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为严重的是，1946年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全面推翻他们签字赞成的政协协议。在《对于政治协商会议报告之决议》中提出的五条修改宪法草案的意见，彻底否定了政协会议制定的议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等民主原则，从根本上破坏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为各党派合作成立联合政府蒙上了一层阴影。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破坏政协协议的行径，遭到共产党的强烈反对。3月18日，周恩来在重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严正指出：政协的一切决议不能动摇或修改。这是由五方面代表通过的，应成为中国的民主契约。谁要破坏，谁就是破坏今天中国的民主和平团结统一。
在破坏政协协议的同时，蒋介石频繁调兵遣将，继此前占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山海关、锦州等战略要地之后，从1946年2月开始，又借口从日伪手中“接收主权”，大规模进军东北。3月，趁苏联从东北撤军，占领沈阳，进攻四平。中共中央指示日本投降后开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东北人民自卫军组成的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于4月下旬进驻长春并集中兵力进行四平保卫战，以劣势装备歼敌万余人，重创国民党军。之后，鉴于敌众我寡，主动撤出四平、长春，向松花江以北地区和东满、西满转移，建立和巩固根据地。国民党军虽然占领了四平、长春等松花江以南地区，但由于战绩过长，兵力分散，无力北进，只好同共产党达成协议，自6月6日起在东北休战15天，后延长4个月至10月底。此前，国民党政府宣布从重庆还都南京，周恩来也率中共代表团移往南京、上海，继续通过谈判同国民党进行斗争，特别是向全国人民揭露其假和平、真备战，进而挑起全面内战的阴谋。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撕毁政协协议和停战协定，调集30万军队大举进攻以湖北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目的是从陆路打开自西南运兵华东、华北的通道。中原军区遵照中共中央“立即突围”、“生存第一”的指示，用少量兵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以部分兵力佯装向东转移迷惑敌人，掩护2.5万人的主力部队分成左、右两路越过平汉路向西突围，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于8月底分别到达陕西南部和湖北西北部，建立了陕南、鄂西两块根据地。此后，蒋介石又大举进攻华东、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东北南满等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
9月29日，蒋介石命令李宗仁、傅作义等调集7万军队，从东西两面夹击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周恩来于第二天代表中共中央致函马歇尔和孙科，要他们转送蒋介石：如果国民党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已最后地放弃了政治解决方针；其因此所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当然全部责任均应由政府方面负之。国民党不顾共产党的一再警告，于10月11日占领了张家口。利令智昏的蒋介石，遂在当日下午宣布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共产党、民主同盟发表声明，坚决反对国民党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国民党对此置之不理，于11月15日至12月25日，在共产党和民主同盟拒绝出席的情况下，一意孤行，召开国民大会，通过了违背政协协议的《中华民国宪法》，践踏了政协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案》确认的民主原则，用根本法的形式规定了总统即蒋介石拥有至高的权力。
尽管国民党撕毁政协协议、全面发动内战，但国共两党的谈判并没有中断。共产党的谈判代表继续留在南京、上海工作，是为了利用这个合法讲坛，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为了满足全国人民对和平民主的要求，12月3日，周恩来致函马歇尔，提出只要国民党立即解散非法召开的国民大会，恢复1月13日停战令下达时双方驻军的位置，国共两党可以重开谈判。国民党对此非但执迷不悟，反而变本加厉策划内战。
在国民党完成全面内战的部署以后，美国驻华使馆于1947年1月29日发表声明，宣布美方退出军事三人小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
1月30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解散军事三人小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
2月3日，美国撤走驻延安联络团全部人员。2月21日，国民党政府强迫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和全体工作人员撤离北平。接着，又限令共产党在南京、上海和重庆的工作人员于3月5日前撤回延安。至此，蒋介石最后关闭了和平谈判的大门。
在此之前，美国也剥去“公正”的外衣，公开宣布援助蒋介石集团，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通过《拟与中华民国以军事顾问与军事援助的法案》。由于有了靠山，蒋介石更加有恃无恐，于3月14日下令进攻延安。第二天开幕的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又宣布，国共关系彻底破裂，对中国共产党“政治解决的途径已经绝望”，“国民政府对此武装暴力集团之军事叛乱自不能不采取坚决迅速之措施”，决心要把内战打下去。
在内战全面爆发前夕，中共中央在1946年6月19日发出指示：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自卫战争是被迫的，而进行自卫战争又是争取国内和平民主不得不采取的必要措施。全面内战爆发之后，由于蒋介石不顾一切地要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摆在中国人民面前最后的一条道路，就是用战争推翻其统治了。正如毛泽东在11月1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文件中所说：蒋介石日暮途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
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我们应团结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为粉碎蒋介石进攻，建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毛泽东在这份文件中，第一次用“人民解放战争”代替此前对付蒋介石挑动内战的“自卫战争”。这种提法，标志着中共在战略决策上的重要转折。
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建立新中国的真诚努力，国民党坚持独裁专制和发动内战的反动行径，从正反两个方面教育了中国人民，使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和支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
