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达成了这桩买卖。我要去的地方冰舌部位海拔4300米，冰峰海拔5150米，冰层平均厚度78米。一路上，王师傅看上去忧心忡忡。他告诉我车只能上到3700米，我将独自完成剩下的攀爬。他担心我有高原反应，也忧虑我孤身一人的处境。可我毫不在意。
次日清晨出发，他给我带了防寒服，还有苹果和馕。我道了谢但是未接受，我自己有全套的高山装备。十点半车到山下，我拿了瓶水就独自走了，没有背包，还忘了戴雪镜。我独自走了，甩下我的司机。我想我们之间稀薄的交情大概已经随着这种缄默和我的冥顽而消失殆尽了吧。
那瓶水拿在手里没多久就结了冰。我一个人走，感到盲目。走了整整一个小时才看到冰山，而从看到到抵达，又花了一个半小时。我大脑一片空白，眼睛因为强光而流出眼泪，泪水迅速在睫毛上结冰。终于踏上冰川的瞬间，有种模糊而迟钝的高兴。冰川泛着玻璃的介质，光滑而柔润。
我坐到一个冰裂缝旁。昏昏欲睡。十几分钟后意识猛然惊醒，想起在高寒缺氧地带千万不能睡着，就费力攀上了碎石坡，紧接着开始感觉不舒服。我感到胸闷、头晕、肢体失去平衡。时间是下午两点半，因为没有海拔表，所以不知道具体到达的高度。我预备下撤，但是力不从心。我惊恐地意识到可能撑不到山下。因为至少需要两个半小时才能下撤到停车的地方，我能熬过这漫长的150分钟吗？一种从未体会过的求生意识强烈地冲击着我。在面临死亡的一瞬间，我终于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渴望生存！我想起了山下王师傅的百般劝阻和叹息，想到了千山万水外的家人，想到自己刚刚开始的年轻生命。
在海拔5000米的雪山，我懂得了懊悔。我预备竭尽全力去争取生机，即使不能抵达，那就算我为自己的一意孤行付出的代价吧。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我的司机王师傅。
山风把他的黑棉袄吹得变形，他满面通红焦急而紧张地向上攀登四处张望，在看见我的一瞬间高兴地大叫了出来。
他来接我！
这是位年近六十的老人，正患着感冒（感冒是高海拔地区的危险病症）；这是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两天来忍受着我的固执和傲慢，可他，冒着生命危险，跋涉了近四个小时，来接我！他什么都没说，只是递给我些饮料和食物，并且乐观地大声唱歌和说话，吸引我集中注意力。他陪同我一路下撤，并以父亲般的无私护卫我直至安全地带。
重又坐回到温暖的车里，我看着他的背影，却突然无语了。我想起来，他说过开车是挣钱，挣钱要挣的安心，把我带进来就要把我平安带出去。可是当时我竟只是毫不信任地敷衍一笑！可他终于用行为修正了我的看法，拯救了我的命运。
真的无法表达那种绝境逢生后的感受。回程时我高原反应仍很重，一阵阵地发冷、恶心，但毕竟得救了！无论是心灵还是生命！
原来世界上最近的冰川，是藏在自己的心里，只要一束陌生人的纯挚温情，就足以融化。
微笑
◎文/哈诺·麦卡锡译/尉颖颖
在自己心中把握住了人性的，也将会了解所有人类。
西班牙内战时，我参加了国际纵队，到西班牙参战。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我不幸被俘，被投进了单间监牢。
对方那轻蔑的眼神和恶劣的待遇，使我感到自己像是一只将被宰杀的羔羊。我从狱卒口中得知，明天我将被处死。我的精神立刻垮了下来，恐惧占据全身。我双手不住地颤抖，伸向上衣口袋，想摸出一支香烟来。这个衣袋被搜查过，但竟然还留下了一支皱巴巴的香烟，因为手颤不止，试了几次才把它送到几乎没有知觉的嘴唇上。接着，我又去摸火柴，但是没有，都被搜走了。
透过牢房的铁窗，借着昏暗的光线，我看见一个士兵，一个像木偶一样一动不动的士兵。他没有看见我，当然，他用不着看我，我不过是一件无足轻重的破东西，而且马上就会成为一具让人人恶心的尸体。但我已顾不得他会怎么想我了，我用尽量平静的、沙哑的一字一顿地对他说：“对不起，有火柴吗？”他慢慢扭过头来，用他那冷冰冰的，不屑一顾的眼神扫了我一眼，接着又闭了一下眼，深吸了一口气，慢吞吞地踱了过来，他脸上毫无表情，但还是掏出火柴划着火，送到我嘴边。
