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命之前的那段时间,也是诗人最焦灼难耐、最销魂摄魄的阶段,就像饥饿的人闻到锅里的肉香,但还没正式下箸。真正吃到肚子里去了,也就意味着那种巅峰状态开始烟消云散了。
但提拔的确是诗人人生中里程碑式的事件,他有理由把这件喜事反刍很久,慢慢地咀嚼个中滋味。就像他小时候整天都生活在馋中,要馋死个人,真想馋死算了。过年吃腊肉,他一丝一丝地把腊肉慢慢放在嘴里抿,而不是嚼,怕一嚼就没了,直到肉香在嘴里都淡得如白开水了,才极不舍得地吞咽下去。
诗人的兴奋期比通常被提拔的人要长,这不能不说是他对此渴望得太久了。现在他一天天地老了,对女人骚情有些骚不动了,顶多流点口水,而对权力地位的需求却一天天旺盛起来。
诗人还在博士期间就申请过干部选调,一旦录用至少是处级以上。诗人很心动,到处宣扬,跟哥们儿喝酒时,仿佛已经是处级干部了,哥们儿站起来敬他酒,他自己像个大人物那样,把架子端得很足,屁股都没挪动一下,很稳重地点个头。
后来不知怎么回事,是条件不够——比如超龄问题,还是他自己放弃了,不得而知,反正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师姐跟他开玩笑说:“你当不得官。不当官你至少还平平安安的,一当官不出两年,我就只能在探监时才看得见你了。”
诗人不服气,问为什么。
师姐说:“你这个人太贫穷,胃口又特别好,你什么都缺,缺钱,缺名利,缺地位,你一无所有;你又什么都好,好色,贪杯,贪便宜。你又是个让人一览无余的人,在官场上你这样的人不出局谁出局。”
诗人自嘲说:“我放弃是因为当官后不能够明目张胆地搞女人了,我没钱可以,但没女人活不了。”
在领导面前混了这么久,人家比他晚来的都提拔了,诗人还在原地踏步。如一个部门的露露,比他晚来半年,因为会主持节目,单位的大小晚会都离不了她,据她自己说还在给领导的孩子义务当家庭教师呢。露露刚被宣布提拔为信贷部经理的时候,诗人脸发热,觉得别人都在看他的笑话。
他愤愤地跟师姐讲露露提拔的事,师姐打趣他说:“你们领导喜欢美女,你去做个变性手术吧!”
诗人常说,男人活的就是一张脸,就是要别人尊重看重,觉得你是个人物。他渴望混出个人样。他八年抗战考上硕士时,大规模的研究生扩招已经好几年了,在他那帮哥们儿中,已经有了好几个硕士了,聚会时他依然露不了脸。听说省城机关搞博士选调,直接就是处级,他便拼死考博,他倒不是想当官,他想要当官后在老家人面前的那份荣耀,看老家那帮狗日的势利眼还敢不敢不把他当个人物!他也要警车开道,衣锦还乡,他想象在司机和秘书的陪同下,他的大奔开到家门口,想象母亲出来迎接,想象邻居们羡慕的神情。
等他考上博士时,博士也贬值了。当然,贬得还是没有硕士快,还可以有几年的保值期,他终于是个人物了。他回老家,县里一二把手都亲自宴请他。既然是个人物,乡下每年来找他帮忙的都很多。他在大城市里,时刻感觉到自己小人物的卑微,到处跟人点头哈腰,装孙子,到哪里都得把自己的热脸贴上人家的冷屁股,想沾上点关系;然而在他们乡下人眼里,他又是个大人物,来找他办事的络绎不绝。他自己赤贫,还乐善好施,到处给人出谋划策,像个狗头军师。别说,他还真办成了好几件大事,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和一腔热情。
他的一个小学同学,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现在是北京一家文化公司的老总,长期跟名人们打交道,办事能力超强,家乡人到北京办事,都要找他,每年老乡会,那同学都坐主宾位置。有一次他和那同学坐一桌,其他桌的人络绎不绝地过来给那同学敬酒,哈着腰打招呼,诗人堂堂一个博士,竟没一个人理他,没一个人敬他的酒,太伤自尊了。
副总这个头衔终于让诗人彻底地扬眉吐气了,诗人也要寻找一下官的感觉。诗人反复回想体味提拔前后的一些细节,同事对自己态度的变化,比如以前直呼其名的,现在都或恭敬或调侃地叫郑总了。以前司机自以为是领导身边的亲近,官小点的都不大买账,更别说他这样的小办事员,现在他至少在司机面前有了点平起平坐的感觉。
竟然连老婆对他的态度都变了。他一连几天出去喝酒,回到家里,老婆问都不问,连谎都不用撒了。生气了不用哄就自个儿好了。
不过,亲戚朋友打电话来找他办事的人多了,借钱的多了,借得工资卡上买菜的钱都不够了,老婆又跟他吵。
同学聚会,还不是要他埋单?老婆不让他去,但他硬要去,去了就能坐上主宾的位置。中国人是很讲究等级秩序的,吃饭座次表很重要,搞人事关系的就得精于此道。同学们很自然地就这么坐了,那些混得差点的,也很自觉,主动就敬陪末座了。话题都是围绕着主宾感兴趣的话题,其余人不出钱的就使劲说笑话活跃气氛。
结账时当然是诗人主动掏了,用信用卡刷卡不心疼,账面上早透支了。这样刷一次卡就是几千,找这个官的感觉,还是得付出代价的。要别人来捧你,哪有不付出代价的呢?然而,还是让人有些心疼,穷人家出来的孩子,穷惯了节约惯了的,在S城时,在食堂买一份最喜欢吃的三块钱的剁椒鱼头,诗人都要犹豫老半天的。
提拔了,工资翻番了,生活档次提高了,可怎么还是和从前一样穷呢?
现在两三百块的刷卡额度是最小的了,刷卡的力度是一天天加大,这样下去很危险。财大气粗地刷卡消费出来,诗人醉醺醺地边给师姐打电话,边在路边撒了泡热尿,爽!不知是酒喝多了,还是这种排泄的感觉畅快,他直着嗓子吼了几句歌词,在电话里高声大气地和师姐调笑。师姐听到电话里有急刹车的声音,以为他撞车了,赶忙叫他挂断电话,提醒他说:“你好日子才刚开个头,别没有福气来享受啊。”
诗人这才惊出一身冷汗,顿时感觉自己无比金贵起来。
师姐现在学会了以母性的包容来看待身边那些在世俗的权力欲望中打拼的男人,包括诗人。男人都是长不大的孩子,他们需要玩具,需要游戏,就像女人需要情感生活一样,他们总是爱玩各种游戏并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升官发财,那不都是游戏吗?他们玩得很认真很投入,把那些当做了生命的全部。可怜的孩子!
每次听诗人兴奋地给她讲他的上海故事,师姐都很感动,并不是像以前那样一味地挖苦讽刺。师姐常常情不自禁地称呼他孩子,看他为一次小小的升职高兴得那样,她也高兴,希望他的高兴能够多持续一阵,因为高兴之后必然是更大的失落,就像每次热闹过后必然是更大的寂寥一样。每一次高兴都会提升期待的标准,越到后面期待越高,能够高兴的门槛也就水涨船高了。可怜的孩子!
师姐早已不期待不渴望了,她早已学会了妥协,学会了对现有的一切都充满感激,学会了自己做自己的爱人,就像个沧桑世故的老人。而诗人年近四十竟然还有如此孩子般的热情和胃口,她不能不感动,继而悲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