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渡嘉陵江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是以西渡嘉陵江拉开战幕的，时间是1935年3月下旬至4月中旬。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不得不离开江西瑞金，踏上了漫漫征途。当他们到达贵州云南北部地区时开始兜圈子，行踪飘忽，方向不定，而敌军正沿着长江设防，阻拦一方面军的偷渡。四方面军决定在嘉陵江西渡，以援助一方面军的行动。
嘉陵江是四川省四大河流之一，江宽水深流急，两岸多是悬崖峭壁，地势十分险要。红九军的渡口在涧溪口。站在江边上，只见江水奔涌，在强烈的阳光下，像千百个坟头似的起伏着，大波大浪地冲过去了，接着又很快地滚了回去，飞起那黄色的水沫，不住地鞭打着脚下的石崖。张道庸以前没有见过这样急的江，觉得脚底下的石岩都在动，真是惊心动魄。
嘉陵江上没有桥，船只也被敌人扣留在对岸。部队过江用的75条船和3座浮桥，是由各地的工匠临时在王渡建造的。那75条“毛半壳”主要是供许世友红四军的勇士们抢渡用的，每条船最多只能坐15个人，其他人员都得在3座浮桥上通过。
当红军一切准备好了，准备实行敌前强渡，渡江计划已被敌军获悉。敌方的高级将领在苍溪对岸，一直监视到午夜，没有发现红军的丝毫行动，反而怀疑自己的情报是否可靠。他们还想：这么个宽300米的急流江面，对岸没有任何船只，绝无渡江可能。因此，他们的戒备松懈了。
就在这晚夜里3点左右，红军开始行动。那些运来的75条船，都隐藏在敌人看不见的一条小河沟里。三十军的勇士们开道，大队人马跟进。
张道庸团长站在桥边指挥二十八团过江，不时地喊着：“快，快点通过！”
认识他的人在向他打着招呼：“嘿，‘傻子’团长，没掉河里呀？”
此时的张道庸在红四军里已经很有名气了，知道他的绰号“傻子”团长的，比知道他的真名的多。安徽人说的“傻子”似与普通意义上的“傻”很不同，那好像是一种庄稼人的憨里透着点狡猾。安徽人说“傻”是跟“飑”相似，有人来疯之意。张道庸的“飑”多半是因为他的不怕死：在一次激战中，他奉命带一个连的余下兵力，要突破敌人的包围。面对数倍于己的疯狂之敌，张道庸从水壶里喝了几口薯干酒，手举大刀，高喊“刀枪不入”率先冲入敌阵。全体官兵在其鼓舞下，一路砍杀出来。不知道哪个领导说了声张“傻子”真是不要命了！由此“傻子”团长的雅号传遍全军。张道庸对此不在乎，谁喊他都答应，但谁喊时也得小心，因为他会恶作剧地来个报复。有时“以傻卖傻”，嘴上回你一句；有时闷声不响，突然上面来个连环拳，下面来个扫堂腿，绊你一个大跟斗。他则大笑，扬长而去。你要去讨个公道，他会说：“我傻嘛，傻子杀人都不偿命，摔你个跟斗算啥！”并再次摩拳擦掌，把来讨便宜的吓得乱跑……
但该严肃的时候他不开玩笑，贻误战机他是要瞪着眼喊杀头的，谁跟你开玩笑！
有些伤员躺在担架上，被战士抬过来。浮桥是用毛竹扎成的，在湍急的河水的冲击下，摇摇晃晃的。就是空手走都有些站不稳，有人掉落水中。担架队员尽管放慢脚步，但担架还是颠簸得厉害。张道庸上去掖掖被子，嘱咐抬担架的战士：“抬稳点，别翻到江里！”
也许是紧张，正说着，一个担架员脚崴了一下，跪倒在地，担架一歪，眼看要掉进江里，张道庸一个抢步跨上去，用脚支住担架，保持平衡，伤员才没滚到江里。担架上是个负重伤的连长，张道庸再次嘱咐担架员：“连长是为革命负的伤，你们一定要把他抬到目的地！”
张道庸带的队伍冲过江后，夺得敌人扣留的大批船只，又建了一座用船搭起的浮桥。等到第二天近午，敌机分批来轰炸的时候，张道庸指挥搭起的浮桥已经完成。敌机投的几百枚炸弹都在浮桥附近爆炸，始终无一命中。
敌军邓锡侯、田颂尧两部因后路被红军抄袭，乃尽撤嘉陵江之防，退守剑阁、梓潼、盐亭县城。红军控制了嘉陵江上下约100里长的东西沿岸，并向剑阁、梓潼、盐亭追击败退之敌。
强渡嘉陵江是一个大战役，从3月28日前线指挥部发出渡江命令起，到4月21日攻克川北，历时24天。红四方面军共歼敌12个团1万余人。这次战斗牵制和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北上。
