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经济手段，即通过合办节目、共同经营的方法，对外国电视实行控制。如日本同英国广播公司世界广播电台、阿拉伯一些国家同美国儿童节目制作公司合办的卫星电视节目，改造了英、美节目，加强了本地色彩，突出了民族特色，由被动地接收和被输入变为积极主动地改造和引进。
第四，加强地区性合作，即加强本地区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和电视节目的交换，统一力量共同抵制外来电视的不良影响。亚太、欧洲、加勒比、阿拉伯地区等都有这样的节目交换组织。在非洲，这样的地区性合作急需加强。
第五，利用国际组织的力量。信息革命、知识经济一方面为传播领域带来了新的繁荣，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国家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利用国际组织的力量对此予以一定抑制，加以协调，将有利于建立公平合理的世界传播新秩序。
第六，大力加强本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实力和竞争力。这是最根本的出路和最终的解决办法。如拉美国家共同筹办的南方电视台、中东的半岛电视台等，它们都能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报道世界，同时努力推出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本国精品节目，与西方节目抗衡。当前非洲国家由于经济和技术的原因，在这种抗衡中仍处于劣势，只有南非等少数国家做得比较好。
第五节 媒体商业化的视角：追逐利润
“关于非洲的错误信息在西方成为一个发展很快的产业。”西方的媒体寡头出于获取利益的动机，驱使各自所属媒体不断提高收视率、阅读率。媒体选择那些有卖点的故事，省略那些没有卖点的故事；然后用一种使它们好销售的方式来报道这些选好的故事。这些公司根据法律要求给它们的股东赚取利润，如果没有做到这点，可能面对法律诉讼。结果导致越来越快制作新闻的危机驱动新闻学（crisis-driven journalism）的趋势，追求快速和寻找标题的肤浅报道，这类报道抓住那些粗暴的、戏剧性的、特殊的事情不厌其烦地把它们放在适当的背景中。品质、专业、客观和平衡的报道退出了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底线”（“the bottom line”），即总编/首席执行官要报道的和怎样去报道——通常总编/首席执行官知道哪些新闻更有卖点。至于报道是否有偏见、过于追求轰动效应是否准确就无关紧要了，只要它们能卖出去。因此，商业利益影响着西方媒体对非洲事件的报道。
汤姆森报业集团的总裁肯耐·汤姆森更直言：“我们经营的是一个生意集团，只不过碰巧是在做报纸的生意罢了。”这里，汤姆森的意思很明白，媒体在他眼中只不过是生意的一种，它与其他生意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把媒体作为赚钱的工具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共有的特征。国际媒体巨头追逐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它们在选择非洲新闻时，必然以是否能提高阅读率、收视/听率为出发点。据《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John Pomfret说，“在美国，能引起百家争鸣，能引起大辩论的新闻就是好新闻，而好新闻才能提高报纸的销量，实现商业利益。这恰恰是这个行业的经济动力，这一点很重要。”美联社北京分社社长Charles Hutzler也认为，有争议的新闻的确有助于提高报纸的销量，那些不引起争议的报道很快被人们遗忘。媒体是商业行为，这一点很重要。尽管我们必须忠实地报道新闻，但是编辑们要把新闻编成读者爱看的报纸，发行商要把报纸卖出去，就是这么回事。只有那些耸人听闻、具有煽情性和震撼性、符合他们所谓人情味的故事和画面才能进入记者和编辑的视野，才有好看点和卖点。这也是西方媒体关注黑暗面，客观造成非洲负面形象的原因之一。
