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张穆一生仅得优贡，但祁隽藻与张穆之友情，却是一般庶僚官宦所不能比的。
首先，张、祁两家有姻亲关系，祁之妹是张三兄长之妻。此外，祁隽藻特重张穆的才学性情。道光十一年，二十七岁的张穆拜访了回乡探母的祁隽藻，祁时赞张穆“回头笑问张公子，本色豪端已如此”。［26］在此后，众多的诗中，如《宿张氏阳泉山庄寄石洲》、《宝贤堂龟砚歌为张石洲作》、《立春日紫薇庭小集分韵得书字呈张石洲并幕中诸君子》、《题张石洲烟雨归耕图》、《题石洲小栖云亭图》等诗中称赞张穆豪放之为人，磊落之植品，涌泉之才学。道光十六年（1836年）、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两入祁隽藻幕，其间审订祁父（祁韵士）之《西域释地》，校订《西陲要略》等重要著作，更为识者所赞。道光十九年，张穆科考失意后，张穆、祁隽藻仍交游不断，其间又有许多重要的书信往来，著述往来，如《阳冰说答祁叔颖尚书》、《海疆善后宜重守令论》等。张穆去世后，祁隽藻寄之深情为张穆题写墓表：
“呜呼石洲，学博志大气高，而昌谷不寿：孝于亲，友于兄弟，而童鸟不秀：著书满家，发言惊座，下士逡巡笈之，而鸿儒伟彦，裳争就。惜呼，湛思远识，世莫能详究也。
咸丰初元寿阳祁隽藻为题墓石，以表否乡而传诸后。清咸丰元年立。”这种情谊深深地存于心间，十年后，祁曾写诗追忆张穆《十月九日故人张石洲生日也于王子怀祀于雇祠归饮小斋七叠前韵》（咸丰九年）：
“雨后重寻九日花，拾遗况得伴王嘉。酒后东郭携来便，山到西台尽处斜。叹息故交存俎豆，摩沙陈简出麻沙。苍松偃蹇工看客，应笑吾生也有涯。”［27］十年后祁隽藻聚资与友人共同刊行了张穆的著作《蒙古游牧记》、《斋文集》等。——以上不难看出，祁、张友情之深厚。张穆一生生活、事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祁隽藻的帮助。
何绍基师程恩泽与祁隽藻颇友好，道光元年，程恩泽与祁隽藻同入南书房，并共同编撰《春秋左传读本》，二人又有同好即均是宋诗运动的倡导者，道光十八年，程恩泽亡，时祁隽藻四十六岁，正值仕宦通达之盛年。
总揽何绍基一生，从道光十一年即三十三岁获优贡后，仕途也可谓通达。道光十六年中进士，道光十八年翰林院编修，道光二十二年至二十九年供职国史馆，后四川学政等。在后主要是在书院讲学。——以太史的身份自不能与侍郎、尚书比，更不能与大学士比，但由于同好书法、宋诗这些因素，使得何绍基和祁隽藻关系也非同一般。人的事业要有成就往往离不开亲朋、友人的帮助，何绍基也如此，应当说，他也需要得到比其有更高地位的人士的帮助，如祁隽藻。祁和何交游是有一定局限性的。不同于祁隽藻和张穆的特殊的交游关系，祁和张穆这种特殊的关系是促使张穆和何绍基友好交往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促使张穆与何绍基保持终身的友好关系的一个后盾。如此论述有“世俗”之嫌，但这正说明文化现象形成受制于社会因素影响的复杂性。
三
在前文，已经谈及何绍基十四岁（嘉庆十七年），在京师拜见程恩泽与阮元并成为程、阮二人的学生。阮元对何绍基、张穆的交游也有重要的影响。
阮元（1764-1849年），初字梁伯、后字伯元，号云台（一作芸台），又号雷塘庵主、[研][手]经老人等。江苏扬州人，随祖改籍仪征。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进士，历官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官至浙江、河南、江西巡抚，湖广、两广、云贵总督，兵部、礼部、户部、工部侍郎，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太保，致仕归田后又晋加太傅衔，卒谥文达。
阮元是清代的朴学大师，乾嘉学派中扬州学派的代表，是汉学终极阶段的主要人物，他所编纂的著作有《皇清经解》、《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考工记车制图解》、《曾子十篇注释》、《经籍纂诂》，有《[研][手]经室集》等。阮元曾培养过一大批经学人才。
