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这人还可以。他有知识，是知识分子。”
******与卓琳相遇相识在延安，那是1939年的秋天。******当时是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的女学生。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缺乏了解。******两次托人说媒，都被卓琳拒绝了，因为她不想嫁给工农干部。卓琳的拒绝，并没有令******灰心，他决定当面和卓琳谈一谈。卓琳，这位曾经发誓抗战不胜利就不结婚，发誓不嫁工农老干部的女大学生，终于嫁给了比她大12岁的******。她说，是******的真诚感动了她。
1939年秋，******来延安开会。他那时是一二九师政委，在太行山工作，还没有结婚，邓发想让他在延安找个合适的，就把他带到学习班来了。一次我去曾希圣家，曾希圣说有人想和我结婚，问我愿不愿意。我表示不愿意，因为当时我还年轻，还想再工作几年。还有就是我怕跟一个工农干部结婚，不是看不起他们，是他们没知识，你跟他说话说不到一块。有一个笑话，说一个工农干部跟一个知识分子结婚，两个人晚上沿着延河看月亮，那个女的说，你看这个月亮多漂亮啊，他的丈夫就说，有什么漂亮的，看不出来，在延安就传为笑话了。我结婚可不能找这样的工农干部，我要找就找知识分子。
所以，曾希圣跟我谈了两次我都不愿意。后来******说，我找你谈谈可不可以？我说，可以。于是我们一起到曾希圣家。******说：“我这个人年纪大了，在前方作战很辛苦，我想和你结婚，可是曾希圣和你谈了，你不同意。我这个人不大会说话，希望你考虑一下这个事情。我年纪比你大几岁这是我的缺点，我希望在其他方面可以弥补。”
他找我谈了两次：第一次谈谈他的情况；第二次谈谈他的希望。我听听，觉得这人还可以。他有知识，是知识分子。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我那时已经23岁了。我以前就认识******，现在他亲自来找我了，说话又那么诚恳，我就同意了。但有个条件是，结婚后马上离开延安，因为我害怕其他人笑话我也嫁了个“土包子”，******也同意了。后来在杨家岭毛主席窑洞门前，他们把两张桌子拼起来说：“今天我们会餐啊！大家都来会餐吧！”也没有说要结婚。当时李富春对我说：“你也认识******，大家会会餐，现在给你们腾出个窑洞，吃完饭后你们一块儿回去就算结婚了。”当时有两对夫妻，还有一对是孔原和许明。因为当时我有些勉强，没有什么准备，邓发就把他们住的窑洞腾出来给我们，我们就在他们的窑洞里结婚了。
“我是共产党员，你砍我的头我都得跟着你去。”
结婚后，卓琳跟随******回到了太行山。卓琳留在八路军总部担任妇女训练班的队长。******则赶回了位于辽县桐峪村的一二九师师部。一年以后，在卓琳的要求下，组织上把她调到了一二九师师部。从此，她就和******生活、战斗在一起了。从这时起，她才真正开始了解自己的丈夫。
卓琳活泼、开朗，爱说爱笑，而******则沉默少语。妻子渐渐地适应了丈夫的性格，渐渐地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她跟随******转战沙场，出生入死，从一个任性娇惯的富家小姐，成长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一个贤妻良母，学会了开荒种地、纺线、织毛衣。战场上的闲暇时刻，指挥千军万马的******也会亲自烧上一锅水，为妻子洗洗头发，或是约上另一对夫妻，一同打打牌。
结婚以后，他要回前方去了，他就带着我一块儿去。我们那时候还不熟悉。到了前方以后，他在师部，我在后方，就是八路军总部。朱德是总司令，彭德怀是副总司令。当时总部有个妇女部，我就在妇女部工作。他来开会，就见个面；他不开会，我们就见不着面。后来我就说：“我们这样也不行呀，你是不是给我写个信啊？”他说：“我写什么啊？”我说：“你就写写你怎么生活，你有什么感想……”他说：“好，我叫秘书给我写一个，印几十份，一个月给你发一份。”我一听，就说：“算了，算了，你别这样搞了，我也不要你写信了。”
后来我就跟他说，你的性格是不爱说话，我的性格是爱说话。可现在我又不能随便跟别人说话。说错了，对你影响不好。所以我只有跟你说了。我把我的想法说出来，你一定要听下去。我说错了，你可以批评，我来改。他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脾气，你愿意说话你就随便说，我有意见我就提，没有意见就这么算了。”我想，这个老干部，你要老让他说话也不行，他也说不了什么。算了，慢慢相处吧。就这样慢慢互相之间就了解了，了解了就……以后，我们就是这样，我有什么话就对他说。