非洲的负面新闻被西方媒体所关注或被边缘化，还与过去20多年来西方新闻媒体商业化、娱乐化导致报道重点的转移有关，这也是西方媒体商业化导致的逻辑必然。牛津格林学院路透基金委员会主任Paddy Coulter接受关于英国志愿者服务组织2001年的调查的访谈时说，由于观众收视率的激烈竞争，电视的最大变化是减少了给予人们文化、环境、生活方式知识的节目，能够生存下来的是新闻……而新闻主要是负面新闻（bad news）。有一种观点认为，编辑和制片人并不认为有关发展中世界的节目是收视率竞争的优胜者，因此对报道发展中世界的问题就缺少兴趣。在这个领域，新闻显然是主要的信息和接受教育的渠道，尽管英国消费者研究指出了这样一种看法，即新闻节目的限制提升了单向的刻板成见。英国黑人电视记者索利厄斯·萨姆拉（Sorious Samura）接受调查时说，非洲被西方媒体所背叛，是因为媒体无法找到能够理解这些人正在致力于做的事情的读者和观众。
国际媒体商业化、娱乐化的趋势随着媒体业的竞争日益激化，非洲的真实形象就成为国际媒体巨头竞争的牺牲品。这是非洲重构形象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媒体的商业逻辑导致了一种非政治化倾向，报纸的内容由于商业化必然走向非政治化、个人化和煽情，并以此作为促销的手段。商业逻辑导致了媒体对收视率（发行量）的片面追求，这使得最有收视效果的社会新闻取代了媒体的文化品位和政治功能，这种做法的直接后果乃是信息的垄断和排斥，排斥了公众为行使民主权利应该掌握的重要信息，使受众的政治知识趋向于零，把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并吸引到一些没有政治后果的事件上去。所以，商业媒体看上去只是在自己的利益底线上运行，但渐渐地它们就以轻松的娱乐的东西剔除了公共领域的严肃内容。
英国第三世界和环境广播信托组织也进行了一个同类研究，以确定英国电视新闻工作者如何选择认定来自发展中世界的信息。结果发现，他们广泛存在这样一种观念，即观众并不对发展中世界的事实性节目感兴趣。这个研究访谈了38位高级电视新闻工作者，从执行编辑到节目制作人。访谈者的反应表明，在新闻广播中，广播管理者事先就观众的需求问题做了假设。正如BBC一位高级记者乔治·阿拉加（George Alagiah）所说：“节目编辑为观众的兴趣所驱动，但这可能导致节目局限于家庭、休闲和消费者等节目，而不是更为广泛的议题。”他的话在Menton Barraclough Carey节目制作公司的乔治·卡雷（George Carey）的评论中得到响应：“我试图确定并猜测观众想看的。大多数人愿意调到娱乐类的节目，而不是想获得信息。本能地，我感觉国内的故事要比国外的更有趣。”这种观点被卡尔顿电视节目总监（Director of Programmes at Carlton Television）斯蒂芬·修勒特（Steve Hewlet）更为强烈地表达出来：“根据我过去的经验，关于发展中世界的节目并不吸引观众。它们与我们无关，它们不是我们可以有所作为的东西。”
显然，在这些假设的观众兴趣背后的逻辑是商业利润的追求，这导致他们提供他们认为观众想要看的东西。正如英国格兰纳达电视台事实性节目总监（controller of factual programmes at Granada TV）查尔斯·齐美纳（Charles Tremayne）所说：“过去，我们提供他们（观众）应该看到的东西，现在我们提供的是他们想看到的东西。”“但这种假设并不必然意味着他们（广播管理者）很知道为什么观众想看，他们对这些节目的兴趣的层次怎样。”这点，BBC摩登时代节目（Modern Times）编辑阿勒克斯·赫尔莫斯（Alex Holmes）也承认：“观众的兴趣是很重要的，其次是好的故事，但我们并不准确地知道人们需要什么。我设想他们需要什么，对《摩登时代》来说是不够科学的。”西方媒体臆测观众兴趣的一个后果是关于发展中世界的事实性报道急剧减少。简妮·斯通（Jennie Stone）给第三世界和环境信托组织的报告总结了英国四个卫星频道关于发展中世界事实性报道节目的总数量，在1989年以后，这四个频道关于发展中世界事实性报道的节目下降了50％。
