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到1949年4月23日国民党政府覆灭，是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决战的历史时期。代表不同阶级根本利益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在这一时期斗争的焦点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途径实现中国社会的政治改革，通过比较长期的迂回道路走向新中国，而蒋介石集团却坚持独裁反共，挑起全面内战，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以革命战争来反对反革命战争。为时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经过战略防御、战略进攻和战略决战三个阶段，特别是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反动统治，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一、重庆谈判与争取和平建国的斗争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胜利阶段。5月9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德国法西斯投降。7月26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8月9日，毛泽东发表题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强调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已经到来，全国人民应该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盟国作战，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同时告诫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天皇和政府以及日军大本营的代表，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军“密苏里”号军舰上签署投降书，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国共两党就如何公正、合理地享用抗战胜利果实，展开了新一轮的斗争。8月10日，朱德发布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所有部队就此向各城镇交通要道的日军和伪军送出通牒，限其按时“投降缴械”，如遇拒绝则予以坚决消灭。8月11日，蒋介石致电朱德，无理要求八路军等抗日武装力量“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对日伪军收缴枪械。8月13日，毛泽东以朱德名义复电蒋介石“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在此之前，蒋介石为了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特派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等前往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商谈处理《雅尔塔协定》有关中国条款事宜，以承认外蒙古独立为代价，换取苏联在道义上和物资上的支持，双方于8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面对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毛泽东及时指出：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这一论断，说明战后中国将面临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
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国民党，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想方设法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如蒋介石所说：或者以和平谈判迫使中共“放弃武装，改走合法的道路”；或者通过“放手动员作战”，消灭中共武装。“这两条道路任取其一，都足以解决中共问题。”
针对国民党的反革命两手，中共中央于8月11日发出《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号召全党带领革命军民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强调目前阶段主要注意力应集中于解决敌伪，勇敢、坚决、彻底地夺取最大的胜利，但对蒋介石绝对不应存任何幻想，必须在人民中揭破其欺骗，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8月25日又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提出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明确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摆在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
蒋介石鉴于当时国际国内呼吁和平的舆论压力，特别是苏、美、英等国一致支持国共两党举行和平谈判，不敢贸然发动内战，于8月14日、20日、23日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魏德迈也两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还两次表示，愿赴延安与毛泽东面叙。
共产党考虑到饱受多年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反对内战，便因势利导，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争取通过谈判途径实现中国社会的政治改革，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去重庆同国民党谈判。8月26日，毛泽东复电魏德迈：鄙人承蒋委员长三电相邀，赫尔利大使两次表示愿望来延，此种诚意，极为心感。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面叙，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以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往应委员长之约，以期早日协商一切大计。同一天，中共中央在《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中告诫全党：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陪同下，从延安飞抵重庆。国共双方经过43天艰难的谈判，于10月10日签订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亦称“双十协定”），在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人民自由、党派合法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诸如“中国抗日战争业已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取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政府应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政府应承认国民党、共产党及一切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
在谈判过程中，尽管共产党顾全大局，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作了让步（如许诺让出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南、湖北、河南境内黄河以南等八个地区，将120万人民军队缩编至24个师或至少20个师等），但是，蒋介石在涉及如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解放区民选政府等问题上则借口统一“军令”、“政令”，寸步不让，甚至在谈判期间还出兵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共产党只好组织军民进行自卫战争。9月10日至10月12日，在晋东南上党地区（今山西长治市）战役中，歼灭国民党军3.5万人。10月中、下旬，又连续发起平绥（绥远）、津浦（徐州至济南）、平汉（邯郸）三个战役，歼灭国民党军7万多人。这些规模较大的歼灭战，不仅有力地保卫了华北解放区，阻滞了国民党军深入华北、进兵东北的图谋，而且有力地配合了重庆谈判。
然而，“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就背信弃义，向国民党军秘密发放1933年“围剿”红军时编印的《剿匪手本》，下达进攻解放区的密令。其目的是：全部占领长江以南地区，重点夺取华北战略要地和交通线，然后全部占领东北。为实现这一意图，国民党在美国帮助下加紧从西南、西北地区向华北和东北地区运兵布阵，抢占战略要点。“双十协定”签字后，全国性内战危机依然存在。
为了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共产党针锋相对，带领解放区军民认真落实“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向北发展”，就是完全控制已经解放的热河、察哈尔两省，并力争控制东北；“向南防御”，就是收缩南部防线，将人民军队撤到长江以北，巩固华北以及华东、华中解放区，保证顺利“向北发展”。为全面贯彻这一方针，从各解放区主力部队中抽调11万人，并选派2万地方干部先期进入东北建立根据地。在华北则开展自卫战争，屡战屡胜。特别是在邯郸战役中，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促使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起义，开创了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整军起义的先例。蒋介石迫于军事受挫和政治输理，只好按照《双十协定》规定的和平建国方针，召开共商国是的政治协商会议，并同共产党谈判签订停战协定。
1945年12月16日，中国共产党派出由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七人组成的代表团飞抵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从12月27日开始，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同国民党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举行谈判，并以书面形式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的方案。经过四轮磋商，双方签订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并决定由张群、周恩来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组成军事三人小组，商定具体执行办法。经马歇尔多次斡旋，1946年1月10日，双方代表正式签订停战协定。这个协定包括四个文件，即《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命令》《关于停止国内冲突命令的了解事项》《国共双方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与声明》。张群、周恩来、马歇尔在前两项文件上签字。张群、周恩来在后两项文件上签字。为了落实停战协定，在军事三人小组之下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由国民党政府代表郑介民、中共代表叶剑英、美方代表兼召集人罗伯逊（时任驻华代办）组成。执行部向各地派出36个小组，每个小组由三方各派一名代表组成，负责监督停战和恢复交通。同一天，毛泽东和蒋介石分别向各自统率的军队发出停战令，宣布自1月13日午夜起生效。
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协定，为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扫除了障碍。1月10日至31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38人。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国民大会案》和《宪法草案案》五项协议，核心是改组政府。这五项协议尽管同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相距甚远，却接近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和反人民内战政策的否定。
对于政协协议，共产党是热诚欢迎并认真履行的。政协会议闭幕第二天，即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中就指出：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家民主化。这就将巩固国内和平，使我们党及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和解放区走上合法化。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胜利。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同时提醒全党：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长期的，要十分注意阵地的保持与继续取得，练兵、减租与生产是目前解放区三件中心工作。
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具体研究了同国民党合作建国，参加改组后政府的人选等问题。会议决定，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或彭真）、张闻天参加国府委员会。
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参加行政院，力争周恩来任副院长。
二、从自卫战争到人民解放战争
与共产党的所作所为相反，国民党一开始就反对政协协议。尽管他们被迫在政协协议上签了字，但其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必然要干扰和破坏政协协议，以达到通过内战来维护独裁专制的目的。于是，在政协开会期间，重庆发生了国民党特务冲击政协演讲会的沧白堂事件，以及国民党军警搜查民盟政协代表黄炎培住宅的恶性事件。政协会议后，国民党特务又捣毁重庆各界庆祝政协胜利闭幕的会场，打伤郭沫若、章乃器等民主人士多人，制造了较场口事件。
同时，冲击重庆的中共《新华日报》和民盟《民主报》营业部，殴打两报的工作人员。更有甚者，他们以暗杀手段，在昆明先后杀害了着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在西安杀害了杜斌丞。国民党军警还在北平搜查军调部中共人士滕代远的住宅，并搜查新华社北平分社和解放报社，拘捕四十多名中共方面的工作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