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很尊重李政道先生的。李政道到中国来的时候，他不止一次见过他。电子对撞机当时就是李政道提出来的，他也很尊重这个观点。但是我觉得他之所以支持搞对撞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当时讲的，中国的高科技一定要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他觉得中国在科学技术上一定要向前发展，而且要能够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要在世界高科技领域有一席之地。当时搞对撞机的时候，中央、******，大家的意见并不一致，有很多人并不赞成搞对撞机，觉得跟生产实践联系的太少，但是他坚持要搞，他最根本的思想就是我国在高科技领域一定要有一席之地。
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是******极为牵挂的高科技项目，从立项、奠基到技术、资金各个环节他都亲自过问。
1981年12月22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李昌、副院长钱三强向中央提出请求批准在北京建设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的报告。******批示：“他们所提方案比较切实可行，我赞成加以批准，不再犹豫。”
1981年12月25日，******会见并宴请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会见李政道前，就建设正负电子对撞机问题，对陪同会见的万里、姚依林说：要坚持，下决心，不要再犹豫了。工程进度按五年为期限，经费要放宽一些。这个益处是很大的。
1983年12月，中央决定将对撞机工程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并成立了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
1984年10月7日，******出席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奠基典礼，在电子对撞机工地为基石培上第一锹土。基石上镌刻着******书写的铭文：“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奠基”。
“他的生死观非常豁达”
1997年2月19日，******因病抢救无效，与世长辞。3月2日，******夫人卓琳和五个儿女在胡****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陪同下，将******的骨灰撒入大海，完成了******生前“捐献角膜，解剖遗体，不留骨灰，撒入大海”的嘱托。
我父亲是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他非常豁达。我们家也都是唯物主义者，所以经常谈到生死的问题。我父亲也不忌讳谈他将来去世的问题，他从来就是胸怀坦荡的跟我们讲，说将来我要死了，你们不要给我建墓碑，也不要保留我的骨灰，就拿到厕所里冲了。
邓榕：我父亲经常说，早年他们跟周伯伯这些人都有约定，将来死了以后，不留骨灰，全部都要撒掉。后来周伯伯的骨灰撒掉了，我父亲的骨灰也撒掉了。他喜欢大自然，热爱大自然，他认为他是属于大自然的。我们也觉得应该让他回归大自然，正好这样可以让父亲无时无刻不在，他永远都跟我们在一起，在天地万物之间。我父亲也说过，他说遗体全部捐献给医学研究，还要有点用。
我父亲一辈子生活很简单，没有什么钱，两袖清风。他退休以后就说，我没什么钱，我也不会把我这点钱留给子女。我的遗体我就捐了，我还有点稿费，有多少你们给看一看。后来问了一下人民出版社，大概有80多万。我父亲就说，虽然钱不多，但是我得捐出去。有一天，他很郑重其事地把大家都给叫来开会，他说你们都在这，咱们来研究研究，这点钱能干什么，捐到什么地方去。我们就七嘴八舌，商量了半天，最后父亲自己说，还是捐给科技和教育事业。后来他过世以后，母亲带着我们五个子女，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就说父亲过世以后，把他的遗体全部捐献了，火化了以后骨灰也撒向大海。他一辈子生活简朴，就是有一笔稿费。他生前有遗愿，把稿费捐给科技和教育事业。具体怎样捐，做什么，由中央来考虑。当时中央很重视，胡****同志亲自过问，他来看我母亲，当面跟我母亲商量这个事情。最后就由团中央发起，创立了一个青少年科技创新奖励基金。我父亲的80多万，人民出版社补成100万，就算种子捐款，创立了这样一个基金。这个基金建立以后，受到了社会的大力支持。现在一直都在进行，也很成功。每一年奖励100个学生，从小学生一直到大学生、研究生。每年我们去参加基金的发奖都很感慨。我觉得看着这么多孩子受益于这个基金，得到基金的支持，尽管是微薄之力，但是我父亲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非常欣慰。
