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结婚他也不干预。他跟母亲说他信任我们，我们选择了什么人就是什么人，所以他从来不干预我们的婚姻问题。但是他对我们生孩子有限制。我父亲那时候觉得中国应该控制人口，就说：现在全世界中国人口最多，所以你们一个人最好只生一个孩子。如果你们生一个孩子，我替你们养着。如果你们要生两个，第二个我就不管了。
“真的不觉得我父亲有任何问题。”
1966年，由******错误发动的“**********”爆发，一场巨大的“左”的政治风暴席卷了整个中国。******作为“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这也给********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
父亲受批判了以后，上面就要求我们家的孩子写大字报批判父亲。但是我们谁都不愿意说父亲不好。所以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就骑着车到处去看大字报，去******、******、组织部，看那里贴的大字报，最后大街上的也看了，看见大字报上有什么批判父亲的东西，就把它抄下来。但是说句老实话，我们看了那么多大字报，最后回家了大家议论，真的不觉得父亲有任何问题。因为所有大字报，第一揭发出来的事情很少，第二即便揭发出来的那些事，我们都不认为是有问题的。一个是黑猫白猫的问题，还有一个逃兵的问题，后来这些问题都说清楚了。逃兵的问题在延安就已经说清楚了，“******”又把它翻出来，我们基本上不相信。另外一说黑猫白猫，那我们也觉得，逮着耗子当然就是好猫了。
邓林：我们通过“**********”其实对父亲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因为环境逼着我们去了解他，认识他。我们原来什么都不懂，现在逼着我们去想，去懂。当然，大字报还是得写，最后我们就东抄一点，西抄一点，把别人大字报的东西抄点，拼凑了一个大字报，然后我们一块给贴了出去。
我们通过这件事，更坚定了我们相信父亲没有问题的信念。我们对父亲的这种认识，不能说完全没有一点政治的判断。不仅仅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才会这样信任他，还因为这是我们很努力地去进行了调查研究以后得出来的结论，我们都进行了思考，所以我们认为父亲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只看见他的身影在里面，他远远地看着我们”
1967年9月，邓家的公务员老吴偷偷告诉软禁中的卓琳，刘少奇家的孩子已经被赶出了中南海，让邓家的孩子们做好心理准备。
邓榕：当时刘家的孩子就每人一辆自行车，一个包袱，装着随身的衣服，就被送到各自的学校去了。我和我姐姐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就做了要被赶出去的思想准备。果然不久中办的造反派们来通知我们，说你父亲是第二号走资派，现在要把你们赶出中南海，而且立刻要走，限你们两天之内搬出去。
当时只有我和毛毛在家，我们就跟母亲商量，不能像刘家的孩子一样被赶走，必须跟他们进行斗争。于是，我们姐妹两个就跟他们吵，说我们不能就这么走，我们还有奶奶，奶奶这么大年纪了，必须跟我们在一起，你们必须给我们找一个地方住，否则我们绝不走。我们坚决斗争的结果就是最后在宣武区方壶斋给我们找了两间房子。
这时候我们就开始收拾东西准备走了。我母亲也知道我们要走了，非常伤心。因为这一走就是天各一方，什么时候能再见，大家将面临什么样的境遇，谁都不知道。所以我母亲也开始收东西，她怕我们在离开他们以后，在外面生活可能会非常艰难。所以她就尽量把她的东西，衣服、闹钟、手绢、头巾，她能给我们的生活用品就都收起来。收完了以后不让看管的造反派知道，我们就悄悄在四合院的房子角上，走廊里悄悄交接，也不敢说话，因为怕有人在外面偷听。我母亲把门打开把东西给我们，我拿了东西以后赶紧就走。到了最后一天，我们真的是要离开了，母亲给我们东西的时候就掉了眼泪。因为父亲受到了更加严格的管理，所以他不能出来。我们只看见他的身影在里面，他远远地看着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够进去，他也不能够出来。母亲给我们东西的时候，我们忍不住拥抱了母亲，紧紧地抱着，不愿意松手。但是那个情况不允许我们久留，因为造反派的车子在外面，催着我们把东西搬上去，赶紧把我们撵出中南海。
邓榕：那时候大概是1967年的10月份，我们就离开了父母亲。从此就是三年，完全天各一方。我哥哥在社会救济院，我大姐在宣化农场，我二姐****下放农村劳动，我和我弟弟插队。这三年中父亲母亲完全不知道孩子们的消息，我们也完全不知道父母的情况。
