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一仗升一级
游击队里的人都说：啥都没有就是无产阶级。张道庸这下可够得上“无产阶级”了。别人说起家里的事，他不是闷声不响，就是唉声叹气，从不插话。游击生活，东奔西突，两条腿跑个不停，几天睡不上一个安稳觉，几顿吃不上一餐饱饭，别人说这苦嫌那累，他不一样，他说这比给地主放牛烧窑强多了，不管怎样，能说能笑，没人在背后拿眼睛盯着，战死了心里也痛快。
那时当兵的升迁，靠的全是战功。打一仗，立一功，也就升一级。道庸作战勇敢，就这么一级不落地由副班长升到了排长、副连长。
1930年，中共中央命令将鄂豫边区和豫皖边区这两块苏区合并成鄂豫皖苏区，归中共特区委员会领导，并设立军分会。道庸所在的游击队合组为工农红军第一军，不久又改为第四军，由曾任过川军代旅长的邝继勋任军长。徐向前的大队编为第十师，徐任师长。许继慎那个大队编为第十一师，由许任师长。由于军事力量的继续发展，不久又编组第十二师，调徐向前为第十二师师长，第十师改由蔡申熙担任，这三个人都是黄埔一期的共产党员，在军事上都有一套。此时，红四军师以上干部大多是由中央派来的，团以下的干部则多由这个苏区老游击干部担任。1931年，张道庸入了党，并担任苏区分区保卫局保卫队队长。是年6月，担任红四军第三十五团第二连副连长。有时他会遇上师长徐向前给大家作报告，可惜他的山西口音太重，许多话听不懂。从那时起，他知道了什么是共产党。苏区的领导说：“共产党是穷人的政党。”“每个穷人都能分得一块土地，就是共产主义。”虽不太合乎理论，但简单好记。庄稼汉，祖祖辈辈在山沟里劳作生息，外面的世界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陌生了。要不是这两年共产党领导闹农会，哪里知道这么多新名词，苏维埃、红军、共产党、打土豪、分浮财、二五减租等等。
鄂豫皖苏区的北面，是淮河流域的平原。从新集往北走一百里，都是山寨子林立的区域，再过去便是水寨子的势力范围了。地主们在平原上建筑城堡式的房屋，周围挖有宽而深的护城河，出入设有吊桥，经常有人防守。这些水寨子也是多年来防匪患发展起来的，尤以太平天国时期为最盛，但现在用来对付红军了。他们对苏区内不敢冒犯，但在苏区边缘的骚扰，则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拖走耕牛，掠夺粮食，甚至杀害壮丁，强奸或掳走妇女，民愤很大。
有一天连里准备攻打一个叫安家寨的地方。据可靠情报，安家寨囤粮数百担，又刚收秋，新粮已入库，打下这个寨子，定可得到一笔数目不小的粮食。当然，收拾这个寨子的民团和红枪会，也可以震慑周围几个村寨的敌人。接受任务后，张道庸带着他的排，商量了许多攻寨的办法，还成立了突击队，自任队长。
部队迎着皎月出发。那天的月亮特别亮，照得田埂泛着白光。队伍里有新兵老兵，新兵有点担心，老兵有点兴奋，都急促地赶路，没有一点声音。走着走着，道庸抬头望了望远处的山谷，由于峰峦挡住了月光，那里阴沉沉的一片。他猜想，那大概就是安家寨。他在黑暗里辨别着，寨墙、房屋的轮廓模糊不清，只能依稀地瞅见两处鬼火似的亮儿。他心里骂了一句：“那可能是狗日的指挥所。”
再走近些，围墙的轮廓越来越清楚了，前面就是安家寨。
“上！”张道庸做了一个手势。
一个班长把两条长凳往地上搁稳，站在上面试了试，便在长凳上蹲了下来，示意另一个新战士踩在自己的肩膀上，他抓住肩膀上的两只脚，又试了试，叫上面的人蹲下身子，让另一个再爬到上面人的肩膀上。当下面的人站起来的时候，最上面的人摸着围墙，往上起。可他刚一冒头，就被敌人的梭镖一记猛戳，接着被一块大石头击中，“哎呀”一声栽倒下来。下面的人梯也跟着倒了。
张道庸打了一个继续攀墙的手势。
那个班长找了棵大槐树，想以树做掩护，可是刚把上面的人顶上去，又被寨子里的敌人发现，又是一记梭镖，将那个战士刺倒在围墙里。
突击队红了眼，怒发冲冠，纷纷表示死也要攻进寨。张道庸朝左右挥了几下手，七八架人梯同时搭了起来，道庸站在最上层，他的头还没露出去，先将一块大砖头砸进去，趁上面的人躲砖头的工夫，他一个猛子翻进围墙，手里的鬼头刀舞得鬼叫。其余七八个人也越墙而过，缴了那个巡更兵的械，把寨门打开。等候在门口的其他几个排的战士一拥而入，直向民团、红枪会的指挥所冲去。没放几枪，就把民团、红枪会的指挥所和团丁的宿舍包围了。
这些家伙刚刚入睡，刚才亮灯的时候是他们的头头在搓麻将。一睁眼，就成了红军的俘虏。这一仗为民除了害，第二天公审，那几个罪大恶极的反动武装头头，被就地正法。红军还得到了几百担粮食、几十支枪和一些子弹。张道庸在战斗中有勇有谋，受到连队嘉奖。
当地农民与部队的官兵相处得水乳交融。部队打了胜仗，沿途有不少农民伴着队伍一同走一段路，在耳边说些祝贺胜利的话。那一天，苏区来了一个大人物。农民看见一个白胖子坐在轿子上，都以为是被俘的土豪，问道：“为什么不把他四脚朝天？”因为游击队捉住土豪都像捆猪一样四脚朝天捆住，从手脚之间插进杠子抬着。或者说：“好一条肥猪！要值串把大洋吧！”
战士们急忙纠正说：“不要瞎说，他是我们的中央。”
农民听了“中央”二字，仿佛是“真命天子”似的，不禁伸出舌头说：“中央呀！领导我们打胜仗的中央呀！了不得，我说错了！”
张道庸后来才知道，这“中央”就是张国焘，是苏区的最高领导。
1931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成立大会在黄安县七里坪倒水河沙滩召开。
选择这一天，是因为那是苏联十月革命成功的日子；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这里是当年黄麻起义队伍首次集合攻打黄安的出发地，也是大别山第一支工农红军的诞生地。
这些几乎是清一色的“泥腿子”，能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日子里，在这个英雄的地方，在粉碎蒋介石发动的两次“围剿”之后，庄严宣告红四方面军成立，隆重举行阅兵仪式，本身就是一种胜利。
这个胜利对张道庸来说是激动人心的，他知道自己这条路走对了。而眼下他最感兴趣的是那个骑在高头大马上的总指挥徐向前。过去听说过许多他的神奇传说，现在一看他才30岁，真了不起！那时他不知道什么叫“不想当将军的兵不是好兵”，但知道“进步”，进步到最高便是马上的总指挥了。
果然，张道庸一步一个台阶，进步得很快。
1932年任该连连长、第一营副营长；是年8月任教导队学员排长，11月任红四军第十师第二十八团第二营营长；1934年任红四军第十师第二十八团副团长；1935年任该团团长……此间发生的战事，他几乎都参加了，每役在要紧时刻自己都要冲上去，并留下了多处战伤。他的枪伤就像提升时盖的大印一样，鲜红鲜红的。那是用鲜血换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