他们在前方打仗，我们家属在后方。他们打完仗休整的时候，再把我们接去。后来进军西南的时候，他下命令，进军西南，不准任何人带家属，连我们也一样。我不干了。我说：“你不带家属我不干，你们老是把我们‘丢’了不管，这次我一定要跟着你去。我是共产党员，你砍我的头我都得跟着你去。”他没办法，只好允许带着家属。但是去的方式是，他们在前面，由侦察兵看好路了，我们带着孩子随后跟上。那些日子是很苦的，男孩子尿尿，汽车走着，就那么把着。女孩子要尿尿怎么办呢？教堂里有一种水罐，就拿那个水罐给小孩接尿，接了以后倒在汽车外头。
我们到了上海以后，上海刚解放，大城市跟在农村不一样，有许多复杂的工作需要处理。******那一个月的时间，要和人谈话，充分了解上海的情况，还要开会，研究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进行工作，所以他很累，累得饭也吃不下，老吐。我那时候刚好怀着小孩，我们两个人在上海找了房子，摆了两张床，他住一边我住一边，我吃什么饭他就跟着我吃，但他吃不进去，累。
张锡瑗是******原来的夫人，他对她感情是很深的可是她走得早，他把她埋在上海的一个公墓里头。解放上海以后，他要去看看张锡瑗的墓。因为上海经历了很长的动荡时期，很乱，很多死人埋在那，去找那个墓已经很困难了，后来找了一位了解情况的老同志，去帮忙打听，终于找到了。我同他一起到张锡瑗墓前，去送点花，给她上供品。
“我的任务就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管好，不让小平操心，让他专心致志地干好工作。”
在******家中，卓琳是这个大家庭的核心，她营造了非常和谐、欢乐、民主、向上的家庭气氛。每天的晚餐时分，四代同堂的全家人必定要聚在一起。饭桌上，不分长幼，谁都可以说话。工作繁忙的******能够保持充沛的精力和体力，和卓琳营造的这种家庭气氛不无关系。在这个家中，最重要的无疑还是******。卓琳对孩子们说：“爸爸要干什么，就是家里最大的道理。”在生活上，卓琳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顾。******一年四季穿什么衣服，盖什么被子，每天晚上吃几粒安眠药，都是她来安排。卓琳关心******，******也十分爱护卓琳。卓琳患了重感冒，******全然不顾警卫人员的劝阻和被传染的危险，在卓琳的房间，询问病情，嘱咐她多喝水，按时吃药。夫妻情深可见一斑。
重庆解放后，干部都要下乡工作，孩子们怎么办呢？后来想了个办法，在城里成立人民小学，由我当校长。当时学校分高、中、低年级，吃、喝、住、穿全由我们来负责。当时有些孩子很调皮，我想我得治治他们，并决定先从我自己的孩子治起。******睡午觉时，看见我在就假装睡觉，我一走就手舞足蹈。我为了治他，中午睡觉时就躺在他的床上，把他的胳膊腿全摁住，用毛巾把他的脸蒙起来，对他说：“你不好好睡觉我就不走。”******没办法只好睡觉。其他孩子看到我这样治******，睡午觉时也都不调皮了，秩序就这样维持下来。
到北京后，******顾不上管孩子，我想我一定要把孩子们培养成有知识、有文化、有专业的人才。孩子们当时在八一小学住校，每个星期六晚上才回家来住。我就常把他们集中起来，把我从报纸、杂志上看到的一些知识讲给他们听。有时还准备个课题，比如什么是核裂变呀，和他们一起讨论，增加他们的知识。每个孩子都根据他们的兴趣培养一门专业。我的任务就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管好，不让小平操心，让他专心致志地干好工作。
三年困难时期，供应的油和肉比较少。当时对他们这些高级干部还有一些照顾，多供应一点油和肉。当时我们家人口很多，除了我的五个儿女外，还有一些亲戚朋友的孩子也住在我们家，吃饭的时候总要有十几口人。多供应的那点油和肉要是大家一起吃，肯定不够。可他还要工作呢！他当时是总书记，工作非常忙。为了保证他的身体，保证他的工作，我就说让他单独吃小灶。他不同意，说不行。我说这样吧，派一个人陪你吃行吗？他同意了。可没过多久，他就不干了。他说，我还是要和大家一起吃饭。没办法，我只好同意，每顿饭就让厨师单独给他炒一个菜，别的菜都和大家吃一样的。结果就这一个菜，到了饭桌上以后，他就到处分。给这个一点，给那个一点。到了最后，他实际上一口也没吃，全分给了别人。没办法，最后就大家全吃一样的了。
“他对我有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