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消灭了剥削阶级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铲除了产生民族压迫的物质基础，民族间的关系基本上变为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在我国，各民族在党的领导下，已经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形成了团结、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但是，民族特点导致民族差异，民族与民族差异的存在产生出不同的民族问题。而且，民族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存在，民族差异的持久性也将使民族问题长期存在。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与时代背景下，民族问题的表现形态和内容不尽相同而已。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仍然存在，并成为其他民族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由于京族的社会经济比较落后，加之历史积怨、生活习俗差异等原因，因此解放后有一段时间汉族、京族之间的关系还是有一定隔阂。当时有汉族民谣“千其千，有女莫嫁安南千；一日三餐不得食，皮黄骨瘦真可怜”。据京族老人回忆，在整个尾村，解放前他所知道的汉族女子嫁给京族的仅有两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大多是京族女子外嫁，汉族女子嫁给京族的非常罕见。据当地人回忆，在六七十年代，如果一个京族男子与汉族女子谈恋爱，走在路上人们都要朝他扔小石子，由此可见这里边的歧视态度。
七十年代后，由于京族经济地位的改善、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民族平等政策的进一步落实等原因，京族人摆脱了自卑心理，汉族对京族的歧视消失，京族、汉族之间才实现了真正的平等。
总的来说，京汉关系的发展的大致脉络是由不平等到平等，由对抗到联合，由失衡到平衡，由差异到趋一。
二、和壮族的往来
在竹山等地，京族人与壮族是杂居的，因为都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因此京族与汉族的关系较为缓和，在法军入侵时也都团结一致同仇敌忾。19世纪七八十年代，刘永福曾率领壮、汉、京等族边民组成的黑旗军开赴越南，与法国殖民者展开殊死搏斗，在战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兄弟情谊。
京族人为了换取粮食，经常肩挑海产品到山区叫卖。然而由于路途遥远，山区的人家又多穷困，京族人以鱼换米的期待时常因为没有稳固的保障而难以兑现，更由于卖鱼的人又多以小孩、妇女为主，出于安全上的考虑，多数人家往往愿意选择自己熟悉的村寨作为以鱼换米的地方。由于交易地点相对较为稳定，一些京族人家为了方便来往，便与山区农村的壮族村民结成“亲戚”，当地人称之为“认亲戚”。这种以“亲戚”为媒介、以以货易货为主要形式的“贸易联盟”使得鱼和米的互换往往也就有了着落，大家都不愁卖也不愁买，心里踏实了许多。
1970年代京族三岛“围海造田”成功以后，京族地区的粮食生产基本实现了自给，由于国家同时还给予京族人的一些民族优待政策，京族人的粮食问题逐渐得到解决，往来山区农村卖鱼的京族人不断减少，“认亲戚”的人家也不如以前。不过，那些曾经认过的“亲戚”，有不少人家直到如今仍有来往。
三、和越族的往来
由于同宗同源，京族与越族的往来从未间断过，往来也较为频繁。1886年，越南人民奋起反抗入侵的法国殖民者，后来遭到法国殖民者的武力镇压，其间有部分越南边民涌向我边境东兴一带，京族人民热情地接纳了他们。中法勘界后，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但不少人有血亲或姻亲关系。双方的村寨一般只相隔几里的水路。节日喜庆丧葬，京族和越族群众互相走访，或祝贺或帮忙。打渔跑到对方村落那边也是常有的事情。京族地区出现私塾后，师资非常不稳定，京族有时也从越族那边聘请塾师。
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战争年代，由于沉重的苛捐杂税、征兵服役及战事连绵，包括京族群众在内的中国边民曾逃到越南避难。新中国成立后，变成了越族边民流向我国。京族群众给予了这些同胞兄弟无私的帮助。在越南人民的抗法和抗美斗争时期，为了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中国于1968年在靠近越南的防城港建设战备港口，作为中越海上运输航线的起运港，向越南转运援越物资，当时这条航线被誉为“海上胡志明小道”。越族边民到我边境避难，我当地政府和群众均慷慨解囊相助，尤其是京族群众，热情地接待了这些难民。就算在中越关系陷入低谷的七八十年代，由于京族与越族之间不少有亲戚关系，因此民间的往来从未中断过。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后，两国的边民交往更加密切，边境贸易十分红火，双方优势互补，增强了友谊，改善了生活。当然，虽然同宗同源，但分属两个国家，京族和越族都走上了各自独立发展道路，用京族人的话说，就如两兄弟，成年后都有了自己的家。现代社会中，京族人在国家问题上首要考虑的是中国公民的责任，而不是民族归属。有学者认为，京族因为历史与发展程度的因素，对越族感到优越，藉用中国公民身分与越族区隔。但京、越文化又高度互通，维持了京族在国家范畴内的独特性。这也许较为贴切地道出了京族与越族交往的微妙关系。
