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刊受阻。长虹到上海为《狂飙》季刊而奔波，他和开明书店的朋友章锡琛已经讲好了，可是当长虹和章锡琛一起到沪宁旅馆看望鲁迅后，“已经就到交创刊号的稿子的时候了。不料次日看见章锡琛的时候，他留难起来。”章锡琛的突然失信反常，使长虹对鲁迅生疑“这天鲁迅已经走了，我当时感情很激越的，就把狂飙季刊出版计划立刻停止了”。“九月间，改由光华书局创刊了狂飙周刊”。对此事，鲁迅于1926年12月5日给韦素园的信中也曾提到过：“长虹的骂我，据上海来信，说是除投稿的纠葛之外，还因为他与开明书店商量，要出期刊，遭开明拒绝，疑我说了坏话之故。”
心里的话。鲁迅对于“退稿事件”尽管在《两地书六十》里不愿说出真相，作了否定，“培良和素园在北京闹纠葛，要上海的长虹破口大骂，还要在厦门的我来说话，办法真是离奇得很。我哪里知道其中的底细曲折呢！”然而，在写给李小峰的一封公开信，无意中透露了事实真相，“倘要我做编辑，那么，我以为不行的东西便不登，我委实不大愿意做一个莫名其妙的什么运动的傀儡。”这不是明白无误地道出了鲁迅不给《狂飙》投稿和《莽原》半月刊退压狂飙同仁稿件的真实原因吗？
蓄意所为。事过三十余年之后，长虹在《给鲁迅先生》的公开信中所提的“霁野严明中正，公私双关，总算一个最合适的人物”中的李霁野在他的《未名社出版的书籍和期刊》一文中却说：“未名社几个成员确实同高长虹等‘互不相识’，他们（指狂飙作家群）只是一二人向《莽原》周刊编者鲁迅先生投寄过少数几篇短稿，所以在决定出《莽原》半月刊时，我们根本没有计划把他们列入撰稿人之内；鲁迅先生既没有提过他们的名字，也没有介绍过他们的任何稿件。”
李霁野背离了当时“联合战线”、“两翼”的实际和《莽原》周刊是以狂飙作家群为主力军的事实，“我们根本没有计划把他们列入撰稿人之内”之言便坦白了他们排挤狂飙作家群，是一种蓄意所为。这个“我们”是将鲁迅也包括在内的。说明长虹公开信的出现是有充分理由的。
旁观者清。作为旁观者的许广平，有着与长虹相同的看法。她在1926年11月15日给鲁迅的信中，也痛斥了这种“偏私”和“排斥”行为。她说：“少爷门（指安徽作家群）听你说停办莽原。回信就有稿了，这真奇怪，他们几个人实太有点包办，又不甘放弃，利用人家资本，发表自己著作，一方又排斥别人，自然招怒且迁怒于你，你算傻子了。”这段话鲁迅在编入《两地书·七七》时删去了，我们自会理解鲁迅的为难和用意。
高长虹面对安徽作家群“利用人家资本，发表自己著作，一方又排斥别人”的侵权行为和不公正待遇以及排挤他人的做法，无论为着“联合战线”，还是向狂飙作家群有个交代，而最可惜的是丢失了一块已经打开局面的思想阵地，没有理由说站出来说话是错误的。虽然长虹这种说话的公开方式，很惹鲁迅不满。不过那是在先行去信给鲁迅而鲁迅采取“一声不响”的态度之后，不得已情况下的办法，也仅仅是方式问题，并非问题的实质。
然而在此期间，又出现了“思想权威”的争论，使矛盾进一步扩大。
思想界之权威。韦素园在高长虹说情之下，顺利就任《民副》编辑，就在1925年8月5日的《京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民报〉十二大特色》，内云：“现本报自八月五日起增加副刊一张，专登载学术思想及文艺等，并特约中国思想界之权威鲁迅、钱玄同、周作人、徐旭生、李玄伯诸先生随时为副刊撰著，实学术界大好消息也。”
也许韦素园是出于组稿的方便，或者以扩大报纸的销售为目的，然而这廉价的“以权威献人”的广告，却如同一块石头扔进了文艺界思想界这潭湖水，掀起了波澜。虽然“在当时进步的青年界抱反感的人是很少的”，但是对于政治敏感和对社会有责任心的人，是决不会置若罔闻的。而长虹的反应尤为强烈。
长虹认为，韦素园不分阶级，不分青红皂白地把鲁迅等五人并列为“思想界之权威者”，不管他是共产主义者，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分阶级地一律推崇是不适当的。