那时候一时间父母子女之间基本没有来往了，但是因为我们非常关心父亲母亲，他们也很关心我们，想知道我们在外面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所以我们想尽办法跟他们建立起联系。联系的名义就是要钱，因为那时候我们都还没有工作，没有生活来源，上面就同意父母每个月给我们一笔生活费。于是每个月，我们都会去中南海要钱，父亲母亲担心我们在外面生活很艰苦，就想尽办法多给我们点钱。一会说这个孩子缺棉袄，要多给20块钱，一会说那个孩子要置被子，多给20块钱。有时候我们还能看见夹在钱里我母亲手写的单子和纸条。这两年父母亲和我们就是通过这种唯一而间接的方式保持着仅有的一点联系。
“抄家就变成了我们的一个心病”
“**********”爆发之时****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由于父母被软禁，大姐邓林大部分时间都被关押在学校里，****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家庭的任务。
邓榕：****在学校虽然也受到批判，但是造反派允许她周末回家。她数学好，又会算计，所以我们在方壶斋的家就由她全权管钱管家。可以说，在那两年里，对家里和弟妹操心最多的就数她了。
我们跟父母分开被赶出中南海以后，就住在方壶斋的一个日伪时期的小楼里。抄家是经常的，一会儿来一些造反派，来了以后就把家里整个抄一遍，翻得乱七八糟。
邓榕：我记得有一次来抄家，我弟弟看他们翻得那么乱，把所有东西都砸了，就非常生气，上去跟他们讲道理。我就拼命拉住我弟弟不让他去，我跟他说你千万别跟造反派讲道理，你再这么冲动他们会把你打死的。当时在“**********”中人命如草，打死一个人是经常的事。
那时候抄家就变成了我们的一个心病，甚至叫魔障，风声鹤唳。当时我们没有什么生活来源，一个月大概只有20块钱的生活费，就靠这一点钱维持我们一家人的生计。那时候我管账，我就想着将来弟弟妹妹要插队，得攒一点钱留下来。平时香蕉3毛2分钱1斤，偶尔可以碰到1毛2分钱1斤的处理品，有点烂也没关系，我就赶紧买点给弟弟妹妹们解解馋。
邓榕：我奶奶觉得我弟弟才十几岁，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就想要让他吃饱，吃好一点，想买点肉。但****就想省钱。有一次她们俩就为了是买点肉还是多省点钱的问题争起来了，结果两个人都非常伤心地哭了。正好我大姐从学校出来探家，我在走廊里碰到她了，就赶紧把她拉在一边，跟她悄悄地说：“吵架了。”结果她一听吓了一跳，因为她听成“抄家”了。可见当时环境的险恶，随时随地会有人来抄家。
“使他能够在比较压抑的情况下高兴一点，这是我当时生孩子最大的动力”
1969年******和妻子卓琳、继母夏伯根被转移至江西。江西三年多的蛰居生活清贫而辛苦，但最令******高兴的是，在江西邓家迎来了第一个第三代。
我结婚以后，一开始不想要孩子。因为我觉得年轻人太早要孩子，有了拖累，会影响学习和工作。但后来，看着我父母实在太孤单了，就决定还是要个孩子。因为他们那时候受批判，心情很压抑，我父亲从来都特别喜欢小孩，我们家从来没有断过孩子，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如果他身边有个孩子，可能会减轻他的思想压力，使他能够在比较压抑的情况下高兴一点，这是我当时生孩子最大的动力。
一开始我在汉中，最后快生的时候才到了江西。应该说为这个孩子，我父母花了很多的心血，我父亲每天就逼着我，跟他一块散步，说是为了我好生。我母亲高兴得给我养鸡，一共养了14只鸡，说是为了我坐月子的时候可以喝鸡汤、吃鸡肉。
1972年11月的时候我生下眠眠，当时我父亲正好去井冈山了。他从井冈山回来直奔医院，结果扑了个空，因为我生完孩子已经回到家了。他一看没有又赶快回家，非常急切地想看到这个孩子。眠眠生下来以后，确实给他们增加了很多的欢乐。白天，父亲在房间里看东西的时候，把两个沙发一拼，铺上个小褥子，小孩就放在他身边。一等到孩子尿了，我父亲总是说赶快赶快，主动接水给她洗。那时候没有纸尿布，南昌的冬天非常冷，又非常潮湿，尿片洗完以后干不了。我哥哥就做了一个铁丝的罩子，放到碳盆上，我父亲每天就负责用炭火烤尿片。
“他跟毛主席说：‘主席你是把我放在刀尖子上’”
1973年4月12日，******出现在为欢迎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及夫人的宴会上，这是******被打倒后的首次在公开场合露面，一家西方媒体形象地将******称为“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
到1974年他再出来工作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第三次被打倒的准备了。因为当时他跟毛主席说：“主席你是把我放在刀尖子上。”意思就是说放在刀尖上，随时都可能被刀扎到。同时，他就跟周总理说：我不会像你一样忍辱负重。就是说他要做的话，一定要跟“******”直接去碰撞。