三、战略防御和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全面内战开始的时候，双方的力量对比极其悬殊。国民党统治区的面积73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76％；人口3.39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1％；还控制着除哈尔滨以外的全国大城市和重要铁路运输线，掌握全国绝大部分近代工业。共产党开创的解放区面积23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24％；人口1.36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9％；解放区主要在农村，很少有近代工业。国民党军总兵力为430万人，正规陆军约为200万人，除了接收侵华日军的大部分武器装备外，还得到美国援助的大量先进武器装备。人民解放军总兵力为127万人，正规军约61万人，武器装备基本停留在“小米加步枪”的阶段，而且没有军事外援。蒋介石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军事实力，采取全面进攻、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和先关内后关外的战略步骤，同时向各解放区发动进攻，扬言在三五个月结束战争。
面对蒋介石的嚣张气焰，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同美国进步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谈话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的着名论断。随后，他又坚定、乐观、满怀信心地预言：当着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战争第一天起，我们就说，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毛泽东之所以能高瞻远瞩，提出令人振奋的论断，是因为他深知战争的胜负决定于人心的向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占有优势。人民解放战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
人民解放战争第一年，是从1946年6月国民党军进攻中原解放区开始，到1947年6月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之前，主要战场在各解放区。这一时期，人民解放军执行战略防御方针，实行内线作战。为战胜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制定了两大重要作战原则：一是打好运动战，不计一城一地得失。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
二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尤其是当敌人分几路围攻我军的时候，我军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要有三倍于敌的兵力，歼灭敌人。这样战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
在上述作战原则指导下，中央军委具体拟定了南北两线作战计划。
南线（中原、华东和晋冀鲁豫战区）三军挺进津浦路徐（州）浦（口）段协同作战；北线（晋察冀、晋绥战区）联合夺取“三路”（平汉路北段、同蒲路北段和正太路）“四城”（石家庄、保定、太原、大同）。
在南线：中原野战军在李先念、郑位三指挥下，克服极端困难，胜利完成战略转移，钳制蒋介石的正规军30多个旅，不仅保存了有生力量，而且支援了华北、华中野战军。粟裕、谭震林指挥华中野战军，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在苏中地区七战七捷，歼灭国民党军5万多人，从战略上配合了山东野战军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发动鲁南战役，攻打驻守峄县、枣庄一带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歼敌5.3万人，创造了以劣势装备歼灭机械化部队的经验。鲁南战役后，这两大野战军又组织莱芜战役，歼敌5.6万人。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先是向陇海路中段开封至徐州一带发起攻击，歼敌1.6万人，迫使南线国民党军抽兵回援。随后进行定陶战役，歼敌1.7万人，对扭转南线战局作用很大。在北线：主要的作战目标是平绥、同蒲两条铁路交汇处的大同地区，由晋绥野战军和晋察冀军区承担。按照中央军委确定的计划，先集中兵力夺取大同，再取石家庄、保定，最后取太原。贺龙、李井泉和聂荣臻指挥晋绥野战军及晋察冀军区部分武装先发起晋北战，攻下朔县、繁峙等城，逼近大同。随后发动大同、集宁战役，历时一个半月，歼灭国民党军1.2万人。接着又排兵布阵，钳制北平地区国民党军，保卫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与此同时，林彪、罗荣桓执行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北密切配合的作战方针，先后指挥东北民主联军进行了新开岭战役和三下（松花）江南战役、四保临江战役，歼灭国民党军4万余人。这些战役，对于扭转战略防御时期的战局作用很大，粉碎了蒋介石“南攻北守、先南后北”，分别吃掉东北战场的图谋。
从1946年6月到1947年2月，人民解放军先后消灭国民党军71万余人，迫使捉襟见肘的蒋介石不得不放弃全面进攻，改为向陕甘宁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中央军委指示全军继续执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抓住战机，在陕北和山东战场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分批歼灭国民党军，为转入战略反攻创造有利条件。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集中25万兵力，从南、西、北三面进攻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只有2.6万人的西北野战军（前身为西北野战兵团），在彭德怀、习仲勋指挥下，掩护延安党政军民安全转移后，于3月19日主动撤出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指挥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开展中共中央委托的工作。彭德怀等相继发起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战役，三战三捷，歼灭国民党军1.4万多人，扭转并稳定了陕北战局，为打破蒋介石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取得了良好开局。
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后，在陈毅、粟裕、谭震林指挥下，在山东临沂以北山区发动孟良崮战役，歼灭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3.2万人，击毙师长张灵甫。这次战役，在蒋介石最强大的进攻方向，打击了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迫使其不得不中断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与此同时，晋冀鲁豫野战军先后发动了豫北攻势和晋南攻势，歼敌5万余人。晋察冀野战军在石家庄外围及正太路东段发起攻势，接着又打响青（县）沧（县）战役和保北（保定以北徐水、固城等地）战役，共歼敌5万人，打通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夏季攻势，歼敌8万人，把国民党军挤压在中长路四平南北一段和北宁路沈阳至山海关一段狭长地带。这样，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第一年，通过内线作战，共歼敌112万人，解放和收复县以上城市288座，不但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也击退了他们的重点进攻，使整个战局从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