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傅山书风之变迁及对“二王”书风之继承
傅山对《兰亭》的临摹和激赏只是其研习书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其实，傅山对“二王”书法的研习是贯穿始终的。前所举傅山“吾八九岁即临元常，不似。少长，如《黄庭》、《曹娥》、《乐毅论》、《东方赞》、《十三行洛神》，下及《破邪论》，无所不临”等语，除说临钟元常之外，少长所临皆为“二王”小楷。如果说傅山青少年时期临写晋唐楷书不乏为科举应试的话，那么明清鼎革之后，傅山已绝意仕途，书法的涉略面便逐渐宽泛起来。
据《傅山全书》所载，傅山中年以后所临习之碑帖有：《石鼓》、《峄山》、《张迁》、《史晨》、《华山》、《曹全》、《淳于长》、《孔宙》，及褚遂良、李邕、颜真卿等。《石鼓》为先秦遗物，属于籀文。《峄山》属秦小篆，宋代徐锴重新摹刻，已无复秦人气象。元、明两代，篆书多从宋人之意，纤秀圆转。傅山不能脱此流风。稍变者参以籀书、古文，结字或出己意，恣肆而为，世曰“草篆”。隶书，傅山先习唐人韩择木、史惟则等，及习汉隶，苍茫古拙，书风一变。晚年见《曹全》拓本，而透过娟秀晓其质拙。有《郭有道碑》可窥见其一斑。傅山终生为其书而骄傲者唯见隶书：
吾家现今三世习书，真、行外，吾之《急就》，眉之小篆，皆成绝艺。……至于汉隶一法，三世皆能造奥，每秘而不肯见诸人，妙在人不知此法之丑拙古朴也。［11］
至于行楷，与其说傅山由晋人而下及唐人，倒不如说是由元明而上溯唐宋。傅山少时虽以钟、王为法，但真正起作用的却是元明书家。傅山在《作字示儿孙》中言：
“贫道二十岁左右，于先世所传晋唐楷书法，无所不临，而不能略肖。偶得赵子昂香山诗墨迹，爱其圆转流丽，遂临之，不数过而遂欲乱真”。［12］
又言：
晋自晋，六朝自六朝，唐自唐，宋自宋，元自元，好好笔法，近来被一家写坏。晋不晋，六朝不六朝，唐不唐，宋元不宋元，尚煗煗姝姝，自以为集大成，有眼者一见，便窥见室家之好。［13］
《霜红龛集》于此语后注：
“唐林曰：此为董文敏说法”。
从此可知，傅山对赵、董不但进行过深入地临习，而且作过一番探究。不然很难说出这么深入骨髓地话。
傅山对唐宋诸家的临习和研究，着眼点在颜真卿。当然，这和傅山的家学有关，傅山于《作字示儿孙》后云：“复始宗先人四五世所学之鲁公”。又云：“最后写鲁公《家庙》，略得其支离。又溯而临《争坐》，颇欲似之”。傅山于明清鼎革后，以遗民自居，倡导气节，所以对颜鲁公的书法多加偏爱，极力称扬。颜真卿于“安史之乱”，以小小平原太守，坚守抗敌，乱其后方，终使銮驾回御。晚年，李希烈叛乱，不顾个人安危，前去劝降，终被所杀。故颜真卿成为后世忠烈的典范。傅山于此兴亡之际，称扬颜真卿有他的政治意义。傅山由人品而关及书法。“未习鲁公书，先观鲁公诂。平原气在中，毛颖足吞虏”。傅山在四十岁以后行楷逐渐偏向颜真卿的书风应该是这种思想主导的结果。
傅山到晚年认识到书法还是要回到艺术的本体上来，所以，开始重新审视其对书法及其人物的评价。在《秉烛》一诗中，他无不感慨地说：“赵氏真足异，管婢亦非常”。［14］对于赵孟[兆][页]，傅山虽然仍有些调侃的意味，但毕竟思想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其除了临习褚遂良、李北海、黄庭坚、米芾以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二王”法帖的研习中。傅山在看到孙儿莲苏临写王羲之法帖后写道：
昨见莲和尚临王右军七八帖，甚可喜。吾且几为此事死，尔复欲造次三昧耶？万万不可开此门户。传语后人，勿复学书，老夫痛惩之矣。［15］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杂艺》中就写道：“真草书迹，微须留意。江南谚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承晋、宋余俗，相与事之，故无顿狼狈者。吾幼承门业，加性爱重，所见法书亦多，而玩习功夫颇至，遂不能佳者，良由无分故也。然而此艺不须过精。夫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韦仲将遗戒，深有以也”。［16］傅山亦叹道：“笔墨事本游戏自适一著，而径为人役苦恼，乃知亦是恶因缘也”。尽管傅山痛惩此事，但对孙子莲苏临习还是觉得甚为可喜。当然，莲苏之所以临习右军法帖还是受着傅山的影响。傅山晚年临习过的“二王”法帖就有《伏想清和帖》、《适得帖》、《诸怀帖》、《知欲东帖》、《江州帖》、《得万书帖》、《想弟帖》、《八月帖》、《极热帖》［17］等，有的法帖，临写不下数遍。当然，老人临写，只求其意，难精其形。不过，亦如白谦慎先生所论，明清之际诸草书家多为“臆造性临摹”，尺幅较大，然气势磅礴。实际上，这一时期的书家不仅对“二王”书法进行了新的阐述，而且对“二王”书法风格的形式进行了扩展。但傅山还是遗憾于少时学书太杂，影响了对“二王”书法的理解：
