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国瑾
一、傅山所临《兰亭》版本之问题
1937年，山西书局曾影印出版一册《傅青主先生临本兰亭墨迹》。此册收录傅山所临墨迹二种，一为绢本，山西沁水贾景德（字煜如，号韬园）先生所藏，简称贾本。贾本于首行“之”“初”二字旁分别钤有“傅眉印”和“傅仁印”，临本后有傅山跋语：
兰亭记平淡真率，始终倡叹，雅一情字。晋人高致，三复不厌。正复引人今昔有伤深怀，俗人妄臆昭明不选之由，良大可笑。
靖节先生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益见超迈矣。
一为纸本，山西太谷赵昌燮（号铁山）先生所藏，简称赵本。亦见傅山跋语：
向见邢太仆家所抚《定武兰亭》，一味齐整标致，较今诸所行《兰亭》颇悬，都鄙，比之唐临绢本，则不无安勉之别矣。及见胡世安所得秘府十六种第一卷，即褚河南临本，於今野本天渊绝也。始想《书评》“龙跃虎卧”之语，非无端造此影响虚誉，令人摸索不得也。褚临本以尔，不知右军真迹复当奈何。吾悬拟‘龙跃’似之，尚恐‘虎卧’不尽其变。丁巳六月八日，佛陶颇静，忽复书此一过。［1］
贾本“初”后少“会”字，与“定武本”同。傅山云：“向见邢太仆家所抚《定武兰亭》，一味齐整标致，……”由此推断，贾本应是傅山临邢太仆家所抚之《定武兰亭》或与此相同之《定武》刻本。邢太仆即邢侗，字子愿。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生，万历四十年（1612年）卒。山东临清人。明万历二年进士，官终陕西行太仆卿，故世称“邢太仆”。与董其昌、米万钟、张瑞图并称晚明书法四大家。其墨迹刻石有《来禽馆帖》。［2］
至于赵本，则当为傅山见到胡世安所得秘府十六种第一卷，即褚河南临本后所书。胡世安，字处静，别号菊潭。四川井研人。明崇祯元年进士。累官詹事府少詹事。明清鼎革后，先授原官。后迁国史院学士，充修《明史》副总裁。顺治五年，迁礼部侍郎。九年，擢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十三年，因陈之遴案，被参，罚俸一年，革去太子太保，降三级照旧办事。十五年，晋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康熙元年，改殿阁衔为内三院，为秘书院大学士，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后致仕。康熙二年，卒。［3］
有明一代，公私抚勒“二王”法帖颇多。傅山应见过不少。所以有“褚河南临本，於今野本天渊绝也。”傅山在《训子侄·字训》中言及赵孟[兆][页]，有“盖自《兰亭》内稍变而至此”之语。这里侄儿即傅仁，傅山兄傅庚子，卒于康熙十三年。因贾本钤有“傅仁印”，所以，贾本《傅临兰亭》应在康熙十三年之前。贾本《傅临兰亭》依《定武本》，而《定武》翻刻，野本泛滥，不足为奇。即使邢太仆家所抚《定武兰亭》，也是“一味齐整标致，较今诸所行《兰亭》颇悬，都鄙。”那么，今天所流行之《兰亭》是何本？傅山所见“唐临绢本”根据何在？更重要的是傅山所见胡世安所得秘府十六种第一卷“褚河南临本”与“唐临绢本”是否存在一定的关系？还需要更多的史料来佐证。美国李慧闻先生《董其昌所见所评唐临摹本〈兰亭〉及其1618年赠人的一本〈兰亭〉：关于鉴定学的一项个案研究》［4］一文中援引董其昌谈数件《兰亭》：
《兰亭序》褚河南临，白澄心堂纸，米元章跋。在海宁陈家。缺三行。
又《兰亭》褚临墨迹绢本，王[升][合]州家藏。后归新都汪太学。有米元章小行楷跋。今在广陵。
《兰亭》唐标第七本，绢素奕奕，无题跋。今在新都王氏书画舫。
《兰亭》白麻本，张金界奴进真迹，在余家。今为茅元仪将军所藏。其细君名宛者日临石刻《兰亭》，故以归之。
