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任何一种革命或政治运动都不可能把人世间的爱情生活全部抹杀掉。爱情，是一直伴随着人类发展了几千年的共同体。只要世界上有人类存在，就一定会有爱情存在。即使在形势非常严酷的“文革”期间也是如此。这从马烽和孙谦在八十年代初创作的反映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二十年历史的两部电影剧作，《几度风雪几度春》正集和续集中，可以得到印证。《几度风雪几度春》中的主人公云务本，其妻在“大跃进”结束后病逝了，妻妹范仙桃见姐夫云务本又风光了，就主动走进方家要和云务本结合。范仙桃很明显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迹，水性杨花，见异思迁，见风使舵，乐于攀权结贵。她见丈夫是个“烂小学教员”，“没有啥了不起”，便一脚踹了丈夫嫁给了从城里来到村里的拖拉机手；见姐夫在“大跃进”、“浮夸风”中没有被整倒，又当上了村支部书记，就又和拖拉机手吹了，要和云务本结合。见姐夫在“四清”运动中又倒霉了，她把衣服连同云家的自行车骑上又要“离婚”了。她跑到城里“文化大革命”去了，又与当权派结婚去了。但云务本作为那个时期的受害者，同样也是时代的英雄。英雄陷于苦难之中，自然有宽阔胸怀的有情女人来安慰。苏金香是个有情有义的刚烈女子，她一次又一次地对云务本产生误会。丈夫葛二宝因公而死，她埋怨是他买回配种马而致；“四清”中云务本申辩说买马钱给了葛二宝，她埋怨他是将“屎尿盆”往死人头上盖；当有人提议她嫁给云务本时，她却嘲讽那人说：“我妈早生我十年，他就够得上当我的爸爸了。”当公公让她给云务本去送油糕时，她见云务本出了门，就把油糕倒在猪圈喂了猪。但在云务本最苦最难的时候，她挺身而去了。她认为云务本“够得上一条汉子”。云务本说：“可你知道我现在是走资派”，但她不听那一套，勇敢地要和云务本结婚。“好戏多磨”，自然要受到时代的歌颂和赞美。还有凤重生和云彩霞这对年轻人的爱情，同样也具有时代的特征。龙生龙，凤生凤，地主的孝子贤孙只能对走资派的女儿。所以说，不断变化的时代带来了爱情价值观的不断变更，也带来了电影作品中爱情观的斗转星移，应该说这是存在于每一个时代的现象，而不是某一个时代的特殊产物。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渐渐发展起来的社会经济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人们：社会主义并不是“越穷越光荣”，有经济实力的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尊重。在这些观念的冲击下，人们的爱情也面临着新的挑战。金钱、财富渐渐被视为成功的标志，也成为一种越来越流行的时尚观念。《咱们的退伍兵》中的任水仙，为了能给家里买来一辆小四轮拖拉机，竟然与方二虎断绝了多年相处的恋情，嫁给城里开贸易货栈的老板；《山村锣鼓》中的倪丽丽与丈夫离婚后，一直与有权有钱的廉振家苟且相好；《黄土坡的婆姨们》中的傅改改，为了给抚养大自己的哥哥凑齐一千元的彩礼，狠心与相处几年的伍成龙分手，嫁给了城里的“万元户”。但是，对于金钱与物质的崇拜和羡慕，带来的自然是不好的后果。这是马烽和孙谦这一代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特有的思想特征。所以，在“农村三部曲”中，他们对这种物欲般的爱情，不像别的同一时期的电影只是含蓄地影射，而是很明确地作出正面的答复：任水仙在众人的奚落中去内疚和惭愧吧，最后“挺着大肚子，一手拉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一手提着个菜篮子”，尽管“穿得很光鲜”，但“眉宇间却布满愁云”。金钱和财富可以使你物质享受丰厚，但却使你的精神越来越失落与空虚。倪丽丽的美梦也只能随着廉振家经济贪污案的真相大白而坍塌，宣告了“唯金钱论”和人性中极度物欲膨胀的最后下场；傅改改被“万元户”就“像旧社会的女招待一样”看待，竟逼着她去陪南方来的客人睡觉，她受不了，她扇了“万元户”两个耳光，她这既是对“金钱爱情”的无情批判与痛斥，也是对自己爱情苦果的自责与悔恨。她以自己的耐心和真情，终于再次赢得了伍成龙对她的爱情。到此，剧作也就完成了对这种崇拜金钱与物质的爱情的彻底批判。
“农村三部曲”中爱情的赢家是那些具有开拓精神和知识力量的现代青年。他们有能力改变贫困而落后的面貌，也有能力重新结构新的形态。而在新时代中，无疑只有新的形态才适合新的改革道路。《咱们的退伍兵》中的方二虎虽然失去了任水仙的爱情，却得到了与自己思想情趣相同的另一位现代女性俞亚男的爱情。俞亚男比任水仙更具有现代观念，她见哥哥退伍回来因地制宜带领全村人民开煤窑，资金紧张，人手缺，放下正在读的高中，就和大家一起开煤窑。她自喻自己是“小山沟的产品，大上海的包装”。她尊重别人的感情，但也绝不放弃自己的追求。她“自信有双能劳动的双手，自信长得还不丑”。她排除一切干扰，自选目标，主动进攻，终于追求到属于自己的爱情。她认为方二虎“不是块石头，而是块宝石”。《山村锣鼓》中的费成树与岑彩彩也是苦难中见真情，由于在共同的创业中彼此了解、支持而发展成为恋人。岑彩彩外表柔弱却内心刚强，是盏“牛皮灯笼——外暗里头明”。她偷偷地把自己的手表卖了，给费成树作进城学艺的路费。在全村集资办厂的大会上，她把父亲留给她的一千元嫁妆毅然入股。面对廉振家的霸道，她夹着行李，冲出了廉家，来到费成树家，大胆地表白了自己的爱情“我要嫁你！”她说：“我不是奴隶，我也没有卖给他家（指廉家）！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黄土坡的婆姨们》中的齐新，虽然腿有些瘸，但有知识的力量支撑着自己的思想。他虽然不是改革的强者，但他聪明幽默，乐观向上，勤奋好学，帮助村里的好多老弱病残户科学种田、科学养殖和孵鸡。知识使他具有了获取爱情的武器。年轻漂亮的姑娘康小青，经受了金钱与物质诱惑的考验，在与齐新青梅竹马、朝夕相处的生活中，逐渐对他产生了恋情。但他们是一对孝男孝女，为了让自己的父母也能够在晚年获得幸福，他们共同努力将一对孤寡老人喜结良缘。这为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建立起来的爱情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电影理论大师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在他的《从卡里加里到希特勒》一书中指出：“电影在反映社会时所显示出的与其说是明确的教义不如说是心理素质——它们是一些延伸于意识维度之下的深层集体心理。”爱情观正是这样的一种“深层集体心理”。从马烽和西戎、孙谦创作的十一部电影剧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五十年来中国农村爱情观的变化纷呈。每一个时代各有其特色。电影剧作中的爱情观无疑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主流观念，其强烈的社会性无不意味着对其社会观念的朝拜。他们的这些电影剧作也最终证明：爱情观不可逆转地随着社会变革而变更，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人们对时代强者的爱慕，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对真善美的向往。这便构成了这十年中国农村爱情观的主旋律。另一个方面，马烽们的电影剧作对社会的影响，也进一步证明：中国电影中的爱情观，同时也必然是大众社会心理的引导者，成为一种大众价值评判的依据，有着超越其自身的非同寻常的意义。
（获山西省文联第六届文艺评论奖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