西路军
正当陶勇不仅识了字，也从一个冲冲杀杀的勇士变成懂得用兵之计的指挥员时，他脚下的梯子却突然倒塌，将他摔到了最低处。这不是他个人的过错，是他上级的上级的错误指挥，将队伍带到了绝境。张道庸的厄运就从西路军开始了。
从红军大学走出来的人一般是要提拔的，张道庸也不例外，他担任了红九军教导师的师长。那时他才23岁，那是眼中一切都是金黄色的年龄。
1936年10月，张道庸率部西渡黄河，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作战。11月13日，九军二十七师八十一团袭击古浪县城，军主力乘机进驻城内。16日拂晓，即在此展开一场激战。
古浪是河西走廊的要冲，位于城南不远的古浪峡，地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古浪县城地势低洼，城垣已于1926年地震中被毁，时已坍塌不成形，很难构成防御体系。进城的部队在残缺的城门附近抵挡着敌人一浪高过一浪的进攻。几个小时下来，敌人调集的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和4个兵团，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已经步步逼近。九军二十五、二十七2个师依托外围阵地与残壁断垣，与敌激战了3个昼夜，双方伤亡惨重。敌骑兵冲进古浪县城，大肆蹂躏，损失最惨重是西路军总指挥部各直属机构，参谋机要人员死伤最多，侦察电台和其他通讯器材散失殆尽。最后红军撤出战斗。教导师像甩在最后的尾巴，牺牲者众多。战斗中，教导师番号即被撤销，指战员大都补入二十七师。教导师政委易汉文调任二十七师政委前后才两三天，亦在战斗中牺牲。师长张道庸率教导师一部增援八十一团，并奉命接替该团团长指挥作战。战后，张道庸担任九军二十七师副师长兼八十一团团长。
青海匪首马步芳的骑兵得着古浪胜利的鼓励，到处展开对红军的袭击。骑兵行动迅速，抑制了红军的游击专长。1937年1月，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高台、临泽县城，同敌人激战五昼夜，取得胜利又向临泽东南进发。北方已是隆冬季节，天气越来越冷。张道庸和士兵们一样，仍穿着单衣，冻得直打哆嗦。从炉霍出发时，他带着一块毛毡片子。这个东西很管用，露营时往地上一铺，又隔潮又暖和，有时也当被子盖，刮风下雨，都能披在身上挡着。现在已经是又黑又潮，许多地方已经掉毛，眼看要散架子了。他灵机一动，在中间挖了个洞，往头上一套，下面用皮带扎紧了，如铠甲一般。刚一穿上，连他自己都笑得直不起腰，渐渐的，如此穿法的人多了，也就没人笑了。眼下马上就要围攻河西重镇甘州（张掖），张道庸在战前要简单动员一下。他拍拍自己兵马俑似的装扮，问：“同志们，冷不冷？”众人一齐答：“不冷！”张道庸一笑：“怎能不冷？我披着毡片子还冻得直发抖，你们能不冷？我知道，你们说不冷表示你们不怕冷，这种战斗作风好！可是光叫‘不冷’不会真的不冷！”他刷的抽出鬼头刀，在头上晃了晃，寒光逼人：“这次战斗就是要解决挨饿受冻的问题！粮食有没有？有！棉衣有没有？也有！在哪里？在甘州城里面，在敌人的面缸里、仓库里！大家跟着我猛打猛冲，一人缴获一件羊皮袄，穿在身上暖乎乎！出发！”
大地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下，变得像岩石般坚硬。堕指裂肤的严寒，使伤病号不敢坐担架，只能拄着拐棍，一步一步随着队伍艰难地行走。呵气成冰，战士们的眉毛胡须挂满了冰花，被汗水浸透的衣服转瞬冻成硬邦邦的冰筒。
开始还算顺利。可当城里猛的杀出一支马匪骑兵时，张道庸部队的节奏被冲乱了，变得首尾难顾，指挥员难以实施指挥。因为靠得近，敌人坐在马上可以随意劈杀，而红军的火力难以施展。那情景使张道庸一下回到刘伯承讲过的一堂课：如何打骑兵？骑兵多的是四条腿嘛，要避开平地，找马过不去的地方……张道庸一挥手，把部队带出城外的开阔地，向着城南的一片枣树林子里跑。一进了林子，你看不见我，我看你清清楚楚。他朝部队大声喊：“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大家利用枣树做掩护，瞄准敌人的马，给我狠狠地打！”