在这样的市场逻辑引导下的媒体必然地出现了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娱乐化倾向：最初是纯娱乐消闲的娱乐性节目和内容的大幅上升，最终则发展到把距离娱乐性最远的那部分媒介内容──新闻——向娱乐强行拉近，使新闻与娱乐之间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于是在西方媒体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娱讯，即所谓的新闻娱乐化。新闻娱乐化最突出的表现是软新闻（在西方媒体中也有人称之为“大众新闻”）的流行。即减少严肃新闻的比例，将名人趣事、日常事件及带煽情性、刺激性的犯罪新闻、暴力事件、灾害事件、花边新闻等软性内容作为新闻的重点。这股潮流不仅在通俗性报刊和广播电视节目中盛行，而且已经逐渐扩大、蔓延至往日以权威、严肃著称的西方主流媒体。尽管新闻媒体的首要任务是激发公众对国计民生、社会和国家安全等重大社会问题的关心，但是媒体越来越多地报道无关痛痒的小新闻，热衷于小道消息和煽情性新闻。而且西方媒体在确定目标受众时已有意识地把不具有购买力的弱势群体排除在外了。媒体的商业逻辑与培养和造就公共领域已经背道而驰。
事实说明，一旦西方媒体把商业价值凌驾于新闻价值和社会责任之上，它们所标榜的客观、公正、全面、平衡的报道原则就只能成为它们追逐利润的牺牲品，讲述非洲惊险、刺激、冲突、恐怖的负面故事就成为追逐利润的商业行为，而不是独立第三者的信息传播行为。没有负责任的媒体就不可能有自由思想者和批评家。西方媒介集团巨头正在商业化地呈现非洲，以维持它们自己的商业利益和意识形态议程，有关非洲的报道总是聚焦于负面的、不合适的、神秘的、荒谬的、原始的和新奇的东西。今天的西方媒体正在日益远离最初的理想蓝图，向着现实中的利益泥潭滑落，而非洲形象就成为它们追逐商业利益的牺牲品。在利益的操纵下，一切所谓的理想、良知、社会责任等皆可被抛诸脑后。美国著名记者和学者汤姆·罗森斯蒂尔和比尔·卡瓦奇说：“记者的职责就是要从各种推断中筛选出事实，并向公众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帮助他们实现自我管理。但这一过程正面临着危险……随着新闻界越来越成为展现冲突的讲坛，人们已经开始渐渐游离于新闻……这类新闻报道倾向于走向极端，却不能为公众提供可靠、有效的途径以便了解和掌握这个世界。”媒体过度商业化所导致的种种负面影响，不仅令西方知识界深感忧虑，也应该引起非洲国家媒体业的警醒和反思。
非洲范式是西方媒体报道非洲的行为准则，非洲负面形象则是这种范式实践的产品。西方媒体坚持非洲范式炒作非洲负面新闻，是对新闻惯例和标准的武断的违背，它使人类借助传播消除矛盾和摩擦，促进进步与和谐的理想幻灭。随着全球化加剧，大众传媒作为世界信息源，它的首要义务应是提供准确、平衡和真实的世界图景。非洲是一个色彩丰富、充满生机、潜力巨大的大陆。“向西方读者报道非洲人生活的这些方方面面被认为是很重要的，因为媒体根据西方的价值观念来选择新闻。根据非洲人的价值观念来衡量非洲人的成功从来没有报道过。”国际社会应善意地关注非洲所面临的挑战，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即使是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国家，也不能忽视世界其他地方面临的挑战和危机，否则将自食其果。工业化国家对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计划的贡献在于理解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在全球和平安全上具有共同的利益，这依赖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从不发达和贫穷中走出来。同样如此，为了全球媒体和传播团体的利益，信息和传播的平等是能够实现的。如果只是提供有限的、歪曲的关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信息，这些地方的命运是它们自己必然遭到的，那么西方的媒体就不能拥有接受全面信息的公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