少年时徒坏纸笔，但习恶书。近始少解，已眼花手颤矣。每展古人法书，惭愧交至，即此小技，亦须破命为之，始得成就。［18］
傅山这里所指的“古人法书”，当然，不仅包括“二王”书法，即亦包括各种法帖。傅山早年曾收藏《绛帖》，见于其《绛帖说》：
壬午，从河东府王孙得《绛帖》一部。《绛帖》传无之久矣。晋府《宝贤堂》，云是从《绛帖》抚勒者。韩雨公云欲得之，吾谓：“君家已藏半部真本，不必复须此矣”。韩意塞。吾以送毕湖目先生。行国变，先生殉难，不知此帖落何处。未能忘情，追忆其妙，不能形容。今来频阳，长源忽出此卷，视之不知为何处本，而妙处大类吾所藏《绛帖》。其中数帖，句字皆与他帖迥异，真可宝也。［19］
频阳，即今之陕西富平，傅山挚友李天生家乡。康熙十八年三月，傅山“博学鸿词”科后，由京师返里。八月，傅山携孙莲苏游西秦，访天生、二曲，并由富平知县郭九芝迎入署，见顾亭林。傅山《老眼》诗，其中有：“客秋到频阳，流寓闻一士。自居王佐才，自许不可世。”李天生也有《陈情归赋云中曲呈郭明府兼感夙怀》：“前秋是日杯相属，左有东吴右二曲。今此二妙迹稍远，太原徵君声光续”。是傅山再次见到《绛帖》在康熙十八年。
傅山又有《[补][捕]镌宝贤堂帖跋》：
古人法书，至《淳化》大备。其后来抚勒，工拙固殊，大率皆本之《淳化》。逮至有明，则有肃藩之《淳化》，仍其旧名，卷次不少变更；周藩之《东书堂》、晋藩之《宝贤堂》，则稍有颠倒增益。今此三本，并行人间。《汴帖》抚勒无风采。《肃帖》丰肥，浓态侧出。《晋帖》圆秀遒媚，出《周》、《肃》上。二王钩勒，犹为精妙，独献之《授衣》一帖，不及肃帖远甚。然肃本此帖，亦不及《汝》刻也。
故老或傅，以为载取《绛帖》之石，而冒之以《宝贤》之名。往闻诸府中老尉言：取库中分藩时所得绛帖，钩之上石。按《绛帖》始于潘师旦，或谓为《潘驸马帖》，盖潘氏世居绛郡故也。单炳文考论最为精密，曹士冕甚服其博，于其所谓“东库本”下注谓：“潘所居石，分而为二。其后绛州公库得其半，于是补刻余帖，是名东库本”。由此言之，石在宋代已分为二，晋藩又焉得载而取之？其《宝贤》卷次复与绛帖差互，非《绛帖》之原石可知。单氏谓：“大令复面帖‘面’字右边转笔在石空缺处，《新绛》无右边转笔。第七行行书‘止’字，新绛作草书‘心’字。”今《宝贤》“面”字不缺右转，“止”字不作“心”字。钩之《绛帖》之证一。曹氏言：“《宣示帖》‘报’字右边直画向左钩起，‘[草][多]’字下‘夕’字微仰曲。今《宝贤》钩起仰曲皆与曹氏言合。钩之《绛帖》之证二。又谓：“宋儋帖多燥笔。”今《宝贤》此帖犹有燥笔。钩之《绛帖》之证三。且其自序，亦言取库中《淳化》及《绛帖》钩之。谓钩之《绛帖》者为是。［20］
傅山此跋写于康熙二十年，而[补][捕]镌《宝贤堂法帖》实在戴梦熊任阳曲县令后就有动议。为了补刻好《宝贤堂法帖》，傅山曾教弟子段叔玉及孙莲苏双钩之法，以便准确地摹勒上石。傅山此《跋》中牵涉到明代各种藩刻，以及《淳化》、《绛帖》、《宝贤》各帖，看来傅山对刻帖是深有研究的。傅山晚年书风不断地由豪放劲健趋向清淳儒雅，与其临写、比勘“二王”法帖有着一定的关系。
傅山有《临王羲之诗文书后》：
老惫手战，唐突右军，坏此素绫，但增恶业。七十三岁老人傅山。［21］
傅山说“老惫手战，唐突右军”之语，正是傅山“博学宏词”归来之年，也是傅山游秦之年。傅山已感心手无法相应，对于艺术理解越为深刻的人来说，这种感觉尤为强烈。傅山晚年不断地临习《阁帖》，又不断地感叹，但他的作品依旧“豪迈不羁”，气势磅礴，“二王”的气息跃然纸上。这大约就是人们对傅山晚年的作品评价颇高的一个原因。
余论
近年来不断有文章提出傅山是“碑派”书法或者“碑学”的先驱，这种提法或因傅山与顾炎武等人寻访过前朝遗碑，或因傅山对篆隶碑刻有所论述，或因傅山中年书作《饯莲道兄十二屏》、《奉祝硕公曹先生六十岁序》似与碑派风格相近之因素。但这种提法不仅关系到对傅山书法风格的评价问题，而且关彻到对“金石学”、“碑派书法”、“碑学”等学术概念的界定。所以，各种成说还有必要不断地进行讨论和研究。［22］