“从来不让子女或者夫人参与政事”
虽然******十分喜爱家庭，但作为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从来不允许自己的家人随便议论自己的工作。
父亲是一个非常开放、非常民主，但同时又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在家里，他原则性很强，从来不让子女或者夫人参与政事，他自己也从来不谈，所以他工作上做些什么，我们也不清楚。在我们家里，大家什么话都敢讲，没有什么限制。我们吃饭的时候叫家庭论坛，外面听到什么事情都可以讲，他只是听，从来不发表意见。有些他听到心里了，有些觉得我们讲得太离谱，就说一句，胡说八道。
******妹妹邓先群：我觉得他最大的特点就是组织观念非常强。他从来不在家人面前谈他的工作问题。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其他人在家里吃饭，说起社会情况的时候，什么都聊，他就专心听。有时候他没听清楚，就让我们重新讲一讲，他喜欢听、喜欢了解。但是他从来不把他对事情的处理，或者对人的看法在我们面前讲。
******妹夫栗前明：老爷子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原则。他要讲的话，他要发表的东西，都是在中央或者是公共场合去讲，在我们中间，从来不讲这些东西。“**********”中间要我们批斗揭发他的时候，我们都说不出来，因为我们确实不清楚。
父亲公私分明，他对我们家里面的议论，他有选择地听。他更信任的是各级负责人的意见。所以他经常会找人来谈话，了解情况。他也经常到外面去视察，直接去看工厂、学校、研究单位的状况，亲自到基层、到农村。他认为那些情况才是最真实的情况，家里人根本影响不了他。
“他走路从来都是昂首阔步的。”
******曾经不止一次对人说过：“我是个军人，我的专业是打仗。”******戎马半生，军人的风骨早已融进了他的性格之中。
虽然他个子小，但是他走路从来都是昂首阔步的。哪怕是被打倒以后，到了江西，他走路也都是昂首阔步。他生活非常规律。我觉得这跟他的军队生活很有关系。他很守纪律，要求很严格，而且非常有条理。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都是按部就班的，几点钟该做什么事情，他一定去做。每天几点钟吃饭，几点钟睡觉，非常有规律。比如他说上午10点钟要出来散步，那么他10点钟一定散步，尤其他到最后年纪大了以后，要在这个院子里走20圈，不管再累，他一定走到20圈才停。所以我们家里吃饭不用叫，为什么？到点你就去，你要是不去的话也没人叫，因为到点他就坐到桌子边，所以大家就都很准时。
邓林：我父亲是特别守时的人，他对时间的观念比较严格，几点钟该干什么，特别清楚。他要求我们也这样跟着他做，我们家中午和晚上吃饭是定点的，一直到现在，中午是12点，晚上是6点半。我父亲从来都是到点就去，一般也不叫，大家自己自觉地到点就来了。有时候父亲出去会带着我们，但是说几点几分走就一定是这个时间，不能拖拉。有一次我妹妹没有及时出来，我父亲就说不等了，就走了。还有早年在西南局，有一次要出去，朴方调皮，拿柚子当足球踢不肯上车。我父亲就说不等他了，走了，就把朴方一个人撂在家里了。
原******护士王海珍：雷厉风行。首长做什么事，假如是事先定好的时间，他提前一分钟、晚一分钟都不会有。有时候我们会叫首长提前走，首长一抬表看没到时间就不走。他就是军人的作风，说几点就是几点。尤其在北戴河，因为首长出去工作人员要布线，结果那边的民警都说首长非常守时，从来没有过因为首长提前到或错后到而警卫不到位的情况，首长的车总是准点通过路口。
我父亲的性格非常坚定，这跟他当过军人也有关系。他非常有毅力，一件事要么他不做，要做就要做好。不管要做什么事情，只要他下了决心就一定要做成。比如恢复高考。教育部阻力那么大，但是他下定了决心就一定要恢复。不达目标，绝不罢休。他在“**********”中能够忍耐，有时候也说些违心的话，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出来工作。而他之所以想出来工作，就是想要让中国的老百姓富裕起来，中华民族强大起来。这是他终生的理想和信念，所以为了实现他的理想他什么都可以忍耐。再比如到了晚年，他已经80多岁了，走路比较费力，但他在院子里散步，说走10圈就要走10圈，一定坚持做完。