虽然，阮元主要精力在经学方面，但在史学、历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诸方面也有甚深的造诣。本文特别指出的是他的书学论文《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这是两篇受经学影响而形成的书学论文，这两篇论文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特别阮元通过对南北书派发展的统绪、特点、盛衰的分析，提出了判断南北书派高下的标准是“篆隶遗法”。由此创立了当时的书风导向和审美趋向，为了鲜明起见，今录出其文：
“而正书、行草之分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南派由钟繇、卫[珏][灌]及王羲之、献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钟繇、卫[珏][灌]、索靖及崔悦、卢、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褚遂良。南派不显于隋，至贞观始大显。然欧、楮诸贤，本出北派，唐永徽以后，直至开成，碑版，石经尚沿北派余风焉。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而篆隶遗法，东晋已多改变，无论宋、齐矣。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而蔡邕、韦诞、邯郸淳、卫[珏][灌]、张芝、杜度篆隶、八分、草书遗法，至隋末唐初犹有存者。”［28］
阮元对何绍基的影响，主要在经学考证之学和书学中《南北书派论》。
《清史稿》称何绍基“于《说文》考订尤深”，又从《阮相国藏齐侯文字考》看何绍基对经史、说文可谓如数家珍，考证功力深厚。《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考》一文，考证弥补了史书之不足，考证可见何绍基的造诣。
阮元对何绍基的影响更体现在对何绍基的书学方面，特别是“篆隶遗法”这一书法命题，对何绍基影响很深，何绍基很支持阮元的观点，他曾写道：
“书家有南北两派，如说经有西东京，论学有洛蜀党，谈禅有南北宗，非可强合也。”［29］
尽管在何绍基以后的研究和实践中，对阮元所题的“篆隶遗法”已有扬弃，且自成一家、自成系统，但何绍基书学思想的根源在阮元的书学思想之中，这一点不能忽视。
从《石州年谱》的记载看，张穆一生拜见到阮元的机会很少，记载也仅有一次，但阮元对张穆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张穆《复阮芸台相国书》：
“相国太老夫子阁下：穆夙揽鸿文，心仪古学，积思愿见者垂二十年，虽久承奖借，曲荷招徕，终以潢潦细流难语河海之人，望门却步诚自量也。”［30］
此书信写于甲辰正月，时值张穆四十岁，若按书信中所言，后退二十年，张穆二十岁上下，由此可见，阮元对犹在求学期的张穆已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书信中题及的“夙揽鸿文，心仪古学”应当指的是阮元的经学考据，这种影响对张穆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张穆成为阮元之后最为重要的考据家。这一点已引起当代学者给以关注。
阮元对张穆的学术成就是十分赞赏的，其中祁隽藻《斋文集序》中云：“阮文达公见其撰述叹为天下奇作。”［31］道光二十三年秋，张穆在邛上拜见了阮元，之后阮元还为张穆《延昌地形志》作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阮元的书学思想对张穆的影响也很大，张穆在《张仲远大令属题其姊四书图》一诗中写道：
“少读仪徵书，粗识北碑派。魏齐尚根节，晋宋俄梯稗。中原戎马际，刻作仍整迈。
南帖例北碑，一拙一狡狯。此义喻者寡，世俗互疑怪……”［32］
从诗中可见，张穆对阮元的《北碑南帖论》、《南北书派论》之精要是十分推重的。在张穆的其他题跋和诗歌中也或隐或现地表达着这种思想。比如《王蓬心山水为子贞同年题即用卷中汪韩门陆筱饮韵》：
“何君论书尚北派，酌波三魏遗二王。捍卫君论画绝畦，不因工拙衡短长、长巨轴杂沓购，拔其尤者吴绫装。蓬樵画笔横沅湘，……”［33］张穆的书法实践也受到了阮元思想的影响，比如，他在摹颜真卿《忠义堂帖》时，即有意识地将“篆隶遗法”这种书学思想渗透到其中，祁隽藻在张穆手摹《忠义堂帖》的跋中云：
