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点都不觉得他很严肃”
******个性沉稳，平时说话不多，不少人都会觉得他性格严肃。但在女儿****看来，******是一个和蔼温情的父亲。
我们觉得父亲是一个很温馨、很有感情的父亲。有时候别人会说：你父亲很严肃，我们都有点怕。我们就很奇怪，因为我们一点都不觉得他很严肃，因为他对孩子们，总是和蔼可亲的。
******妹妹邓先群：大哥他很体贴照顾人的。平常也听不到他跟你说几句贴心的话，但是，他都装在心里头，您能体会到他对你深深的爱，对你的关心。除了大哥大嫂，我是我们家里第一个入党的。那次他就说，小姑姑可是你们当中第一个入党的啊。他心里非常有数。
******妹夫栗前明：1972年6月我有机会到了南昌。到了他们家，天气特别热，我穿的衣服都湿透了。一见面，老爷子好高兴。卓琳大嫂就说，上楼去冲个凉水澡。老爷子就说：北方人哪能冲凉水澡，他不习惯。然后提了两个暖水瓶，就给我往池子里倒水。洗完澡以后大嫂问我：前明，你要吃什么饭？老爷子马上就说：北方人嘛，就是吃饺子嘛，我们包饺子。
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方式是身教重于言传，他从来不会说大道理，从来不对我们提要求，而是用自己的行动来教育我们。他会由着我们自然地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发展。比如我们上大学都是母亲主要负责，包括考什么大学，选什么专业。父亲只是希望我们能够学理工科，学点科学技术的知识，但是他也没有提出特别的要求。我考北大物理系，实际上还是聂荣臻帮我参谋的。因为他那时候分管科学技术，比较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所以我去读北大物理系，并不是我父亲特别要求的。
邓林：我特别感谢我父亲，他从不逼迫我一定要干什么，而是因势利导，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找到一个适合我做的，我也能做的职业。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走错了路，我就会一事无成。
但是我觉得，他的要求是表现在他的喜怒哀乐里。小时候，我们每个学期的学习手册父亲一定要看，尤其要看老师的评语。如果学习成绩好，老师的评语写得好，他就会很高兴地鼓励你几句。我们就是为了这一刻能得到父亲的认可，自觉地努力学习，从来没让父母操过心。再比如说孙子弄了一个小的手工制作，做得很好他就特别高兴，表扬几句，那孩子自然就想做得更好。
“我父母很注意子女的德智体全面发展”
在****的记忆中，小时候除了每个学期末父母要看一下孩子们的成绩册外，平时生活中他们更看重的是孩子们的全面发展。
我父母很注意子女的德智体全面发展，不是仅仅学习好就行，而是要注意培养能力，丰富知识。我父亲平时出去视察，都愿意带着孩子们一起去。一方面他离不开这个家，另一方面，可以让我们多去见见世面，更多地接触社会，接触自然。小时候他经常带我们去工厂参观。那时候刚刚有塑料，他就带我们去了一个塑料厂，感觉挺新鲜的，对这些东西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它的生产流程都感到很新奇。虽然那时候我们年纪不大，对这些生产流程和原理也不是很明白，但毕竟看见过，积累了很多阅历。有时候学校要下乡，要搞四清这些社会活动的时候，我父亲都鼓励我们参加，让我们跟着学校该干什么干什么，多拓宽视野。
他比较喜欢历史，所以也经常让我们看一些历史书籍，接触历史。比如说父亲有时候要出去，就会带着我们，带我们多去见世面。我们跟父亲一块儿出去的时候，他常常会把地图拿出来，让我们找找自己在什么地方，经过了哪几个省，所以我们的地理课都学得特别好。总之，我父亲觉得一个人的知识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不仅要学习学校课本里的知识，还要更多地接触社会，接触自然。除了到期末我父亲会看看我们的成绩册外，平常他是根本不管我们的，他就是给我们提供这么多的机会，让我们自己在其中学习。但是我觉得这种教育方式反而比说教的效果更好一些。
邓林：尤其对我来说，我从事艺术行业，开阔视野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视野的开阔与否和今后看问题的角度的高低，心胸的宽窄都有很大关系。国画讲物我两忘，如果你技巧再好，你的视野不开阔，心胸不开阔，你不可能物我两忘，达到很高的境界。
