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政治家的妻子，卓琳却从不参与政治上的事情。卓琳说：“有些部门让我出面，担任什么职务的事，我不愿意。我没有什么名利思想。”卓琳唯一的职务就是******的秘书，说是秘书，实际上也就是整理一下文件。******担任党的总书记十年之久，他后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这十年他只有两个秘书：******和卓琳。当时，中央存档的文件，大多用的是卓琳上交的文件。
1952年，******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他对我有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我说算了，我也不出去找工作了。当时有很多领导同志的夫人都在单位工作，公安局怕她们路上出事，就派人暗中保护她们上下班。她们本人并没有要求，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我想与其这样给公安局添麻烦，不如就给他当秘书，反正他一个秘书也不够用。他同意了。后来，我就给他当秘书。他看完的文件要发的，就交给******秘书。当时的中央领导中数他的文件最多，所以他的文件存档要专人负责。他看完的文件要存档的，我就负责一件件登记，登记完了以后，我就再用三轮车送到中央办公厅，交给中央办公厅存档，所以那时候就数他的文件最全。当时中央存档的文件，都以我整理送去的为准。这项工作实际上挺复杂的。我专门找了一间屋子，把所有的文件都摆开、整理成册，半个月或一个月一次，用车送到机要办公室。
“那个时候，有好多人划清界限，我是了解他的，我和他相依为命。”
卓琳深爱自己的丈夫，即便在“**********”那个黑白颠倒，无数家庭成员互相揭发的疯狂年代，她依然坚定地和丈夫在一起，相依为命，不离不弃。不但自己这样，她还给孩子们讲父亲的历史，讲他工作中的事情，分析斗争形势。从她的讲述中，儿女们知道了蒙受不白之冤的父亲是清白的，无罪的。他们和母亲一样，爱自己的父亲，心甘情愿地与他共渡危难。
那个时候，有好多人划清界限，老祖（******的继母夏伯根——编者）就跟我讲了：“卓琳啊，你可要清醒哦！你们夫妻这么多年，你应该是了解他的，你可别犯糊涂哦！”我就告诉她：“我是了解他的，奶奶你放心吧！不会的。”
“**********”开始时，我和******在中南海。有一天，有人来说孩子们不准回家了，所以只有我和他相依为命了。有一次，我看他在抽烟，就拿起他剩下的烟来抽。他说：“你怎么也抽起烟来了？你的烟瘾好像比我还大，看你以后怎么戒呀！”我说：“我抽烟是因为想孩子，只要孩子们一回来，我一定能戒。”
有一天，有人让我和老爷子、老祖收拾东西坐飞机走。我们收拾了几箱常看的书。我们坐在汽车里绕了好几圈，汽车的窗帘都是放下来的，最后我们到了飞机场，把我们送到了江西新建县。我们住进了当地人叫“将军楼”的地方，是一幢二层小楼。
在江西，我们住的那个“将军楼”前头有一块空地，原来也有人种过，后来我们就开了一块地。我那个时候有高血压，不能多动。他挖地，我就拿个小板凳坐那里捡石头。捡完石头以后，弄成一块地的样子，我们就跟老百姓要些种子，种些茄子啊、辣椒啊，这些容易种的东西。浇水呢，他去浇。当时我们住在二楼。上楼时，我上不动，我都要说，喂，老爷子，拉着我，我上不动了。他就拉着我。我一手扶着栏杆，一手让他拉着我上楼。
我们在新建县的时候，每天去工厂上班。早上8点走，半小时到拖拉机修造厂。我拆线圈，拿汽油洗那个油腻。老爷子当钳工，一干就是半天。老爷子在法国留学时，实际上是做苦工。他做苦工，拉红铁，就是把铁用高温加热，原来很粗的铁，烧红了，拉出来，用人工把它弄得细一点，一遍一遍最后弄成铁丝。他说当时的工作环境很热，温度高得他都没办法，他工作的时候把衣服都脱光了。我拆线圈还可以坐着，和师傅们聊天，老爷子只能站着。有一天，我看到老爷子干得脸都发白了，我让他坐坐，他也不坐。我说他：“你怎么也不偷点懒呀？”他说：“我一坐下就起不来了。”
去江西前，我已经知道胖子（******）的事儿了。他是北大学生，****也是北大的学生。“**********”的时候，人家把他关在楼上，要他揭发他父亲，他说：“我哪能揭发我父亲啊，我不知道他干什么错事了。”他不说，人家就打他。朴方受不了了，就从窗口跳下来，骨折了。有一天，****跑回来和我说：“妈呀，哥哥从楼上摔下来了，可能瘫痪了。”我哭了三天。当时胖子住在北大校医院，我们去新建县之前，去学校看他，还没有到病房我就在休息室哭了半天，跟我去的人说：“你这样让孩子看到不好。”我想我们要到江西去，我就控制住自己，冷静下来，到病房去看胖子。当时胖子和另外两个人住在一个病房。我当着他的面没有哭。我们就到江西去了。