“或疑跋字不类翁书，不知苏斋老笔，亦有似此圆劲者，不得谓石州参用己意耳，”“此圆劲者”正合阮元所昌之“篆隶遗法”。张穆在《二月初六日大雪晓起子贞以所题吴冠英春水归帆图来属题子贞凡十叠前韵矣余亦四叠奉和》：
“……溟海一沤青到眼，临皋二客幸知免。君家老屋（按：何绍基家）属亲见，因艺见道重规勉。旋机球度拜精思，丈室禅锋容曲宴。君归为问宋家儿，曾否遗书写精善。郡城更遇李嘉生，迅寄严编足千卷。”［34］诗中写到了张穆、何绍基谈艺论道的情形之一斑，张穆、何绍基少时即受阮元经学思想、书学思想的影响，乃至于对他们的一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张穆不能像何绍基那样，有更多的机会，聆听阮元的教诲，但由于张穆的兴趣浓厚，用功精勤，所以也很好地接受了阮元书学思想的影响。
以上可见，阮元及其学术、书学思想是张穆、何绍基谈艺论道的重要的契机。
四
前所引张穆《追怀文友三叠前韵》一诗中有，张穆向何绍基学习书法的问题：
“众妙兼资何道州，家声科目滋履戬。歌诗融会出香谷，经术渊通窥邕典。愧余碌碌从君后，夜雨敲门烛频翦。欣承君友皆我友，独学自封讥庶免。”张穆非常领会何绍基的书法旨意，曾云：
“吾友书诗学，今代更无辈。黾勉策蹇驽，十驾仍未逮。要其独到处，吾意自能会。”［35］又云：
“老贞善书得书髓，甄研正行入籀篆。六书既贯八法立，龙自游空蟆自扁。当行仍是算子体，笑君亦滥承明选。忆昨从君敬笔妙，君言笔妙妙与转。文以别趣境深幽，画以远波态丰腆。果然万卷积腹笥，玉色金声定流衍。”［36］其中表达了张穆对何绍基“转”之笔法甚为推重。言外之意，张穆也曾用心于“转”之笔法。
何绍基笔法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上述的“转”，它源自篆书的笔法。何绍基“转”笔的形成有两个因素，其一，受阮元所倡的北碑南帖书论的影响。特别是前已分析的“篆隶遗法”；其二，还不能忽视前贤著名书家邓石如对何绍基的影响。
何绍基一生以篆分为标准，心仪篆分古意，其思想受邓石如影响至深，而邓石如与张穆祖父张佩芳还有过交游关系。要清楚这层关系，很有必要了解一下张佩芳、梁[山][献]、邓石如的一段交往。
据《平定州志·宦绩》：
“（张佩芳）少家贫，尝熟秫秸以照读，年十五以背诵诸经入学。乾隆丙子领乡荐，丁丑成进士。初为歙县令，新学宫，建书院，立社仓，修邑志，惩奸匿，毁淫祠，折疑狱、恤穷民，邑绅为作八政颂。升知寿州。寿俗刁敝强悍。佩芳至，厘奸剔弊，洞悉隐微，豪右皆慑伏重。修循理书院，建裕备仓。调泗州、泗、滨、濉、水淮湖黄交相为害。佩芳详悉源委，条陈利害，上宪倚重之。民向惟种稻，薄水旱即灾，乃相土宜广树艺，以储其蓄并请风泗各属仿行，民多获利。又请免关税，并豁免虚粮。学问渊博以经术为吏治，生平好蓄书，风雨晦明丹黄不释手，于考据之学尤为精密。”［37］——其中数次提及张佩芳兴学之行，显然，兴学在张佩芳居官时是十分重要的一项内容。又据《平定州志·人物·儒林》：
“（张佩芳）乾隆丁丑科进士，生有异禀，经史子集过目不忘。尤精考据、天文、地理、制度、为文无不通晓。州牧金公修州志，序录多出其手。所著有陆宣公翰苑集注及希音堂文集。”［38］其中言及张佩芳熟通于制度。对于古代的教育制度而言，可以用“学而优则仕”来做概括。由此而产生了不同时代、不同级别、不同形式的“学校”。在明清时候，中央有国子监，地方上有州县学宫、书院。清代的书院多是官办的。修复循理书院是张佩芳知寿州时的重要事务，所延聘的循理书院院长即是有名有识的儒林之士梁[山][献]。
梁[山][献]，生卒不祥，字闻山，号松斋，安徽亳州人，清代书法家。乾隆二十七年 （1762年）举人，官湖北巴东县知县，后辞官，著有《承晋斋积闻录》。张佩芳任寿州知州时，延聘梁[山][献]为循理书院院长。据《清史稿》载：
“（梁[山][献]）官四川巴县知县。晚辞官，主讲寿春书院，以工李北海书名于世；初为咸安宫教习，至京师，闻钦天监正何国宗曾以事系刑部，时尚书张照亦以他事在系，得其笔法，因诣家就问。国宗年已八十余，病不能对客，遣一孙传语。[山][献]质以所闻，国宗答曰：‘君已得之矣。’赠以所临米、黄二帖。后[山][献]以语金坛段玉裁曰：‘执笔之法，指以运臂，臂以运身。凡捉笔，以大指尖与食指尖相对，笔正直在两指尖之间，两指尖相接如环，两指本以上平，可安酒杯。平其肘，腕不附几，肘圆而两指与笔正当胸，令全身之力，行于臂而凑于两指尖。两指尖不圆如环，或如环而不平，则捉之也不紧，臂之力尚不能出，而况于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