那时候在电视里看见他去联合国、去会见外宾，都是神采奕奕，红光满面，非常精神的。但是他回到家里以后，有的时候就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双眉紧锁，闭着眼睛在那想问题。那时候我看到他，心里非常难受，因为我觉得他跟“******”斗争实在是太难了。那时候的斗争的确挺残酷的。但是尽管他心情很沉重，但他没有垂头丧气，或者是表现得焦虑、急躁。他遇到事情绝对不会惊慌失措，不管遇到好事还是不好的事情，他都会很镇静。我感觉他是在想问题，他是在思考。
“我工作里面的一些思路主要是得益于他。”
“**********”结束后，******一家人的生活也逐步回归正轨。****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从此开始从事科技领域的工作。
我是从事科学技术方面工作的，我搞科学技术得益于他对科技的关心，他的科学教育思想。我工作里面的一些思路主要是得益于他。他对科学技术事业一直是非常支持、非常重视的。他被打倒后刚出来工作的时候，一开始他就自己主动提出抓科技和教育，此时他就已经看到中国要发展，就要靠科学，就要靠科技和教育。
中国工程院院士******：“**********”结束以前，我一直在高等学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教师。1978年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讲了一段话，使我们所有中国的科技工作者都热血沸腾。他讲到现代科学技术正经历一场伟大的革命，讲到科学技术对生产的作用，同时还提出，知识分子、科技工作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当时大家都感觉到科学技术的春天来了。
后来他出国去看了以后，他看到了科技在国家发展中起到的作用，这个别人未必能看到，但是他就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认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我觉得这跟他的人生经历和他对事物的敏锐感觉有很大的关系。
****中央对外联络部原部长李淑铮：我记得1988年小平同志会见捷克总统胡萨克时，他是这样说，我今天的任务就是请你吃饭。所以会见也就半小时左右。他是在跟胡萨克一起吃饭的时候谈到这个问题的。小平同志说：马克思曾经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说这个话说得很对，但是依我看这还不够，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他对科学家是很尊重的，很多科学家后来复出都跟他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黄昆。黄昆那时候在北京大学，但北大不用他，他就说既然北大不用黄昆，就把他调到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当所长，所以黄昆在他的关心下调到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当所长。陈景润的事情大家都知道，还有黄汲清是地质学的老科学家，我父亲对他也非常关心。此外，海外到中国来的一些比较著名的科学家，他基本上都见了。我父亲很多对科学技术的认识也是在跟他们交往的过程中了解、推动的。
陈景润夫人由昆：1975年的时候，我先生就是一个极普通的知识分子，但是他在数论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对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应该说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进展的。但是就是先生废寝忘食强忍病痛换来的这些科研成果，不但不被认可，反被说成是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受到了非议。当时小平同志知道这些情况以后，非常气愤地说什么“白专典型”，总比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强。后来，小平同志知道我们结婚以后三年多还两地分居，而且当时住房也比较困难，先生身体一直很不好，科研任务也很重，身边没有助手，小平同志知道这些情况以后，就立即指示有关部门解决，而且亲笔批示：能否为其配一秘书以分其劳。他一批示，很快就把我和孩子调入北京，还为我们解决了住房问题，为先生配了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