而我母亲因为上过北大物理系，她对科学知识非常了解，所以她特别重视科技方面的教育。小时候每个星期天我们从学校回来，她总要挑一个题目来给我们讲科学知识。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原子对撞理论，我小时候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因为我母亲给我们上过课。她每个星期都给我们开讲座，讲很多的科学知识。我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经常参加物理小组、数学小组的活动，周末的时候经常去听科技讲座，来讲座的都是一些大科学家，如钱学森、华罗庚、钱三强来给中学生讲最基本的科学知识，我们觉得特别受益。那时候我喜欢做数学竞赛的题，老师就借给我一本书，因为那书当时买不到，所以我母亲利用业余时间，把整本书抄下来给我。可见他们对我们学习科学知识真是非常支持。
从教育方法来说，我父母还很注意一点，孩子们不仅仅要学习好，而且待人接物都要诚恳、宽厚。我父母本身也是很宽厚的人，所以我们从小也受他们的影响。我们的感觉就是父母要求我们做正直的人，要求我们勤奋，要求我们廉洁，要求我们学习要好，这些并不是他说出来的，而是用行动来感染我们的。
我们家的生活、思想，基本上都是我母亲在负责，我父亲介入一下，我父亲那个人他从来不说你应该要怎样。像有很多老同志喜欢给孩子写信教育他们，我父亲没干过这事。
邓林：我父亲这个人平时也不说什么，但我们长大了以后慢慢就明白了，他对我们的性格、特长、适合干什么都特别清楚。但是我父亲从来又不说你们谁应该入党，谁应该入团，谁应该干什么，他不去说教，而是要启发你的自觉性，启发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他的启发也不是用言论去给你上政治课，而是用他的行动，所以我们跟着父亲生活体会到他很多优点。
对于我母亲的教育方法，因为我父亲全方位地相信她，所以他们之间好像也没什么矛盾。我父亲基本上不干涉我母亲的“内政”。但是有时候知道了我们调皮捣蛋了，他就会说要听母亲的话。他不会说你们应当怎么样，他就说“不要闹了”，一句话就把大家都给镇住了，大家都害怕了不敢说话了。
邓林：我父亲非常有权威，绝对不多说话，而且有点小矛盾他基本上是不管的。但他并不是放纵，或者让我们去为非作歹，去做坏事，我父亲他还是希望我们都做好人。我父亲要求我们做好人，要做对国家有贡献的人，这是他一贯的教育。后来，我们都有了孩子，父亲对这些孙子们多次的讲话也反映出我父亲对子女的要求。他说，我们家的孩子，就是没有大出息，也要有中出息，要有小出息，我们应该有所作为。应该为国家、为人民作出贡献。
要说有什么事情我父亲会不高兴，我想可能有两件事，一件事就是安全问题。比如说我们爬山的时候，走到山崖边上，有的时候孙子们靠边一点，他就特别生气，因为他特别害怕这些孩子们在安全上出问题，他就会说你。还有就是我们家开过几次会，他召集我们开会，主要是讲要自律，要求我们家的孩子对自己严格要求，不能出任何问题，尤其是在廉洁的问题上，谁出了问题谁自己负责。那时候外头传言说我们这些孩子在海外有大额存款，我父亲听说以后就特意把我们叫过来开会。这个会很正经，特意把王秘书也召集了过来。他说外面对我们家有这样那样的说法，说你们在国外有存款，到底有没有，一个一个表态，必须表态。因为大家确实都没有，我父亲才放心。他就是很认真地交代你，不能为非作歹，你们不能因为家里条件好，家里有我，你们自己就忘乎所以，就胡作非为。所以我们家的人都比较注意，在外面都比较注意自己的言行，所以你们要求采访我，我总是不接受，也是按照他的做法来的。
“‘原来人家都叫你首长，到北京以后叫你什么呀？’我父亲说：‘叫脚掌’。”
“******”这个名字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如雷贯耳，但很难想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邓家的孩子们居然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干什么的。