董其昌所见《兰亭》墨迹，时流传于东南。董其昌之后，一直到康熙十七年间，这些墨本是如何流传的，虽无明确答案，但从跋语与钤印来看，似与胡世安无多大关系。故傅山所见“唐临绢本”及胡世安所得“褚河南临本”，当有别本。
胡世安《禊帖综闻引》：
余承平际得善本一二，近玩古尊。今既[卖][见]褚河南手笔，弋获宋[塌][打]复十倍。［5］
又于《禊帖综闻》卷五《陶宗仪〈辍耕录〉》后云：
载按：宋丞相游似藏有《兰亭》百本，以所得先后亦天干编次，自甲之一至十，每本横表折摺作册，末题所自得
[用]出乙癸九干皆然。钤记凡六种，或用名，或用景仁其字，或用克斋其别号，或用游氏图书，或用旌德游氏，或用游氏旌德堂法书名画。有单用者，有兼用者。前后装池，用蓝[片][盏]。钤前池有珍秘小章，亦有兼用翰墨清赏。后池有赵孟林印，不知何许人。前行底缺字处有用坎离卦小章，有用贻翼永昌章，有用子孙永宝用章。后归晋藩，前后池上皆有钤记。相传宣庙时总进内府，以鼎革散布民间。余购得十八册，所同陶氏录目。［6］
从胡世安之记载中，其所得褚河南手笔，应是宋丞相游似藏《兰亭》百本中的十八本之一二，亦称“晋藩本”。胡世安的“晋藩本”与董其昌所见海宁陈家纸本和王[升][合]州家藏墨迹绢本从文献的记载中看，各自流传有序，版本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胡世安的“晋藩本”，傅山是如何看到的呢？这可能和傅山的一位好友曹溶有关。
《禊帖综闻》卷十五有《题曹秋岳侍御兰亭卷》：
浪迹维摩共一龛，流觞归梦隔西南。心知不是兰亭侣，愧述临池五十三。
世传遗少三十三书《兰亭序》，五十三书《笔阵图》，是其临池诣极处。余今行年过知非又三阅岁矣。笔腕冥顽，茫无所获。因展秋岳此卷存信腕取似不能得其风韵于笔端之外，虽曹蜍李志辈可竟与王氏父子争衡乎？窃怪刻画无盐者比比，而衣冠优孟益传讹矣，不独于兰亭一帖，断断如也。秀岩隐史世安载识。［7］
曹秋岳即曹溶，字洁躬，号秋岳。生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卒于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浙江秀水人。崇祯十年进士。曾任御史。明清鼎革后，历任河南学政、左通政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户部右侍郎。顺治十三年，出为广东布政使。顺治十四年，因陈之遴案牵连，降调山西按察副使、兵备阳和道。康熙五年，致仕。
曹秋岳与胡世安都是因陈之遴案而受牵连的。当时，一位是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一位是户部右侍郎。同朝为官，又是同党，同受牵连，关系应非一般。所以，当曹秋岳出为广东布政使时，胡世安有“浪迹维摩共一龛，流觞归梦隔西南”之句。顺治十四年，秋岳降调山西，驻大同。康熙二年，顾炎武北上，至大同，与秋岳定交。康熙三年，秋岳上京述职，访孙北海于退谷。时胡世安故去近一年，秋岳是否去看望其友人眷属，不得而知。但秋岳好金石、喜收藏，对故友藏品去向或许是很关注的。
傅山与曹秋岳相知在顺治十一年。当时，傅山因“朱衣道人案”系狱，多次审讯，幸赖友人多方营救，终被无罪释放。时秋岳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曾为傅山开脱。对傅山来说，秋岳算是救命恩人。但傅山和秋岳见面以现存资料来看，则晚至康熙四年。二人相见则在雁门陈上年道署。以后，二人多有交往。傅山所见胡世安“所得秘府十六种第一卷，即褚河南临本”，或许与秋岳有一定关系。但可惜的是傅山所见此本，后来不知下落。
二、傅山有关《兰亭》之论述
傅山一生涉猎颇多，除经史诸子之外，精通医术，擅长书画。尤其书法，为人称道。其所论者，篆、隶、行、草，多有卓见。然观其之核心却是心仪“二王”，法宗魏晋。傅山晚年（七十五岁）曾与子孙辈讲述自己的学书过程：
