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国际传播秩序的视角：信息单向流动
媒体是权力博弈的舞台，国际媒体关系是国际权力关系的缩影或具体而微，国际之间的信息流动关系是国际之间权力指向的一种表征。在很大程度上，政治就是通过影响、构造和改变大众头脑中的图景而对现实进行控制的艺术与科学。这时在国际上，谁控制国际传播格局，谁就可以借助国际大众传媒影响、构造和改变其他国家民众头脑中的图景，从而实现控制的目的。西方媒体之所以能够建构非洲在国际上的负面形象，它们主宰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传播秩序是一个重要因素。正是西方媒体支配当今国际传播秩序，它们才掌握了非洲的形象建构权。南非斯泰伦博什大学的马丁·戴维斯博士认为，西方传媒主导的国际传播格局是造成非洲形象不佳的主要原因。他指出，国际媒体对非洲形象的形成与改善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针对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传播秩序，大约30年前，许多非洲国家和其他受到西方媒体丑化的倡议者发动一场旨在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NWICO）的运动，并把这当做纠正非洲在国际社会中负面形象的最好方式。他们意识到，国际媒体所有权和结构的不平衡是导致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媒体中印象负面的重要原因。时至今日，这种国际传播格局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全球媒体所有权对来自非洲的新闻和流向非洲的新闻所产生影响的本质。同样重要的是，非洲新闻工作者面临尴尬处境，他们只不过是西方媒体兼职性的特约记者和通讯记者。
一、残酷的国际新闻传播秩序
非洲形象跟西方媒体的作用分不开。无论非洲做什么，外界认识和了解非洲的最重要途径和窗口就是西方媒体，因为西方媒体支配着全球信息传播体系，控制着全球媒体的议程。非洲向国际社会传播信息首先遭遇的就是西方媒体和全球信息传播体系，而这个体系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对非洲抱有偏见和殖民心态的国际传播秩序。
现有的国际传播秩序是在西方列强对外征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西方发达国家是信息传播的中心。这种秩序在中心上发生过一次重大的变迁。19世纪这个传播秩序是以英国为中心，当时英国在全球权力分配中处于霸权地位，这种霸权地位甚至延续到20世纪前期；20世纪中后期一直到现在，这个传播秩序以美国为中心，美国确立了自己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霸权，美国成了全球信息的集散地。以英国为中心的秩序和以美国为中心的秩序并没有本质的不同，都是西方治下的秩序。
在这种秩序主宰下，当今世界的新闻流向完全被几个国际大媒体控制。它们决定什么是新闻，什么不是新闻，什么新闻进入流通领域，什么新闻被枪毙。可以说现在国际社会发生的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活动都发生在西方主流媒体的新闻框架之内。这个框架用中国的话来讲就是西方制造的主旋律。美国是冷战后最大的赢家，它理直气壮、理所当然地要按照它的意图来建立21世纪的世界新秩序，主宰全球化，主宰世界。美国媒体要按照美国的观念来塑造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形象，从而塑造美国心目中的世界形象，当然包括非洲的国际形象。而西方其他的媒体，由于价值观趋同，绝大多数唯美国马首是瞻。美国治下的国际传播秩序的信息流向规则是：信息传播是多向的、全球化和不受控制的，但信息源却是单向、单一民族和受控制的，而这个单向、单一民族和受控制的信息源主要是美国主导的西方媒体。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非洲今天的国际形象基本上是由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媒体来塑造的。
美国主宰的信息通讯全球化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全球性语言。从政治家、学者、记者、商人到普通公民，都已经无意识地开始用美国传媒制定的框架和语言思考观察世界。美国传媒的特点是，新闻界、学术界与政界联手策划，制造种种花言巧语，控制公众和国际舆论。由于传媒的全球化，西方特别是美国传媒对世界舆论的影响，人们已经把美国舆论当成正义的化身和道德警察；美国的观点才是国际规范的观点，美国的新闻才是国际接受的新闻。而且美国基本垄断了信息传播专业技能和信息传播主要设备的制造，美国对专业技能和职业化的崇拜已经垄断了文化话语。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传媒帝国主义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印证了麦克布莱德委员会的报告。正像赫伯特·席勒和阿芒·马特拉关于塑造与传播形象、消息和表现手段拥有权的重要研究成果一样。世界历史中从未有过像今天这样，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实行如此大规模力量与思想上的干预，像美国对世界的干预一样。这就是当今国际新闻传播秩序的现实。
另一个必须加以重视的事实是，随着传媒系统越来越集中化、商业化和全球化，话语权力也日趋中心化，越来越少的西方跨国商业传媒集团垄断着全球越来越多的传播资源和传播渠道——无论是从新闻通讯社、国际报纸与杂志，到广播和电视的频道和节目；还是从音像、图书，到广告和电影。所谓“观点的自由市场”的理念已逐渐被消解，而媒介的自由主义理论也已蜕变成为西方传媒巨头进行全球传媒垄断及扩张的自由理论。目前雄踞全球市场顶峰的是不到10家的西方商业媒体公司，其中位居前列的跨国公司可以说掌握着全球传媒市场的控制权。许多研究表明，大约80％流向编辑部的国际新闻，来自四个主要的通讯社——路透社、法新社、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与国际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BBC。在其中，大约20％是致力于报道发展中国家的，它们几乎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而这些通讯社和新闻网属于三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国、法国和美国。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和法新社这四大通讯社多年来几乎决定了国内的受众听到世界其他地方的什么新闻，反之亦然。国际信息传播被西方少数全球媒体垄断巨头所支配，它们财务和技术上的优势导致这样一种局势，非洲人通过坐落在非洲之外的通讯社过滤后的新闻来了解非洲的现实，主要是路透社和法新社，它们控制了93％的流向非洲的新闻。