在这一刻，在黑暗的牢房中，在那微小又明亮的火柴光下，他的双目和我的双目触到了一起，我不由自主地咧开嘴，对他送上了微笑。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对他笑，也许是因为两个人离得太近了，一般在这样面对面的情况下，人不大可能不微笑。不管怎么说，我们对他笑了。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有什么反应，他不会对一个敌人微笑。但是，如同在两个冰冷的心中，在两个人类的灵魂间撞出了火花，我的微笑对他产生了影响，在几秒钟的发愣后，他的嘴角也开始不大自然地往上翘。点着烟后，他并不走，他直直地看着我的眼睛，露出了微笑。
我一直保持着微笑，此时我意识到他不是一个士兵、一个敌人，而是一个人！这时他也好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我，他的眼中流露出人的光彩，探过头来轻声问：“你有孩子吗？”
“有，有，在这儿呢！”用颤抖的双手从衣袋里掏出票夹，拿出我与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给他看，他也赶紧掏出他和家人的照片给我看，并告诉我说：“出来当兵一年多了，想孩子想得要命，再熬几个月，才能回家一趟。”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涌，对他说：“你的命可真好，愿上帝保佑你平安回家。可我再不能见到我的家人了，再也不能亲吻我的孩子了……”我边说边用脏兮兮的衣袖擦眼泪，擦鼻子。他的眼中也充满了同情的泪水。
突然，他的眼睛眯了起来，用食指贴在嘴唇上，示意我不要出声。他机警地、轻轻地在过道巡视了一会，又踮着脚尖小跑过来。他掏出钥匙打开了我的牢门。我的心情万分紧张，紧紧地跟着他贴着墙走，他带我走出监狱的后门，一直走出城。之后，他一句话也没说，转身往回走了。
我的生命被一个微笑挽救了……
再次选择
◎文/达中
生命是一条艰险的狭谷，只有勇敢的人才能通过。
1944年春天，那是在大规模反攻的前夜，盟军向德军控制的法国诺曼底地区空投了伞兵，23岁的美国青年哈姆就是其中之一。非常不幸，由于大风，他在远离预定地点约10公里的地方着陆。那时差不多天亮了，早已在脑子里记熟了的标志，他一个也没有找到，也见不到任何战友。
哈姆知道，他必须马上找地方隐蔽。他着陆的地点，是在一个果园旁的一垛石墙附近。在熹微的晨光里，他看见不远处有一栋红色屋顶的农舍。他不知道住在里边的人是亲盟军的呢，还是亲德军的，但事到如今，他总得去碰碰运气。他无奈地一边朝那房子奔去，一边在脑海里温习着出发前刚学会的那寥寥可数的几句法语。
“砰砰砰！”哈姆敲响了农舍的房门。听到敲门声，一个年约30岁的法国女人开了门。看样子她是听到敲门声刚从灶间出来的，她的丈夫和一个小孩儿坐在饭桌旁边，惊异地盯着他。
“我是一个美国伞兵，刚从天空跳伞下来，和队伍失散了，”哈姆说，“你们愿意收藏我吗？”
“哦，当然。”法国女人说着，把他带进屋里。
“赶快！你快躲起来！”做丈夫的说，他把这个美国人推进壁炉旁边的一个大橱柜里，“砰”的一声关上柜门。
几分钟后，六个德国兵闯了进来。他们已经看到美国伞兵降落，而这栋农舍是附近唯一的房子。他们搜查得干脆利落，转眼间就找到了哈姆，把他从橱柜里拖了出来。
仅仅是由于收藏“敌人”而“犯罪”的那位法国农民，并没有受到审讯。根本无所谓手续不手续，德国兵依照惯例，命令他站到院子里，把他当场枪毙，他的妻子和孩子放声痛哭起来。
不过，德国兵对如何处置美军俘虏哈姆，却有一场争议。于是他们暂时把哈姆推入一间棚屋里，把门闩了。
棚屋后墙有一个小小的窗口，越过田野就是树林，哈姆蜷身挤出窗口，慌不择路地向树林奔去。
德国兵听到棚屋后的脚步声，发现那个美军俘虏逃走了，他们跑到棚屋后边来追他，并且向哈姆开枪射击。子弹没有打中目标，不过从当时的情况看来，逃跑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哈姆刚跑过那片不大的树林，就听到周围都是追兵，德国兵互相呼唤着。他们分散开来，有条不紊地进行搜索，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看来抓住哈姆不过是时间早晚罢了，没有什么机会了。
“不，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哈姆不相信自己就这样被捉住。
哈姆往回跑，离开树林，再次跑过田野。他穿过院子，院子里躺着那个被杀害的法国农民的尸体，胸口血淋淋的，一股血腥味儿在院子里弥漫，这个美军伞兵又来到农舍跟前，又一次敲响了农舍的门。
