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晓英
小篆的范本，我以为应以秦刻石中的《泰山刻石》首当其选。秦小篆是战国时期在秦国形成的字体，代表着那个时代最先进的汉字文化。从书法艺术的角度看，它是篆书艺术发展的成熟期和高峰期。而在诸多秦小篆刻石中，《泰山刻石》更以其沉着凝重、古厚肃穆为世所重，所以从来就被认为是习篆者的立身之本和必由之径。
先秦时期漫长而悠远，其时汉字乃以篆体形式而存在。从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到小篆，其演进端绪历历可察，而终以秦小篆定于一统。秦刻石中的《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峄山刻石》等便是小篆书体中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独具特征的用笔、结字和章法，不但为我们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技法信息，也能给我们以深刻的艺术启迪。而在这些刻石中，笔者以为《泰山刻石》又能以它恢弘典雅的艺术风格、渊深厚重的文化蕴涵占有一席之地。唐·李嗣真在《书后品》中评曰：“李斯小篆之精，古今妙绝。秦望诸山及皇帝玉玺，犹夫千钧强弩，万古洪钟，岂徒学者之宗匠，亦是传国之遗宝。”［1］元·郝经《赞泰山刻石》云：“拳如钗股直如箸，曲铁碾玉秀且奇。千年瘦劲益飞动，回视诸家肥更痴。”清宋思仁《泰山述记》：“斯不义不足论，而碑实为可宝，能继周之石鼓鼎铭，为汉金石刻之前步焉。”［2］然而在以往的篆书研究中，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指出，似乎尚没有人对这一刻石进行专题研究，即便偶有论述，也多停留在与其他刻石进行比较的一般性评述上，而且也多为零散的、随感式的论述。因此，本文试从《泰山刻石》的文字规范和艺术特征入手，力图将《泰山刻石》的研究纳入到更为广阔的政治文化背景之中，谈一点自己学习和研究的体会，以期对初学篆书者有所裨益。
一、《泰山刻石》的政治文化背景
传世中的《泰山刻石》和《琅琊台刻石》、《峄山刻石》等，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东行巡视诸郡时为颂其功德、炫耀其实力而刊立的碑刻之作。公元前221年，秦并六国，建立起我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始皇做了许多惊天动地、彪炳千秋的大事，“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举措。他历数自己横扫六合的功勋，“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乃更号曰‘皇帝’”。“皇帝”名号的确立，不仅体现了政治体系中君主称谓的文化意义，体现了最为神圣的君权观念，而且使相应的政治性人际称谓体系制度化。它规范、重构了人们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又通过人们的观念取向和行为，维系、完善着既成的社会制度和政治文化体系。当然，它的主要政治功能是把人们引向对君权的敬畏和崇拜。作为最高统治者，秦始皇是王，是天子，是皇帝，依照中国古代礼制，他有权享誉称尊，其中巡狩就是其统治天下的重要政务之一。在秦朝建立的第二年，他就开始了远途巡视，以显示其皇帝权威，威震四方。巡狩的主题当然是祭天告成，歌功颂德，刻石纪功，意在传之永远。但是刻石之举，秦始皇除为炫耀其皇威之外，还有另一层意义，即在于推行其“书同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的政策。所以刻石之举既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也是在全国性的文字改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小篆作为标准字体颁行天下，起到了统一文字、规范使用的作用，这在汉字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秦朝享祚甚短，且又历焚书坑儒，无数珍贵典籍化为灰烬，但在文字统一上，却功昭史册，石破天惊，亘古未有。小篆书体在更广阔的地域内得以推行，为中国书法的统一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书同文”虽然是一种文化统治的举措，但这种强制的推行，加速了文字的规范及书法的发展，也是不争的事实。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播，也是一种文化的占领。
但是，国家走向统一，文字也随着统一起来，实也是历史发展之必然。秦始皇功不可没，他是顺应了历史大潮的。细心地检讨那一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春秋战国以来的儒、墨、道、法等诸家学说对书体统一的影响也不可低估。他们都是从事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他们在宣扬其社会政治主张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积淀着对汉字文化的审美意识。这是一个文化相互渗透、不断融合的过程。西周故土这片中国文字的发祥地，政治和书法浑然一体。社会大众普遍认同的政治观念乃至政治信仰，都具有大众性和稳定性，它是任何一个朝代赖以实现其统治的社会心理基础。据有关文献记载，秦始皇专注于现实政治，对传统文化的取舍主要依据实际政治需要。