西方通讯社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和标准剪裁了来自非洲的新闻，从而导致受众接受到的新闻是按照西方视角和框架生产的。正如博伊德－巴雷特（Boyd-Barret）所认为的，尽管这些通讯社在全球运作，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收集新闻，并把它们销售给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客户，但它们有强烈的欧洲认同或者说欧洲中心主义。这些通讯社通过它们所掌握的渠道，将编辑重新改写后的新闻稿件传播给世界各国客户。从美联社的订户数来看，一个订户可以指数级方式决定西方通讯社的集体影响。尽管中国的新华社和俄罗斯的俄通社向西方三大通讯社提出挑战，但并没有动摇西方通讯社的支配地位，西方通讯社具有语言和教育经历的优势。事实上由于语言和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中国和俄罗斯的通讯社很难与殖民主义遗留在非洲的浓厚欧洲文化参与竞争。非洲人更愿意到欧洲或者美国寻求更高的教育，接受西方的新闻价值观。此外，媒介技术和新闻提供的格式几乎主要是英语、法语或者美式英语，西方的通讯社在向西方的受众提供有关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新闻时也明显持有非正式的垄断优势。全球垄断的商业传媒市场是不可能带来信息交流的平等自由的。如此高度集中的被大型私有公司所控制的传媒系统的出现，从根本上讲违背了西方民主观念中自由媒体的主张。这种国际媒体秩序使得媒体的权力日益中心化，进而对受众参与公共事务、了解公共问题造成威胁，也对世界的民主进程构成威胁。
在国际竞争力表现为政治、外交、经济、科技、军事实力和舆论传播力竞争的时代，由于科技发展得如此迅速、快捷，在世界上发生重大新闻事件时，完全是谁掌握了最新的通讯技术和传播手段，谁就能抢先播发。显然，西方媒体具有强大的经济和传播技术优势，因此国际社会对美国、中国、俄罗斯、欧盟、中东、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国家的意见基本控制在BBC、路透社、CNN、NBC、ABC、美联社等英美传媒手中，从而控制了国际社会舆论。更令非洲处于国际传播秩序边缘地带的是，很少有来自西方主要新闻机构的记者生活在非洲，并理解非洲人民的文化，从而能够给予事情适当的解释。西方媒体派驻在世界其他地区的驻外记者和特约记者通常能够讲当地的语言，他们能够表现和知道这些地区族群的文化和历史。不仅如此，西方媒体派驻非洲的记者也在逐渐减少。
这与非洲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处于全球化的边缘地位有关。记者数量的减少意味着在非洲的记者一般只在一些中心地区比如内罗毕、开罗、哈拉雷、约翰内斯堡等地落脚。这些记者拒绝离开这些机构去获得非洲的第一手资料。因此他们只能在浅层次上描述非洲，没有任何历史的、分析的背景来解释他们报道的新闻事件。这也是许多西方报道把非洲的冲突归结为“原始的非理性”（primordial irrationality）和“部落主义”的原因之一。如果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3年发表的《新闻的流向》开始算起，大量关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新闻流向的学术研究得出相同的结论：国际新闻流向远非是双向的，新闻事实上以一种不均匀和扭曲的方式在传播。媒体理论家Annabelle Sreberny说，“不仅在新闻流向的量上存在不平衡，第三世界接受了大量源于第一世界的材料，而第一世界则很少接受第三世界的材料，而且关于工业社会的全球中心的连续报道与危机中的南方断续性的形象报道形成鲜明对比。”
残酷的国际传播秩序、单向的信息流动，不可避免地反映了西方国家——英、法、美等全球政治主要玩家的观点、思维、价值观和利益。西方主要媒体视发达国家的文化更为优越，并把它们放在想象中的等级系列的高阶位置，而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则被放在这个等级系列的底端。53个非洲国家通常被简化成为一个国家，而非洲被描写成“鳄鱼出没的黑色大陆，那里生活在热带丛林的人已经永久性地回避文明”，它们把非洲视为一个“野蛮”的地方，需要被征服、“被殖民化”和“基督教化”。
二、发展中国家追求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
南北方国家关于信息传播方面的冲突比当代任何关于地球资源不公平分配的争端都更为棘手，因为它已经深入到西方社会的文化中。发达国家的受众已经条件反射地看待非发展中国家，即它们处于被开发、需要赞助和被扭曲的状态。国际新闻流向总体的扭曲和不平衡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引发了国际传播领域最大争论之一——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大争论：质疑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媒介中的形象，提出了在国际范围内信息传播不平衡和新闻传播渠道被政府和企业集中控制的相关问题。它尤为关注跨国信息传播的客观性、信息资源的不平等性、信息的文化和商业价值与新闻传播的公正性。
国际新闻传播领域信息流通的“不平衡”和“不平等”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即引起广泛关注。1953年，国际新闻协会（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对这种“不平衡”现象进行了调查。与此同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最有影响的国际组织之一，率先开始对国际新闻传播进行系统研究，以期改变国际新闻传播中垂直的、单向的传播局面，促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双边交流。到20世纪7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携起手来，对中心国家主宰国际新闻传播的现状说“不”，要求建立更公平、更公正、双向的世界新闻与传播新秩序。首先是南方国家，包括所有的非洲国家，要求彻底审视当前的国际传播体系，它们要求世界传播体系反应人类种族的多样性和平等性。因为信息作用日益突出，需要建立一种新的世界信息传播秩序。突尼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马士摩迪（Mustapha Masmoudi曾任突尼斯新闻部长，麦克布莱德委员会成员）认为，“信息传播不平衡的形势很自然地促使发展中国家希望彻底审视现在的国际传播体系……它的首要目的是积极推动改革并进而建立一种对整个人类共同体更为公正、更为有利的新的信息传播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