吾八九岁即临元常，不似。少长，如《黄庭》、《曹娥》、《乐毅论》、《东方赞》、《十三行洛神》，下及《破邪论》，无所不临，而无一近似者。最后写鲁公《家庙》，略得其支离。又溯而临《争坐》，颇欲似之。又近而临《兰亭》，虽不得其神情，渐欲知此技之大概矣。［8］
从傅山所述，其少临书虽以元常、“二王”为主，但以楷书为多，此为举业所要求者。观傅山遗墨，其以小楷所书之《金刚经》、《孝经》、《千字文》、《佩觽》等，无出其右。但就本体而言，傅山对书法的真正理解却是从《兰亭》开始的，正所谓“渐欲知此技之大概矣”。可见《兰亭》在傅山书法风格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明清鼎革时，傅山三十八岁，人近中年。遭逢离乱，又遇华夷之变，傅山的遗民思想不仅体现在他的学术中，还表现在他对书法的理解上。傅山对儿孙谈到他对赵孟[兆][页]的评价：
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近细思之，亦未可厚非。熟媚绰约，自是贱态；润秀圆转，尚属正脉。盖自《兰亭》内稍变而至此。与时高下，亦由气运，不独文章然也。［9］
赵孟[兆][页]是宋太祖之子秦王赵德芳之后裔，时已历十世。南宋高宗无子，孝宗承嗣。孝宗亦为秦王之后，自此，大位复归大宗。但秦王支系繁多，赵孟[兆][页]一家与孝宗一脉渐远。赵孟[兆][页]十二岁父亡，十四岁恩荫补官，不满二十岁为真州司户参军。司户参军，掌户籍赋税、仓库受纳，最高不过是一个从八品的官，地位是很低的。不过是宗室，有一份俸禄罢了。蒙元立国，赵孟[兆][页]先为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夹谷之奇所激赏，后又被行台治书侍御史程钜夫所举荐。迟至至元二十三年，赵孟[兆][页]才答应出仕。时距宋亡已七八年。至元二十五年，赵孟[兆][页]入大都。二十六年，便悔恨出山，有归隐之心。纵观赵孟[兆][页]一生，虽荣际五朝，名满四海，但惭愧、悲伤之情愫时时萦绕。也算是凄凉的了。傅山对赵孟[页][兆]的鄙薄，正是站在遗民的立场上对历史人物的评判。实际上真正的含义是傅山无法容忍在国破家亡、夷族统治的情况下，许多士人都成了清王朝的新贵。由此，作为宗室处仕异朝的赵孟[兆][页]，就成了傅山攻击的靶子。赵孟[兆][页]的出仕，傅山认为这是没有骨气的表现，是一种变节，故而“薄其人，遂恶其书”。
不过有意思的是傅山无法摆脱对赵孟[兆][页]书法的激赏。在时势变迁、物换人移的现实社会中，傅山的政治热情逐渐冷却下来，对艺术的评判也变得较为理智。“熟媚绰约，自是贱态；润秀圆转，尚属正脉”。傅山反对的是“熟媚绰约”，赞赏的是“润秀圆转”，因为这是正脉。而正脉是“盖自《兰亭》内稍变而至此”的。从此看来，傅山认为书法的正脉应该是《兰亭序》，这是其辨别艺术的原则。
傅山对“二王”书法的评价来源于其对“二王”书法的心追手摹，而范本则是刻帖。所以能见到唐人的摹本是相当不容易的。傅山曾将《兰亭》与《圣教》进行比较：
真行无过《兰亭》，再下则《圣教》，两者都无善本。若必求善本而后临池，此道不几乎息耶！近来学书家多从事《圣教》，然皆婢作夫人。《圣教》比之《兰亭》，已是辕下之驹，而况屋下架屋，重[仁][台]之奴？赵子昂善抹索，得此意，然楷中多行，殊不知《兰亭》行中多楷也。及《兰亭》一记世之脍炙，《定武》第一。以余视之，无过唐临绢本。此可为知者言，难与门外人语。［10］
傅山对《兰亭》的偏爱，一方面是从书法本体的角度，另一方面是从善本的角度。虽然傅山认为“若必求善本而后临池，此道不几乎息耶！”但傅山仍然觉得即使脍炙人口的《定武》本与唐临绢本相较而言，还是有较大差距的。这或许就是傅山宝爱《兰亭》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