女人来得很快，她满脸苍白，泪眼模糊。他们面对面互相瞅着，愣了一下，也许观察了几秒钟。她笔直地注视着哈姆的眼睛，哈姆的到来使她变成了寡妇，孩子变成了孤儿。
哈姆气喘吁吁地问：“你还愿意收藏我吗？”
她擦去眼中的泪水：“哦，当然，快！”
她毫不迟疑地把哈姆送回壁炉边的橱柜里。哈姆在橱柜里躲了三天，那个农民的葬礼举行的时候，他是待在橱柜里的。三天之后，诺曼底地区被盟军解放了，哈姆得以重返部队。
德国兵没有再来到这个农户家，他们觉得实在没有必要再来搜查这栋房子，因为他们不理解他们所要对付的这种人民。也许，他们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人类的精神竟然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在做过一次牺牲后，这个普通的法国女人毫不犹豫地又给了哈姆第二次机会。
快说“行”
◎文/芭芭拉·豪特林译/阿铭
不是因为做不到而没有信心，而是因为没有信心所以才做不到。
我星期天在时装店打工，希望通过这项工作观察到人们究竟对什么样的产品感兴趣。这家商店出售成人衣服和儿童用品。我注意到，婴儿用品销路最好。那么，做婴儿鞋的销售怎么样呢？我的祖父母就是做童鞋的。这些小鞋子不那么昂贵，而且容易做，更重要的是，它们的销路很好。但我自己生产的童鞋应该和祖父母的不一样，应该特别一点，与众不同。
一天拂晓，很奇怪，我心里突然有了一个新的婴儿鞋设计方案。我赶紧翻身下床，直奔缝纫机。我有一些做被子剩下的绒布，这种料子柔软，又便于缝纫。我用这些绒布裁剪好鞋样，马上缝开了。
大部分婴儿鞋都像袜子。但我新设计的婴儿鞋完全包住脚踝，这样容易在孩子不断活动的小脚上穿牢。我还在鞋子口配上按扣，鞋子就不会脱落。鞋做好后，我把它给邻居的孩子试穿，他穿着新鞋子高高兴兴地在客厅里跑来跑去。“你拿不回去了，”邻居开玩笑说，“除非你再给我做一双。”我马上意识到有戏了！
于是我在这里用各种布料做鞋。接着和原料供货商取得了联系，很快就把新鞋子的成本和预算做了出来。我想，既然我已经开了头，要做就一定做好。我给新款小鞋子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摩托鞋”，并在我家的餐桌上做好了第一批。我负责下料和缝纫，丈夫加里是个建筑工人，用他强壮的手帮我给每双小鞋上按扣。我开车到丹佛城里，把我的第一批产品放在身旁的座位上，然后带着它们跑了一家又一家儿童用品商店。定单开始来了，最初还是几十双，后来便有了几百双的定单。
于是我们在特巴纳西附近租了一座房子作为公司的办公地点——我们把它叫做：阿尔卑斯探险公司——我们买了二手缝纫机和裁剪机，还雇了一位销售代理。5月底的一天，这位销售代理来了电话：
“你做好了吗？”他开始说：“我把你们的摩托鞋送给‘我们的孩子’儿童用品公司看了，他们很欣赏。他们想在3个月内在公司的连锁店里销售这种鞋。你们可以办到吗？”
“绝对可以，”我说，想藏起我的激动，“他们想要多少？”
“7000双！”
我差点丢了电话。只有在梦里我们才有可能收到如此大的一笔定单！“这是一生中难得一遇的机会呀！”我提醒自己，“快说‘行’！”
“行！”
我从银行申请了一笔贷款，用自己的房子作抵押。加里刚刚完成了一项建筑工程，所以他有充足的时间来帮我。我们每天干18个小时，制作、包装、运货。后来我们又把自己的睡眠时间从6小时压缩为5小时，然后是4小时，有时干脆就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打个盹。我们雇了更多的人，甚至到街上去现场招募工人，请他们帮我们装运产品。离最后的交货期限只有半小时时，我们卸完了最后一车货，我们做到了！
“我们的孩子”儿童用品公司收到这批货之后，又下了一批定单，这次是3000双，圣诞节前交货。“快说‘行’。”我提醒自己。
“就这么决定了。”我告诉销售代理，这次我信心百倍。我们已经证明有能力完成大批定货，我们还可以继续做下去，没问题。
我们在一个叫“格兰比”的小镇附近买下了一座房子，马上开工。一周后，正是加里的生日，我们已做出了第一批待运的产品—4000双。那天晚上，当我锁上厂门的时候，我看着即将运出的箱子放心地出了一口气。我们做到了，我们有了一家长期的客户。所有的辛苦都有了回报，我们的生意终于有了长足的进展，我可以松口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