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40年代的爱情模式是“英雄佳人”，那么五十年代的爱情模式就是“劳模佳人”了。这是时代发展的潮流熏陶的必然产物。这在马烽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和续集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孔淑贞一出场，就给人一种醒目夺人的感觉。在一首“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辛苦花不开，幸福不会从天降，社会主义等不来”的歌声中，我们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在这首很富有时代特征的歌曲声烘托下，在青年人的注目中，佳人“闪亮登场”：“在路上出现了一位年轻的姑娘。姑娘长得很漂亮，梳着两条长长的辫子，戴着一顶大草帽，背上背着个书包，手里挥着一枝柳条。她没有注意到树下的人们，逍遥自在地唱着歌从地头上走过去了。”这位有文化爱劳动的孔淑贞无疑是新时代的“公主”，要想得到公主的爱情自然是“樱桃好吃树难栽”的。但是歌声也同样告诉我们：“只要汗水勤灌溉，幸福的花儿遍地开。”剧作中的多位追求者，最早淘汰出局的自然是一心想逃避劳动，进城享受的李克明。剧作很鲜明地告诉我们：对劳动的轻视显然等同于对爱情的不负责任，没有哪个姑娘会把自己圣洁的爱情奉献给这样的人。对劳动的赞美就是对爱情的赞美，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赞美。对劳动价值的肯定和对逃避劳动的讽刺成了这个时期大部分电影的爱情价值观。在五、六十年代中，男女恋爱观的另一重要倾向，就是对共产党员、对军人的青睐。这一点可能比劳模更胜一筹。这同样是由时代的氛围所决定的。打走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的是共产党，是革命军人，那么“吃水不忘打井人”的受益者，自然没有理由不崇敬这些人。对年轻人而言则是崇拜和倾慕，这样就决定了年轻的军人和党员也成为电影中表现爱情的最后赢家。《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既是复员军人，又是共产党员的高占武，在孔淑贞众多的追求者中能够最终赢得她的爱情，也就不足为奇了。时代潮流中的爱情价值观已经为高占武铺好了成功的路。木匠曹茂林虽然聪明能干，勤劳手巧，但他显然没有高占武具有更高的政治资格。更直白地讲，其实就是谁更接近革命，谁更进步，谁就能获得最美好的爱情。高占武的资历赢得了“公主”孔淑贞的爱情，而总想着逃避劳动到城里去享受的落后代表李克明，既没有得到孔淑贞的爱情，也失去了刘小翠的好感，在感情上一无所得。到这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正集也就完成了它对爱情观最直接也最实际的评判。不过，在正集的结尾，失败的感情经验和火热的劳动过程，也终于使李克明认识到得到爱情的可能性：他对孔淑贞说他不去城里，而要留下来与大家一起创造新的未来。在此，正集又为落后者提供了最有可能成功的改正方法，同时也能为同时代更多的青年提供重要的启迪作用。《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续集就从此展开了新的故事。李克明的改邪归正，终于赢得了“长得粗粗壮壮”的姑娘冯巧英的爱情，二狗也与小兰有了爱情的信号。带有鲜明时代信息的思想意识，在这两部电影剧作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剧作中爱情的成功或失败也最直接地成为时代爱情价值观的晴雨表。剧作中对爱情观强烈而明确的意识倾向，使它越来越具有了某种程式化的套路，成为现实生活中爱情价值观的时尚潮流。这种仪式化的爱情观，使人能够轻易地对这一时期的社会爱情观加以定型。
从六十年代后期，以至整个“文革”时期，爱情在电影中渐渐淡化和消失了。对于不曾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来说这可能是一种有趣的现象，但对于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们来说，却是一种深深的悲哀。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淹没了一切细致的感情。爱情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毒草”，而“毒草”是不能登上革命的银幕的。这从马烽和孙谦合著的电影《高山流水》和《千秋大业》中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印证。《高山流水》中基本没有青年人的爱情，只有的是表面化的赵春山家在修渠工地上的家庭生活。而这种家庭生活也是为了表现作为公社书记的赵春山对老技术员钱万年的关怀而设置的。尽管如此，这种家庭生活的表现都是表面化的，飘浮式的。在《千秋大业》中，仅有马英姿和刘满红这对年轻人有爱情纠葛的可能，但剧作家很快就把爱情的焰火给扑灭了——
刘满红：“你要我领导青年突击队，我干；可你得给我找个好帮手！”
郑山花：“已经给你找下了，马英姿！”
刘满红：“她！？”
郑山花：“这叫公私兼顾。”
刘满红：“山花姐，这不行，不行……”
郑山花：“啥叫个不行？英姿……”她一扭头，只见马英姿远远站在一旁，郑山花忙叫道：“英姿，你来，你来。”
马英姿无可奈何地走了过来。
郑山花：“英姿，你和满红一起做青年突击队的工作。”她一回头，见刘满红已躲开了，奇怪地问道：“你俩这是怎么回事？快要结婚啦，怎么还扭扭捏捏的……”
马英姿：“上个月我们已经解除婚约啦！”
郑山花：“为什么？”
马英姿：“你还不知道？那是小时候父母包办的。”
郑山花：“就为个这？”
马英姿：“我不喜欢他，三棒槌打不出个响屁来，他也不喜欢我，嫌我吱吱喳喳。”
——电影文学剧本《千秋大业》
就连剧作中的主角郑山花，我们也基本上看不到她的感情生活。剧作家为了回避这个问题，将郑山花的丈夫设置为在役军人。剧作进行到快一半了，这位在役军人张大年才转业到地方担任了公社书记，给主人公郑山花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去完成她带领农民“战天斗地”、“农业学大寨”的伟大使命，基本没有家庭情感的描述。婚恋和家庭情感矛盾被淡化，甚至被抹杀了，我们的女主角和男主角全部是只有劳动和革命的热情，而没有人性和家庭、爱情的某种符号的代表。他们在剧作中的表现，只能是抛开血肉之情，全身心地投入到生产和斗争的滚滚洪流之中。这一些都反映出社会动荡中极“左”思想对剧作家的巨大影响，对广大人民的巨大控制。它是要控制住个人的情感发展。因为这种情感是个人化的，隐私性的，因为是被认为是自私的，是与“大革命”、“大生产”相背离的，自然就要成为：文艺创作的禁区，在电影创作最好被淡化到不存在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