****中央办公厅原干部李维信：1976年小平同志第三次被打倒，一个人被监管在东交民巷，我那时候一直在他身边。我见到他除了在院子里散步，在屋里就是看书、看报，其余的时间他就在院子里找点事情做。在这个期间实际上还是软禁，与世隔绝，任何人都不让见。在这期间他得过一次病，大夫们都觉得小平同志的毅力很坚强，当时在住院期间，尿道插了管子，但他提了个瓶子每天还坚持散步，一般人做不到。
1979年爬黄山我印象特别深，那时候他已经75岁了。当时还没有缆车，当地给他准备了滑竿，说你可以爬一段坐一段滑竿。他坚决不坐，坚持自己爬上去。因为登山时间长了以后，膝盖会出汗，步子迈不开，所以他就把裤腿卷上，拄了一根棍子，自己往山上爬。上山用了两天，下山用了一天，完全是靠他自己爬上去的。尤其是下山更艰苦，两天爬上去的，但要一天下来。可能对于年轻人没有关系，但对于老年人，下山是很难的事情。结果从黄山下来以后，他的腿整整肿了一个月。可想而知他得靠多大的毅力爬上山去的。
原******保健医生郭勤英：他两次住院我都在。一般的人，尤其是老人，对痛苦是很敏感的。但他不是，我从来没有听他说我哪不舒服，或者是给我打点止疼针，给我点药。两个多月病重到病危这段时间，首长也从来不哼一声，也没有病人的病态。
原******护士黄琳：首长从来没有像其他病人那样，难受了呻吟一下，或者重一点儿发脾气甚至抵触不治疗。这些情况在首长身上都没有。有一回我协助外科大夫给首长做静脉穿刺，静脉穿刺其实是比较痛苦的，我在那都有点儿受不了，眼泪默默地就掉下来了。我以为首长没有看到，结果穿刺完了人都走了，首长安慰我说：“没什么可着急的，不要着急。”他自己都那么难受了，还在安慰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说那么发愁干什么，要高兴起来。
“他始终是很积极，很向上的。”
“**********”是******一生中最为艰难的岁月。1984年，在和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谈话时，******袒露了自己时隔多年的心境：“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前几年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度过那个时期，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
我觉得他很想得开，在最困难的时候，你都看不到他消极的，或者好像一下就抬不起头来了的感觉。他始终是很积极，很向上的。比如在江西的时候，本来人家让他去工厂劳动是劳动改造，但是他说我每天去劳动就是锻炼身体。他每天就坐在工作台上，拿锉刀锉零件，人家让他休息他也不休息，他就把劳动当成一种锻炼。到了下午，他就读书，当时我们家里装了几大箱子的书带去了江西，他就看这些书，当作一种学习的机会。那时候他每天还在院子里围着小院散步，种种菜，始终是非常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在“反击****翻案风”的时候，他被软禁了。那时候我母亲的眼睛出了问题住在医院里，只有他一个人。当时打开电视、翻开报纸以后全是批判他和“反击****翻案风”的内容，他也不能看电视、看报纸。所以他每天一个人就拿一副扑克牌在那儿摆牌，这副扑克牌的角全都磨白了。后来当我们看到那副牌的时候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我父亲是一个那么喜爱家庭的人，但他只靠这一副牌一个人度过了两个月的时间。他在第三次被打倒，回到东交民巷的时候，在家里还是处于软禁状态，但是他还是很乐观。他没事的时候就在院子里割草，我们给他搬了个小凳子，他每天就坐在院子里割草。
邓林：我们家里头孩子们打架的时候，我父亲就会说一句话，“总会过去的”。他并不说你对还是你错，但是“总会过去的”。从这句话也延伸出他对很多事情的态度，包括“******”在台上的时候。“**********”他被打倒被软禁被下放到南昌的时候，他这个思想一直有，他不相信中国会永远这样沉沦下去、乱下去，他也不相信“******”永远都成。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他相信正义，相信对的事情一定最后能战胜不对的事情，我觉得这就是他的信念。
1977年9月14日，******在会见以河野洋平为团长的日本新自由俱乐部访华团时说：“我能在被打倒后的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下来，没有什么秘诀，因为我是共产主义者，也是乐观主义者。”
1983年9月13日，******会见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荣誉教授顾毓龄及其夫人，谈到身体情况时说：“许多外国人问我，你上上下下几次，经过很多曲折，为什么身体还那么好？我回答是乐观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