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硬要比喻一个女性的话，只有跟石评梅有关。高君宇死后，高长虹重又点燃了爱的希望，然而长虹于11月18日，却看到石评梅刊登在11月6日出版的《语丝》第104期上的一篇文章，《再读〈兰生弟日记〉》。在这篇同高长虹同样题目的文章里，评梅这样表白说：“我是信仰恋爱专一有永久性的，我是愿意在一杯里沉醉或一个梦里不醒的。假使我的希望做了灰，我便将这灰包裹了我的一生，假使我的希望陷落在深涧底，我愿我的心化做了月亮，永久不离地照着这涧。”这段表白无异于给长虹重新燃起的爱的火焰上，浇了一瓢冷水。正如他自己所说，这给他“精神上”以极大的“打击”，以致影响到一篇《批评工作的开始》的文章的发表。故而才会有《月亮》诗首尾两节末句都是“月儿啊，请你住口”的话。而石评梅在她的文章里确曾多次用月亮一词自喻。
长虹一生创作的诗很多，保留下来的有400余首，而总题目《给——》的诗有48首，他从1922年夏日暑假就开始创作《给——》，先后发表在《晨报副刊》、《狂飙》周刊、《莽原》周刊上。1927年9月，作者选其中40首结集出版。按常理这首诗，既然引来如此大的麻烦，出于避嫌是不应该再在以后的集子里出现。然而，高长虹认为“所谓流言，说者既不负责任，我又何苦多事计较”。于是他坦然将这首有争议的给他带来如此大的毁誉的诗，按时间顺序排为第28首予以发表。
再则，对于文艺作品的欣赏，尤其是对诗的赏析，一般并非是具体的指事，更不能“以诗证史”，这一点常识人们是知道的，更何况大文豪鲁迅。经过鲁迅再三调查，“月亮”的流言，早在1926年8月之前，鲁迅离京送行人中即有传闻。而此时距离高长虹创作《月亮》诗，尚有三个月之久。因此，鲁迅排除了“是‘狂飙社’中人故意附会宣传，作为攻击我的别一法”。他醒悟了，这股流言来源，不是别人，正是自己身边的人，甚至是他的亲属。
于是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分析说：“这种流言，早已有之，传播者是品青、伏园、亥倩、微风、宴太。有些人又说我将她带到厦门，为攻击我起见，便和田千顷分头广布于人，说我之不肯留居厦门，乃为月亮不在之故。在送别会上，田千顷故意当众发表，意图中伤。”《两地书》中提到的宴太即“二太太”，周作人的日本妻子，原名羽太信子。就是这位爱惹是生非的弟媳，挑拨了鲁迅和周作人的兄弟关系，今天又编造了所谓“月亮”的流言，给鲁迅制造了不愉快。鲁迅看清了流言的目的。因此鲁迅生前未将高鲁二人争论中那些激烈文章结集出版。至于后来在《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补编》中收录的有关二人争论的文章，那是鲁迅逝世以后，由他人苦苦搜求的结果，是与鲁迅毫无干系的。
《莽原》的焚毁。《莽原》半月刊的经营，正如长虹所预料的，失却了思想性和战斗性，一变而为“灰色”的刊物。最终，不仅焚毁了“联合阵线”，连“莽原”也为安徽作家所焚毁了。鲁迅也尝到了如长虹一样受排挤的滋味，对他一手创立的“未名社”失去了信心，埋怨安徽作家们太“懒散”、太自专，说他们几位“是小心有余，泼辣不足”。在《311027致曹靖华》的信中说：“那第一大错，是在京的几位（指安徽作家群）向来不肯收纳新分子进去，所以自己放手，就无接班之人了。其实，他们几位现在之作教授就是由未名社而爬上去的。”竟将鲁迅逼到宣布退出他一手组建的未名社的地步：“同仁既不自管，我可以即刻退出的。”最后鲁迅不得不撕下面皮，宣布与他们一刀两断。兹将鲁迅《320316致开明书店》信抄录于后以见这时鲁迅的焦急心情：
“径启者，未名社存书归贵局经销、已逾半年，且由惠函，知付款亦已不少，而鄙人应得之款，迄今未见锱铢，其分配之不均，实出意外，是知倘非有一二社员，索取过于应得，即经手人貌为率直，仿佛不知世故，而实乃狡黠不可靠也。故今特函请贵局此后将未付该社之款，全数扣留，并即交下，盖鄙人所付垫款及应得版税，数在四千元以上，向来分文未取，今之存书，当尽属个人所有，而实尚不足以偿清，收之桑榆，犹极隐忍，如有纠葛，自当由鄙人负责办理，决不有累贵局也。此请开明书局执事先生台鉴。
鲁迅启卅二年三月十六日”
不难看出，安徽作家们以“未名社”的名誉经营《莽原》，只是为着他们自己的利益，落了个全部抵押给开明书局的悲惨结局，鲁迅可谓忍让之极，埋怨之极，这时他定然会想到大公无私为“莽原”奔走的高长虹。安徽作家四人，除韦素园病故，其余三人中即有两人做了国民党的特务，使鲁迅更是寒心。
高鲁冲突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有一个现象，就是鲁迅始终未对高长虹提出的问题作正面回答，而只是抓住高长虹的文字进行换位赋予反义进行讽嘲，是应该引起人们的深思。高长虹在他的《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一文最后也说“鲁迅始终没从正面答复，他也不能答复”恐怕是有一定的理由的。
鲁迅的反悔。高长虹是无愧于鲁迅的，他自信“鲁迅用启示所作成的，将来有一天要用眼泪洗掉”这一预言终于变成了现实。
高鲁论战九年之后，鲁迅已由一位革命民主主义者，成为一位无产阶级战士。也就是在与“未名社”决裂时隔两年，他又想到了长虹，这位在“莽原”大公无私而“骄傲”的长虹。他客观地、公正地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对高长虹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极高的评价：“奔走最力者为高长虹。”
这一评价是为世人所熟知的。从这句中肯而有力的评语中，不难看出鲁迅不仅完全否定了他与长虹争论中蔑视高长虹的话语，而且表示了他对高长虹的怀念之情。不仅如此，并且对“狂飙运动”也表示了赞赏之意。
当提到“莽原”时期这位战友，鲁迅如实地写道：“1925年10月（应为4月）间，北京突然有莽原社出现，这其实不过是不满于《京报副刊》编辑者的一群，另设《莽原》周刊，却仍附《京报》发行，聊以快意的团体。奔走最力者为高长虹，中坚的小说作者也还是黄鹏基、尚钺、向培良三个，而鲁迅则是被推为编辑的。”这里鲁迅所提到的三个中坚小说作者全都是“狂飙运动”的成员。高长虹的创作本不以小说见长，也没有他的小说入系，鲁迅在这里完全可以不提，然而，鲁迅不仅大加赞赏，并且破例全文编入了长虹用散文在《狂飙》周刊上发表的《本刊宣言》。鲁迅的这番用心，给我们的信息，只能是在鲁迅认识到了与高长虹的争论完全是一场误会，在反悔之后采取的一种表达方式，而不会有其他解释。
鲁迅这种实事求是，知错必纠的行为，充分表现了一位无产阶级战士所具有的高贵品德。鲁迅曾在《死》中说过：“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不宽恕。”可以说，唯独对高长虹是个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