这就是说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在治国之道中，他又是一位诸子百家中“帝王论”的集大成者，如：“天、道、圣立君”，“士无二王、尊无二上”，“圣者为主”，“道高于君”等几乎是诸子百家的共识。［3］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这就铸就了一种共有的文化体系，从而形成了对君主政治体系中基本因素的集体取向。与其说秦的文化专制是统一于皇帝钦定的官方思想，毋宁说是时代性的社会政治演变为秦文化注入了新的特质。正是这些特质决定了其文化的先进性。文字的出现是人类走向文明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志，文字的统一更体现着全社会的文化认同。那么，秦始皇在统一文化制度方面，统一文字、简化字型便是对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所采取的最重要措施之一，这也正是这个时代社会先进文明程度发展的具体表现。将文字勒铭记功，一来保存了文字，二来写字和刻字活动对字体本身也是一个艺术化的过程。书刻过程自然渗透着对皇帝的虔诚和崇拜心理，但他们求善向美的心理驱动，他们受到的传统文化精神的熏陶，也同样发挥着作用。相传秦刻石均出自秦相李斯之手，他曾在《用笔法》一文中言：“夫书之微妙，道合自然。”这就说明了其书法实践仍是感受着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儒道哲学的影响。镌刻者自然也是严格遴选出的高手，他们深谙儒道哲学中“中庸”的道理，将先人积淀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审美意识体现在镌刻过程中。秦篆就是书写者和镌刻者精心合作的产物。在秦始皇巡狩所刻碑铭中，《泰山刻石》就是最典型的例证。无论是形制、书体乃至风格都几乎做到了尽善尽美，应该说这是对小篆书法创作进行的一次最为成功的实践。
因此，我们认为，秦国是在比较全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求得发展的。秦小篆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它凭借秦刻石使小篆在全国得以广泛地传播，凭借政治文化的力量推广、发展并走向成熟，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书体。到了时移世易的今天，它仍是我们学习、研究秦小篆的重要资料，是我们临习篆书的楷则。这恐怕是那位雄心勃勃、不可一世的“始皇帝”始料未及的吧。
二、《泰山刻石》的文字规范意义
秦小篆作为秦代官定字体，是顺应了汉字发展演进的规律的。小篆的笔画形态、结构组成具有十分稳定的形态，这在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把秦统一之前就已通行的小篆与东土六国的文字予以比较，就可以看出它的先进性来。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方言、乡音差别很大，而汉字的表意性很强，有了统一的文字，基本上就能克服各地经济文化交流中的方言障碍、乡音阻隔，也更加有利于构建“大一统”的思想文化形态。秦始皇将东土六国文字从繁杂、无序、混乱的状态中走向整齐、统一和规范。也正是这种统一和规范，才使汉字有了大一统的标准依据。统一文字不仅对促进政治统一，经济交流有积极意义，还促进了中华文化共同体的迅速发展和汉民族的形成。
在文字学方面，这一标准书体又为东汉许慎编撰中国文字学的第一部经典《说文解字》提供了字体的文本。尽管《说文解字》在目前看来，有不少说解错误之处，但无论如何它是历来研究古文字的重要依据之一，即使在今后的文字学研究上，仍然有其十分重要的价值。但秦小篆在秦统一前的一段时间内，除了在官方文诰中被使用之外，在全国范围内并没有真正通行开来。当时，相传为秦狱吏程邈所创的隶书已然悄然流行了。但小篆作为秦代书体的正体，却是对其前汉字发展的一个总结，也是其后汉字发展的根基。汉字在经历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解字叙》）的漫长历史时期之后，终于因小篆的诞生和推广而走向了统一。这当然端赖于秦的统一意志，但由之产生的社会功用与深层次的文化意义，却也不能低估。它体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伦理秩序，反映着久经离乱的人们向往社会稳定和谐的愿望以及人们久已认同、不断追求的文化规范意识。这是全民族文化的整体的选择，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之势。《说文解字叙》云：“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西周宣王时所作《史籀篇》始终作为当时文字正体流行于世，奠定了周秦文字的持续性发展的基础。秦始皇颁行《仓颉篇》、《博学篇》、《爰历篇》三篇小篆字书，旨在新的形势下将文字统一于一种新的体式之内。所以，在汉字的演进链上，小篆的产生和使用，便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发展。小篆书法又因秦人勒之于石而得以流播，绵延至今，其书法的传统也因以发展和延伸。古文字学家张颔先生在《侯马盟书丛考续》中曾言及：“秦始皇把六国古文统一为篆书以后，直到现在二千多年来虽然经过了隶、楷等书体的变化，但绝大多数字的偏旁部位和结构，大致处于一种相对的稳定状态，成为我国人民所广泛使用的表达语言的工具。”［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