我父母，尤其是我父亲，从来不说他做什么工作，或者是当多大的官。我印象非常深的是1952年，父亲从重庆调到中央工作。因为在重庆，西南局的同志都叫他首长，所以在飞机上，我就问父亲：“原来人家都叫你首长，到北京以后叫你什么呀？”我父亲说：“叫脚掌。”当时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北京做什么工作。到了北京以后，我读的是八一小学。八一小学是军队的子弟学校。那时候授军衔之后，别人都炫耀自己的父亲是少将、中将，有人问我，你父亲是什么呀？我就特别自卑，觉得人家的父亲都是将军，我父亲的官最小。直到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有一天我跟同学聊天，同学说你父亲是谁呀，旁边一个同学说她父亲是******，那个同学就非常惊讶：“啊！你父亲是******？”我当时一下子就感觉到，父亲的官好像还不算太小。这说明，在我们家，父母根本不给我们灌输这种思想。
邓榕：我们小时候上学都是坐公共汽车。我上小学是在实验一小，那时候中南海西门门口有一个5路公共汽车，我就坐5路公共汽车上学。上了中学以后，我们就骑自行车上学，从来没有用车接送上学的。哪怕我有一次，腿磕破得很厉害，感染了，家里都没有用车接送我去上学。我母亲就在中南海门口雇了一辆三轮车送我。
这些方面在我们家是很自然的，父亲也没有特别讲你们要艰苦朴素，要跟大家一样，不要搞特殊化，他不讲这些大道理。但是他们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用一种平实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生活和要求我们。
小时候家里一个月就给我们4块钱零花钱，其中包括我们的车费。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每星期从学校往返的话需要用5毛2分钱，所以一个月仅仅用在车费上的钱大概就有两块多，剩下的钱才是我们自己的零花钱。但是我母亲还是提倡我们不要乱花零花钱，可以把剩下的零花钱存到她那里。每个月我们花不完的钱，就交给她，我母亲有一个本子，她就在本子上给我们记上账。我记得那时候我剩下的钱最多，一共剩了148块钱。后来有一天母亲跟我们说，现在家里遇到了困难，姨妈的孩子生病住院需要钱，所以呼吁大家把自己剩下的这些零用钱都捐出来，所以最后这些钱我们都捐献了。
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我们家生活很困难，我们家孩子本来就比较多，我母亲心肠又特别好，我们那些亲戚，比如说姑姑、姨姨的孩子都在我们家，另外还有很多父母老战友的孩子也经常在我们家，比如刘帅的孩子，宋任穷的孩子，也都在我们家由我母亲帮着带。我母亲还经常去帮助别人，所以我们家的财政是比较紧张的。但是我们家有个原则，就是一定要保证这些小孩们成长所需的基本营养，所以我们家的钱都用来吃了。因为没钱，所以我们家人穿的衣服都特别破，“**********”以前我们穿的都是带补丁的衣服。上学的时候，我穿的全都是哥哥姐姐剩下来的衣服。所以那时候在中南海大家都说邓家的孩子穿得最破。我们只有一两件稍微好一点儿的衣服，那是门面衣服，平常上学的时候都舍不得穿。
邓榕：我小时候的裤子都是挽在里头，然后一节一节、一寸一寸往外放。有一次在云南黑龙潭，我父亲和彭真、******一些老同志们一起休假。我弟弟和彭真的小儿子在水潭边玩，结果掉进水里了，水不深，但是有很多苔藓，非常滑。我母亲和尚昆爸爸的夫人李伯钊妈妈就跳到水里去救孩子，结果没想到两个老太太下水以后，也上不来了。最后是我哥哥，还有彭真的儿子傅锐哥哥下去把他们拉上来的。因为哥哥们的衣服都湿了，******家的绍明，就把他的衣服拿给傅锐，自己只穿着衬裤。我哥哥也把外裤脱了只穿着衬裤。结果绍明的衬裤是一条白色的很好的衬裤。我哥哥的衬裤是我父亲穿破了，补了补丁，淘汰下来给我哥哥的。后来我哥哥就“埋怨”我妈妈，说你看别人的裤子都挺好，我这个裤子全都是补丁。当然也是开玩笑，其实我哥哥也不在乎。我们家穿着都非常不讲究，很朴素。
总而言之，我母亲就是宁愿自己少花点儿钱，省吃俭用也要帮助其他有困难的人。对于这件事情我父亲是非常支持的。我父亲从来不管家政，家政都由我母亲负责。我父亲在生活上一点儿要求都没有，从解放之后，他身上就没装过一分钱，也没买过任何东西，一切都由我母亲负责。他对我母亲省吃俭用帮助这些人非常支持，而且他也认为我们应该艰苦朴素，应该和大家一样。
“他跟母亲说他信任我们”
******虽然疼爱孩子们，但是不论是工作、学习还是婚姻问题，他从不干预儿女们自己的选择。
我父亲并不希望子女在政治上有什么作为，这跟他的经历有关。他从来都是鼓励我们学习科学技术，希望我们在学术上能有所成就。当然他对我们的工作还是支持的，比如你升职了他心里也高兴，自己的孩子，能进步还是好的，但是他也不会要求你一定要怎么样。他要求我们子女不干政，所以我们工作上的事情从来不跟他说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