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士对导师的敬仰。高长虹于1940年8月25日和9月1日，在重庆《国民公报星期增刊》上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文中说：“我和鲁迅在‘莽原’时期，是很好的朋友。《狂飙》周刊在上海出版以后，有过一番争执，不过以后我们就都把它忘记了。1930年后，他的光明的行动，我在国外也时常为之激赏、庆幸。”高长虹所说的“光明的行动”就是指1930年3月2日，在上海由中国共产党倡议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而鲁迅就是这个联盟的旗手。长虹把为党的事业誉为“光明的行动”，足见他对共产主义的崇尚之情。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篇回忆长文是发表在国民党黑暗统治特务横行的陪都重庆，可见高长虹之大无畏精神和浩然正气！
至于对那些抨击或者欲贬低鲁迅的人，高长虹站出来说：“但也有人想用杂感写得太多做事实来动摇鲁迅的艺术家的地位，这是没有用处的。一个大作家的杂感文字，时常是有价值的。而在鲁迅杂感文字是被他用作主要的武器而来完成他的斗争目的的。他写的创作越少，他的杂感含有的创作性也越多。因重视鲁迅而重视他的杂感是可以的，因杂感而低估鲁迅的价值，就不可以了。”充分肯定了鲁迅在新文化运动和左翼作家联盟中所发挥着战斗者和旗手的作用。
长虹在《今昔》一文中说，他“最喜欢看的文学家就是鲁迅”。他在《一点回忆（一）》中又说，鲁迅“是一个严肃、诚恳的中年战士”。在《写给〈彷徨〉》里他再一次说：“鲁迅显然是一个战士了。”此“战士”即无异于“革命家”的同义词。早在1926年长虹在他的《革革革命及其它》一文中就赞誉鲁迅说：“鲁迅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同时代的人没有能及得上他的。”
十五年之后，在毛泽东评价鲁迅之前，有谁能像高长虹如此准确、全面、深刻地评价过鲁迅？
正如董大中先生在《鲁迅与高长虹》一文中所说：“在二十年代（指上世纪）就做出如此之深刻、如此全面、如此有远见的评价的，天下有几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这是无比英明的论断和对鲁迅崇高的评价。但我每次读到高长虹以上三篇文章时，则又不能不佩服，他说到的三个方面，跟十五年之后毛泽东所说的三个‘家’，竟然那么相似，那么一致！此岂偶然的巧合么！”
高鲁发生矛盾之后，双方相互能有如此公允、客观、公正的评价，是必然的结果。因为两个人都是为真理和光明而奋斗的战士。
高鲁争论的原因。高鲁争论的原因，就其实质意义讲，是一种潜在历史文化意识的反映。
今天我们冷静地、客观地、历史地去分析，是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文化、传统伦理和道德观念都给那个时代的人们以潜在的心理影响。而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之后，思想自由、个性独立、人格尊严已成为高鲁的共同个性，一旦认为自己的人格尊严受到蔑视，便会本能地反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这句名言，正道出了他的这种心态。
作为高长虹的前辈、导师的鲁迅，也正是因为对高长虹的误会，采取了极端地讥笑、蔑视，而激化了这种矛盾。虽然，高长虹后来也曾采取过求和，求教的态度，遗憾的是这场论战和最后由此导致的决裂未能幸免。长虹说：“那时，凡是能叫我同鲁迅的友谊巩固起来的事我都是断然去做的，但可惜我没有很多的办法来收到这样的效果。”长虹是一个大丈夫硬汉子，一向有泪不轻弹。此时，也为与鲁迅友谊的破裂，流下了痛心的眼泪，不能不说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憾事。设想，二人能一直团结战斗，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史，必然会有更光辉的一页出现。
究其责任，我们也不能归咎于任何一方。几千年封建专制文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桎梏必然使他们表现出追求思想自由、个性独立和人格尊严的强烈自觉性。在这一点上，其双方的本质是相同的。而高鲁的年龄差别，无形地形成的“代沟”，也使相互间的沟通成为困难。毋庸讳言，一些并非“堕落”或“变节”的青年，也是由于这种“代沟”原因与鲁迅由亲密而后转向疏远的。高鲁矛盾，只不过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罢了。
概括地说，可以这样认为：在“思想权威”问题上是高长虹误会了鲁迅，而在“爱情纠纷”上是鲁迅错怪了高长虹。所谓高鲁冲突，完全是一场误会。
此段公案，本已由高鲁当事人争论双方早已澄清，历史地做了了结。然而，可悲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在建国后出版的《鲁迅全集》中有关高长虹的不实注释的诱导下，竟有人抓住高鲁在论战中过激的言词大做文章，特别是利用鲁迅不冷静时的言语做棍子，对高长虹的观点无限上纲，大加挞伐，去批判高，而对鲁迅冷静、客观、公正的评语和赞赏却置若罔闻。
前几年尚有一部关于鲁迅的电视作品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剧中有一个镜头，在从鲁迅处出来的告别人中，有一个人欲与许广平握手，被许拒绝，而此人正是高长虹。剧中虽然隐去了真名实姓，采用了改高姓为郭姓，改长为昌等手法，可是凡读过鲁迅作品的人，还是一眼就看出那人是谁。而事实是高许虽有通信，却从未晤面，仅此鲁迅处一遇，也未曾说话。在此境况下，高不可能再去与许握手。纵有此举，许也不会拒绝。历史往往是这样：权威的所谓定论，往往会使不深谙历史的后人轻信。此剧出现的曲解，乃至丑化高的形象就是一例。可见贬高之阴云至今仍未散去。
也有人担心对高长虹的探讨，会损害鲁迅的形象。这恐怕也是高长虹所以被历史所尘封的另一个原因。但是，我们只要以唯物主义观点客观地、历史地、实事求是地抱着对历史负责的责任感去探讨，必然会总结出许多有价值的经验和教训，正人视听，以利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那种不能正视历史，歪曲历史的现象，正是我们正确认识史实的障碍。而鲁迅正是实事求是的典范。至于后来由于高鲁二人历史地位的悬殊，造成人们对高长虹的贬损，那是与鲁迅毫不相干的事。
历史上为了树一个人而贬低他人的做法，尤其在“文革”中，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过重大危害，这种教训是够深刻的了。
使人不能理解的是，鲁迅所骂过的所谓“四条汉子”，以及他曾经的对手郭沫若和他一向反感的崇洋媚外，自我标榜，或与陈西滢互相吹捧，以洋博士自居的徐志摩等，今天不仅能充分地在各种辞典里见诸他们的事迹，还相继有电视剧在荧屏去歌颂。然而，唯有与鲁迅为友，且在一个营垒，“五四”运动之后，第二次思想革命首举“义旗”冲锋陷阵，与鲁迅共同战斗过的高长虹，不仅在辞典里没有他的地位，且得不到历史的公正评价，这绝不是一种正常现象。
高鲁冲突，中国现代新文学史上这一大公案，是一个冤案，是一个误会。
今天人们来回忆这段历史教训，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于后来人不仅有着典型的历史意义，而且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获山西省文联第七届文艺评论奖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