以肥、仇犹为姓。这些狄族部落经过春秋战国数百年同华夏族的错居杂处，最后都融合于华夏族了。”我认为这个结论是对的。
据专家考证，春秋时期，见于史书的诸侯国名有一百二十八个，但比较重要的不过十几个。仇犹国能名垂史册，本身就充分说明了它的存在价值。通过对仇犹国史的研究，不但可使我们进一步增进对华夏民族融合史的了解，而且可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仇犹文化衍生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据《北狄源流史》一书记载，仇犹国灭亡之后，“余裔南迁于江苏宿迁以投越国。……后又隋越南迁至浙江余杭市北十五里仇山，仇溪绕其麓，山上旧有仇王庙，因名。”近年来，河北井陉附近亦有仇姓人士到盂县寻根问祖。这些，都说明了仇犹文化并没有随仇犹国的灭亡而消亡，而是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
其次，现在盂县境内尚有大量的仇犹文化遗存。
一是仇犹国都城遗址。据明清《盂县志》载，“县治东里许有仇犹城，周围九里。”《括地志》、《九州志》也有记载。古城遗址位于盂县城东里许古城坪。现存城墙残骸约数十米，夯上墙残高0.5—3米、宽10米，夯层厚4—6厘米，局部达10—12厘米，夯窝直径3—3.5厘米。在都城遗址中，随处可见暴露的文化层，内含大量夹砂泥质灰陶及饰绳纹的泥质灰陶残片；地面曾采集绳纹砖，内素面或篮纹、外饰粗绳纹或细绳纹的板瓦；素面、云纹半瓦当；敛口折沿深腹绳纹鬲；宽折沿绳纹盆；卷沿鼓腹圜底小口罐等器物。2003年，盂县在修筑金龙大街时，在城址附近还发现了东周墓葬50余座。经考古鉴定，时代与古城年代基本一致，应是古城同时期的遗存，其中战国墓居多。出土的器物主要有陶器、青铜器和车马器。陶器组合为典型的战国随葬品组合，主要有鼎、豆、壶，车马器有马镳、马軎、马辖。此外，还出土了8把战国青铜短剑，这在晋东地区为首次发现，非常引人注目。
此外，盂县牛村镇教场村，相传为仇犹国演兵之地，故名教（校）场。盂县志载元吉村有仇犹国君墓。盂县秀水镇秀水村还出土过仇犹国刀币。盂县城的钟镇街，相传埋有晋国所献的大钟。盂县桃园村有钓鱼台，传为仇犹国君钓鱼处。盂县清城村北五里将军岭上有将军墓，相传为仇犹将军殉难后葬此。
二是古战场遗址。现在盂县秀水镇北庄村一带为仇犹国君同晋国智伯军队激战并壮烈牺牲的古战场。现在还有因战事传说留下来的地名。如“折将坪”，为仇犹国君损兵折将的地方；“披头崖”，为仇犹国君战败披头散发之地；“围巷”，为仇犹国君被智伯军队团团围困之巷道；“天灵盖”，为仇犹国君被智伯军队砍掉脑袋的高地。仇犹国君的坐骑被杀后，其掩埋处称为马王庙。后来，人们在种田时，还发现过当年的兵器残物和人、马尸骨残骸。此外，盂县的香河之名，亦因仇犹国君的妃子殉节于此而得名，原名腥河，后人嫌其不雅，改名香河。这些，充分见证了残酷的战争历史。
三是祭祀仇犹国君的庙宇。清代盂县志记载有关祭祀仇犹国君的庙宇有四处。一处在盂县城东，遗址不详。所遗铁钟款识为“唐贞观元年”。一处在盂县城北的高城山（又称高神山）。此山原名仇山、原仇山，因山顶有仇犹庙而得名。一处在云中山。据王[堆][育]昌《盂县金石录》载，云中山（位于盂县牛村镇境内）有“元至正十六年立仇犹君庙醮台记”。还有一处在御枣口村，名仇犹观。
第三，仇犹国灭亡的历史意义。
按理说，仇犹国作为夷狄之国，在弱肉强食、战乱频仍的春秋晚期被大国吞并，并没有什么惊奇之处。八百诸侯不就只剩下战国七雄嘛。然而多种史书记述仇犹国灭亡一事，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在前面的表述中我们已清楚地看到，司马迁是把仇犹国灭亡作为案例提出的。“游腾为周说楚王曰：‘知伯之伐仇犹，遗之广车，因随之以兵，仇犹遂亡。何则？无备故也。’”意思很明白，就是说仇犹国的灭亡是因为没有防备的缘故。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仇犹国的灭亡，那么其意义显而易见。
有人把仇犹国的灭亡归咎于智伯的贪婪和奸诈。我不这样认为。古人云：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智伯虽然采取的是一种欺诈的手段，但这也是兵法许可的，所谓“兵不厌诈”。问题是仇犹国君自身的保护和防范意识不强，在关键问题上不听忠告，才导致悲剧的发生。就这一点而言，仇犹国灭亡的教训，对我们后人来讲，依然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