其次，韦素园也没有是非观念。将鲁迅与周作人并列为“思想界之权威者”。尽管周作人堕落为汉奸是后来的事，然而周作人性格上的弱点却是显而易见的。长虹在《与启明谈道》一文中，对周作人的弱点在当时就一针见血，切中其要害公开指出：“我亦民主思想者，然非如启明坐在绅士的书斋里过着舒服的生活而作和平的空梦之民主思想也……我的民主思想，是全人类的民主，不是一国的民主，不是一国中人类的民主，不是少数特殊阶级的民主，启明对此真如小巫见大巫矣，还谈什么道。”十一年之后日寇肆意践踏我中华大好河山，长虹毅然从欧洲返回，与祖国儿女一起，积极投入到艰苦卓绝的抗日救亡运动中。而周作人正如长虹所预料，却坐在北京“绅士的书斋里”当了日伪教育总署的“督办”。至于钱玄同，长虹及其周围的人都认为钱“没有思想”。后来的事实是，钱玄同虽然没有堕入民族败类，但是却由打倒孔家店，提倡新文化运动，反对胡适破坏《新青年》战斗的积极分子，并曾与“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作殊死战的功臣，一变而站在了青年的对立面，顽固地反对马列主义，狂妄叫嚣：“头可断，辩证法不可开课。”提到徐旭生时长虹说：“徐旭生是研究哲学的，当然能持论，然自觉力实在不好，连人都认识不清。”
这样的一些人怎能和“思想权威”挂起钩来！韦素园这种只知用高帽子“以权威献人”不顾一切地想把这些“名人”拉来为《民副》写稿的做法，是一种对社会极不负责的态度。
再则，“思想权威”也不能封赠。它不同于其他业务部门的什么权威，也不同于某项学术权威。“思想权威”具有政治性、社会性，且应为广大民众自愿推崇，其思想成果必须明晰、先进，是其他任何思想所不能比拟的，它必须对社会有巨大贡献，且对社会有广泛影响。这就决定了“思想权威”不能自封，也不能由某个人封赠。此时的鲁迅也还只是一位著名大作家，他的大量的闪烁着共产主义光辉思想的杂文还是以后的事，且在政治思想的方向上尚不明晰。在这之前，高长虹就曾直接试探过鲁迅说：“鲁迅那时的政治思想还没有确定，凡是革命的，进步的，他都赞成。我曾问过他对马克思主义有什么意见，他说：‘怕是对的吧！’不过，他对于那时的青年共产主义者却很表示不满，常说他们是皇太子主义，以为明天的天下一定是他们的。”
这里我们看出韦素园对于“思想权威”的含义的理解程度到底有多深，值得怀疑。此时，就是把鲁迅树为“思想权威”也还为时太早，更何况其他人。韦素园也只是假托其“名人”之影响力，而扩展其自己的事业而已。
再次，长虹认为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应该记取，一个人的思想随着环境的变迁，时间的推移往往会有变化。唯恐鲁迅中了“思想权威”这糖衣裹着的炮弹，而毁其一生，便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说：“所以有当年的康梁，也有今日的康梁；有当年的章太炎也有今日的章太炎；有当年的胡适，也有今日的胡适；有当年的章士钊，也有今日的章士钊。所谓周氏兄弟者，今日如何，当有以善自处了！”谈到“思想权威”的害处时说：“试问，中国所需要的正是自由思想的发展，岂明也这样说，鲁迅也不是这样说，然则要权威者何用？为鲁迅计，则拥此空名，无裨实际，反增自己怠慢，引他人反感，利害又如何者。”至于对于社会那就更其贻害无穷了。
“思想权威”，这对于为争民主、争自由为己任的高长虹来说，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他认为鲁迅也绝不会接受这顶纸糊的桂冠。如是，人类的思想还能发展吗？无疑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挑战，也是对革命民主主义战士——他的导师鲁迅的一种玷污。
于是就在当年《民报》刊登《广告》的当月（8月）长虹亲自去问鲁迅，关于“思想界之权威者”一事：“我又见了鲁迅，他问及民副投稿事，我说了我的不满意。他很奇怪地问：‘为什么？’我便说了那个‘某人……所以你……’的公式。鲁迅默然。停了一歇，他又说道：‘有人——，就说权威者一语，在外国其实是很平常的！’要是当年的鲁迅，我不等他说，便提出问题了。即不然，要是当年的鲁迅，我这时便要说，‘外国也不尽然，再则外国也不足为例’了。但是，我那时也默然了……此后，我们便再没有能坦白的话。”
鲁迅这种解释词语的答复，使长虹误会了鲁迅是默认了这顶纸冠。
虽然高长虹很警惕与鲁迅的失和，但是此时又有好事者把流言传到了鲁迅的耳里，引起了所谓“爱情纠纷”。