如果我们从书法的角度，对傅山有关书法的言论和傅山临习过的法帖进行梳理并加以分析，就不难发现，傅山一生的书法主体风格无出“阁帖”的范畴之内。尤其晚年，其对“二王”书法更是情有独钟，这或许是傅山书法品格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至于傅山对篆隶的临习与研究，实际上应该划入到“金石学”的范畴。
注释：
［1］《傅山全集》卷二十二《题自临兰亭纸本后》，第409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2］邢侗事迹见《明史》卷二百八十八《文苑传四》，第7397页。中华书局1974年4月第1版。有关傅山临《兰亭》之问题，刘恒先生在《清代书家与〈兰亭序〉》一文中也予以涉及。见华人德、白谦慎主编之《兰亭论集》，第 474——475页。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3］事见《清史列传》卷七十九《贰臣传乙·胡世安》，第6531页。中华书局1987年11月第1版。《清史稿》卷二百三十八《胡世安传》，第9501页。中华书局1977年8月第1版。
［4］李慧闻《董其昌所见所评唐临摹本〈兰亭〉及其1618年赠人的一本〈兰亭〉：关于鉴定学的一项个案研究》一文，白谦慎译。见华人德、白谦慎主编之《兰亭论集》，第 430——461页。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5］《禊帖综闻》见于《四库全书存目》史278。此《引》在第462页。齐鲁书社1996年影印版。
［6］《四库全书存目》史278之《禊帖综闻》卷五。第480页。
［7］《四库全书存目》史278之《禊帖综闻》卷十五。第524页。
［8］《傅山全书》卷二十九《杂训》。第519、52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9］《傅山全书》卷二十九《家训·字训》。第511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10］《傅山全书》卷四十二《杂记》。第857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11］同上。第863页。
［12］《傅山全书》卷四《作字示儿孙》。第5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13］同［10］。
［14］林鹏先生《丹崖书论》有《傅山论赵杂谈》专门论述傅山晚年对赵孟[兆][页]的书法评价问题，认为傅山对赵孟[兆][页]的书法是比较钦佩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
［15］同［11］。
［16］庄辉明、章义和撰《颜氏家训译注》卷第七《杂艺第十九》。第3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
［17］我的学生谢超在新完成的毕业论文《“帖学”对傅山书风的影响》中，收集整理了大量的傅山所临“二王”法帖，为“二王”对傅山书风的影响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18］同［15］。
［19］《傅山全书》卷三十《杂文》。第529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20］《傅山全书》卷二十二。第43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21］《傅山全书》卷二十一。第399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22］对傅山书法风格的评价及傅山书学思想的作用，学术界观点多有不同。其中有一类观点是从广义的角度将篆隶碑版化为碑派，故此认为傅山开启了碑学的先声。如白谦慎先生在《傅山的世界》一书中就明确提出傅山“是碑学思想最早的雄辩鼓吹者”。参见白谦慎《傅山的世界·导言》，第41页。台湾石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1月版。白谦慎先生的观点应该引起明清书法史研究者的关注和思考。
（获山西省文联第七届文艺评论奖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