战士们有了障碍，看着敌人的马匹在外面打转，忙不迭地对着马身开枪。马中弹翻倒在地，骑惯马上作战的人落到地下，顿时矮了半截，手脚都不灵活。张道庸瞅准这个机会，扬起大刀指挥战士们往外冲：“同志们，敌人给我们送皮袄来了，冲呀，杀呀，打了胜仗穿皮袄！……”
说话间，几个脚快的已经奔到了死马前，有拔枪乱射的被当场击毙，举手投降的连枪带皮袄被一齐没收。敌人很快就退了。有几个战士从死尸堆里扒出几双毛毡鞋，赶忙送到团长手里。张道庸说：“你们谁缴获的谁穿，就算是奖励了！”他让炊事班挑几块好马肉，说晚上改善生活。一个警卫员肩上背了两支缴获的步枪，脖子上吊着两双毡鞋，还在不停地扒拉死尸。而且专盯着水壶，每见一个就要放在耳边摇一摇，再打开放在鼻子底下闻一闻，这么找到几个又扔了。终于找到一个，一闻满脸是笑，拧上盖，从死尸脖上取下，套在自己脖子上，见张道庸盯着他，老远就喊报告：“团长，这个水壶里真是酒，今晚给首长马肉下酒！”
张道庸得意地笑着：“好小子，真会拍马屁！”
此时的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烟抽得凶了，酒量也大了，打了胜仗就要痛饮一遭。再有，脾气也大了，嘴上常挂着：“老子撤了你！”打仗的时候更爱喊：“冲不上去老子毙了你！”但没人见他真的毙过人。
其实这几项归到一起，都是嘴上的事儿。只要嘴痛快了，心里就舒畅。他是肚里受不了气的人。也是这个原因，养成他只爱干正职不爱干副职的毛病，即使提升了，若是副职，他宁愿干原来的正职。为此，提拔他的人很恼火。现在他就是放着副师长不干，总在团里当团长。
血战倪家营子
打了胜仗的部队开始向更大的胜利迈进。下一个目标是攻打倪家营子。
倪家营子坐落在祁连山脚下的戈壁滩上。全营子南高北低，南部称上营子，北部称下营子，共有43个屯庄。所谓屯庄，是有钱人家的围子，每个屯庄都像一座堡垒，周围有一丈多高、两尺来厚的黄土围墙，相当坚固，还筑有了望楼和垛口；一般人家的围子稍薄些，矮些，没有了望楼，叫庄子。庄与庄之间往往隔着田野、沟渠和树木。西路军总部决定利用这里的优势，和尾追的敌5个骑兵旅、3个步兵旅以及手枪团、宪兵团等数万人展开决战。从1月23日打到2月21日，毙伤近万名敌人后，撤出战斗，准备挥师东进。
但是，西路军主要领导人陈昌浩见部队旗开得胜，同时知道了西安事变，连蒋介石都抓起来了，眼前的敌人还不得束手就擒！就要杀个回马枪，置敌人于死地。陈昌浩命令部队重返倪家营子。可是他哪里知道，此时蒋介石已获释，张学良被扣，西北马家军像打了一针兴奋剂。尤其是“野马”马步芳更是欣喜若狂。他在西路军主动撤离战斗后，大肆吹嘘，连电蒋介石邀功请赏，并令其5个骑兵师、2个步兵旅及炮团、民团共2万余人，尾追西路军，要“消灭共军于河西走廊”。当西路军所属部队刚进驻倪家营子时，敌人就追赶过来，将他们团团围住。于是，在倪家营子，第八十一团和西路军其他部队一起，被迫以阵地防御战对付来势凶猛的敌人。
2月27日下午，游动哨兵奔回报告敌情时，敌骑兵先头部队已逼近下营子外围。张道庸仍十分镇定，他打仗跟抽烟喝酒一样有瘾：“好哇，老子正等狗日的来呢！”他随即带领一部分部队投入战斗。他命令特务营营长赵俊率领一个连首先控制隘口要道，凭险固守。战士们利用有利地形，向逼近的敌先头骑兵甩了几颗手榴弹，炸得敌兵人仰马翻。后面的敌人顿时乱了阵脚，掉头向后逃遁。入夜，下起了鹅毛大雪，马步芳部队停止了攻击，龟缩在距围墙二三百米的地方。
翌日清晨，张道庸发现敌人已将周围的屯庄围得水泄不通，八十一团和上级的联系已被隔断，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张道庸和政委吴辉庭面面相觑，感到形势严峻了。
死是没人怕的，主要是武器太差。八十一团不仅没有重机枪、迫击炮之类的重火器，就是机枪、步枪子弹也少得可怜，每个战士身上只有一排——五发子弹，几颗手榴弹和一把大刀，或一根长矛。所以，马步芳部队就在较远的距离上用“罐子炮”轰击红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