爱情纠纷，并不存在。这里只有“流言”引起的误会。
鲁迅恋爱了，高长虹和其他青年朋友们都很高兴，希望成功。这时，韦素园早已摸清了鲁迅对高长虹态度的转变，便进而采用送小话的手法，以达到进一步破坏高鲁的友谊关系。
韦素园此举，是从鲁迅1927年1月11日给许广平的信中透露出来的，信中说：“那流言，是直到去年十一月，从韦素园的信里才知道的。他说，由沉钟社里听来，长虹的拼命攻击我是为了一个女性，《狂飙》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他还问我这事可是真的，要知道一点详细。我这才明白长虹原来在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地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
其实高许的通信，是许主动与高通信，内容只是索要诗作，或赞美高的作品，也仅八九次。一次高在鲁迅处见到景宋（即许广平）与鲁迅亲密的情景，便主动中断了通信，高与许的关系仅此而已。
人所共知，鲁迅背负着封建包办婚姻留给他的包袱，出于对母亲的孝道，又不能和妻子离婚，在此情形下去爱一位比他小的姑娘，所以内心还是感到很“惭愧”，使“自己贬抑”。因而对于社会上的流言蜚语，本能地极其敏感，恰在这时流言传到鲁迅的耳里。最初，鲁迅虽然在给韦素园的复信，也说了些客观冷静的公道话：“关于《给——》的传说我倒没有料到。《狂飙》也没有细看，今天才将那诗看了一回。我想原因不外有三种：一是别人神经过敏的推测，因为长虹的痛哭流涕地作《给——》的诗，似乎已经很久了；二是‘狂飙社’中人故意附会宣传，作为攻击的别一法；三是他真疑心我破坏了他的梦。”然而，最终鲁迅还是相信了“流言”，“果真属于末一说，则太可恶，使我愤怒”。于是，鲁迅采取了极端蔑视的态度，冷嘲热讽，正如鲁迅给许广平的信中所说的那样“黑的恶鬼”似的站在“拼命要蔑视我和骂倒我的人们的眼前”，竟致双方失去了理智的控制，而相互谩骂起来。鲁迅连夜写了小说《奔月》以挖苦、讽刺长虹。高鲁友谊随之决裂。韦素园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实际起了挑拨离间的作用。
高鲁冲突的性质，决非政治思想的分野，更不是反鲁迅思想，而是犹如家庭失和，两人内心如兄弟失和般痛苦，是很明显的。
这是鲁迅继与周作人之后，如又一次“兄弟失和”般痛心。他在《261109致广平七一》信中说：“我其实还敢于站在前线上，但发现成为‘同道’的暗中将我做傀儡或背后枪击我，却比被敌人所伤更其悲哀。”而高尤其受着压抑的痛苦。高长虹在《寄到八道湾》写给周作人的信中这样说：“现在也并不是没有人误解我同我的朋友……我们是低头真理的，我们愿意以我们的生命做保证。像你，主张宽容而又自命老人的人，如其真的看出我们有什么错处，正应该和气地告诉我们，我们一定愿意接受。但你却并不告诉，而只是讥笑……”
这番话正是表白了高长虹在这场论战中的沉痛心态。这种年轻一辈受到权威、长辈的“讥笑”和蔑视而感到的痛苦、羞辱和不平，使高内心受到的煎熬是不言而喻的。他在给其爱子“曙”的信里，更自然地流露了这种心情，给他的肝肠带来强烈的摧折。他说：“心太热了，反而受辱。”我们对这句话的解读，只应该是指对他人、友人的事的关心和爱护，招致的受辱而言。对于来自敌人的攻击或辱骂，他是无所畏惧的，也无所谓“受辱”之感。那么，面对“心太热”换来的“受辱”该怎么办呢？是放弃对真理的坚持，丢掉“热心”吗？不。他接着写道：“但我也决不能敷衍下去，我只可尽我个人的职责。”他坚信，只要是为了真理和光明，云雾终将散去，晴天定然会显现。认为求真理是自己的天职。
月亮诗并非攻击诗。时过境迁，鲁迅冷静下来，觉得这里有问题，再看那诗，说“太阳”是自比吧，他却一再说自己是白日的儿子，并非“太阳”，“太阳”又是他的朋友，“夜”也是他的门徒；该诗自始至终宣告：“我在天涯行走”，“月儿啊，请你住口”，能是指许广平吗？“太阳”是自比的流言，难于自圆其说。长虹说：“景宋所留给我的印象就是一幅长大的身材，”也难于用“月儿”去形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