后来孩子的小姑姑给我们写了信，说胖子已经被送到福利院去了，十几个人住一个大病房，想翻身也没有人管，吃东西也没法自己吃。我们很着急。老爷子就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说既然医院已经不能治疗，送到福利院去了，那么我们希望把他接到身边来。毛主席同意了。后来孩子的小姑姑坐火车把胖子送到新建县我们住的地方。
接到江西以后，我们让工厂里给他做了个架子，因为他躺在床上起不来，他要有一个架子。架子上有两个环，他拉着那个就可以坐起来，放开了又躺下去。那时候他来了以后，当然就增加我们的负担了。给他洗澡怎么洗啊，老祖烧水，我端水，老爷子拿毛巾给他擦。第一遍擦凉水，第二遍擦肥皂，第三遍擦干净。都是老爷子干，我呢，就是管给他送水，送毛巾。
那时我和老爷子、老祖在一起。老祖在的时候，老爷子烧火，老祖炒菜、蒸饭。孩子的小姑姑要生孩子，没有人照顾。我说：“老祖你走吧！你去照顾小姑姑吧，要不然请人还得花钱，我们也请不起。”那时我们三个人一个月只有200块钱，老爷子说要有计划地花钱，每个月节省出20块钱，孩子们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出路费。老祖说：“你们怎么办？”我说：“我们自己来。”后来，老祖走了以后，老爷子就来当主角了。买来的肉，他切，不让我切。我烧火，他炒菜。
后来我们知道****死了。******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示拥护毛主席对****的处理。
我们从江西回来，找个住的地方，原来的地方已经不行了，就给我们找一个院子。地震的时候，房子都晃，我们的房子有一个角都掉了，都不敢住屋子里。后来大家想了个办法，我们院子里有两行架子，架子上种了些植物，后来就在这个架子上头盖一个塑料的棚子，然后我们就摆两张床，中间一个过道，大家晚上住在这。我们晚上聊天，大家在那叽叽喳喳的，吵得一塌糊涂。老爷子就找本书看，我们做了一个电灯，让他可以看书。就那样，他说挺有意思的，也很舒服，空气新鲜，后来地震过去了，我们才搬回去。
“**********”的时候，大家想，怎么叫他呢？我说算了，就叫“老爷子”好了。大家都说叫“老爷子”，后来孙子也叫他“老爷子”，都叫他“老爷子”，像吴院长啊、警卫员、秘书都叫他“老爷子”。
“老爷子去世，我们全家人都很悲哀，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
1997年2月19日，******逝世。当举国哀痛，当人们思考着该以何种方式向老人家表达最深切的思念之情时，卓琳向家人、向子女们提出了一个要求：一切要以中央的决定为准，你们不能提出高于中央标准的要求。卓琳对远道而来的亲属们说：“我知道你们是怀念******同志，既然这样，我想要求你们，一定要像******那样，时时事事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老老实实为人民做事情，这是对******最好的怀念。我希望你们每一个，念书的好好念书，工作的好好工作，做一个好党员、好公民。”******晚年，一直珍藏着两个心愿：他想活到1997年，到香港自己的土地走一走，看一看；他想活到2000年，亲眼看一看中国人民的小康生活。与******相伴一生的卓琳替他实现了这两个心愿。
老爷子去世，我们全家人都很悲哀，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我们全家人都团结在一块，子子辈辈都团结在一起。我们买了鲜花，就在院子里洒，边撒边说：“老爷子，给你撒花了，你听见了没有？”到老爷子生日那天，我们全家就聚在一起吃饭，一大桌，一大长桌，也有客人来参加，还像他活着一样纪念他。
我喜欢听京剧，因为小时候我父亲有一台留声机，各个流派唱腔的唱片都有，所以从那会儿开始我喜欢上了京剧。老爷子喜欢听严派的唱腔，我常和他一起听，我就更喜欢京剧了。老爷子不在了，他留下的严派唱片我继续听，自己也录了一部分别的。我老年的娱乐就是在家听京剧录音带。
老爷子活着时曾经说，香港回归时我要到香港去看一看，站一站，哪怕站一分钟也可以，总能看到自己收回的土地。他2月份就去世了，7月份香港才回归，他就没去成。后来中央问我，我说老爷子有这个愿望，想要到自己收回的土地上去站一站，望一眼。我就向江****同志提出代老爷子去香港看一看的请求。江****同志批准了，去香港时把我带去了。我完成了老爷子的遗愿。后来澳门回归我也出席了。
2009年7月29日，和丈夫一样，历经93载的风雨人生，圆满地完成了时代、国家、人民和家庭赋予她的使命的卓琳走了，走得平静、安详。和丈夫一样，她也选择不留骨灰，撒向大海。女儿说：“爸爸、妈妈走后，我们对死亡有了新的理解。妈妈是去天国见爸爸了。有了妈妈陪伴，在天国，爸爸就不孤独、不寂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