从历史发展看，民族关系的发展表现出两种不同的趋势：一、在私有制和阶级社会条件下，由于剥削阶级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为了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总是挑起民族纠纷，唆使各民族互相残杀，以实行其民族压迫剥削政策，这就造成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不平等、不团结的关系；二、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消灭了剥削阶级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铲除了产生民族压迫的物质基础，民族间的关系基本上变为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在我国，各民族在党的领导下，已经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形成了团结、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总之，现今京族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是和谐的，正如李秋洪教授所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广西的民族关系基调是融洽、和谐的，未发生过严重的民族矛盾和全局性的民族关系紧张事件，各民族相互帮助，共同进步，从而为广西经济与文化的繁荣发展，特别是近几年的高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广西社会科学院近日发布《2010年广西蓝皮书：广西社会发展报告》显示，６７.６％的受调查者最满意广西的“民族关系”。“民族关系”已经连续11年成为广西民众最满意的社会发展指标。这充分展示了广西多民族和谐共生的巨大成就，也从侧面证实了维系广西多民族和谐共生格局的重大现实意义。宽松、平和、友爱、互助的族际环境，将对各民族社会的全面进步与提供更为优裕的发展环境。
第三节文化互动
民族接触、民族交往带来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这主要表现在语言文字、民间文学及文化习俗的互相影响方面。
经过一百多年与当地粤方言的接触，中国的京语与越南语相比，呈现出一些诧异。在语音系统上，由于粤方言词的大量借用，京语增加了几个辅音和元音；在词汇上，近现代的文化词、科技词，用的更多的是粤方言借词。一些新造的词，也都是以粤方言音作为造词材料，这与原先的用汉越音造词大不相同。语法语用上，也是有向粤方言靠拢饿倾向。在语言的使用上，大部分京族人都掌握粤方言，可以说，大部分京族人都是双语人，单纯会京语的人已经不多了。一些京族人已经实现了语言转用，只会说粤方言。在一些村落，如竹山，是京、汉、壮杂居的村组，通用汉、壮两种语言，京族人不会讲京语。京族在不同的场合与不同的交际对象，也分别使用不同的语言。语言、语码的转换非常常见。在一些汉、京杂居的地方，不少汉族人也会讲京语；嫁入京族家庭的汉族媳妇，不到一年也掌握了京语。这是京、汉语言的相互影响在个人语言使用上的微观体现。
由于历史原因，越南有相当长的时间使用汉字，因此汉字是京族一直使用的书面工具。大约在公元9世纪左右，越南出现了记载本民族语言的土俗字——“喃字”。它是采用汉字的构字方法、借汉字的整体或部分来记录京语语言的文字体系。该文字在越南本土产生，京族人民把它带到了京族三岛地区。由于与汉族的接触深度、广度都与越南不一样，因此京族地区的喃字也有一些不同于越南喃字的特点。
语言文字的影响是相互的，当地汉族的语言和土俗字，也有一些受京族语言文字影响的痕迹。但由于汉族是主体民族，因此京语对当地汉语的影响相比而言比较小。
汉族的民间文化对京族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汉族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董永的故事》，在京族地区流传较广，并经过京族民间艺人不断加工和改编，逐渐具有了京族的一些社会文化特点。值得指出的是，京族民间故事《金仲与阿翘》，是京汉文学交流、各种文体不断演化的结晶。它历经中国历史事件→中国史学家的史书记载（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中国作家文学（汉语古文短篇小说→汉语话本短篇小说→汉语话本长篇小说）→越南作家文学（越语六八体叙事长诗）→京族民间长歌与故事（京语演唱、讲述和汉语粤方言讲述）的演变轨迹，是京汉两族文学文化互动的结果。
独弦琴的古老乐曲多来自越南，但在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吸收汉族、壮族的音乐元素，充分体现了京、壮、汉诸民族的文化交流与相互影响。
在文化习俗方面，京族一些节日习俗受到了汉族的影响。如京族原先是在农历新年前祭祖扫墓的，后来一些地方也逐渐和汉族一样于清明节扫墓了。
壮族的“花”崇拜也被京族文化所吸收。如给新生儿“定花根”、给体弱多病的小孩“盘花根”、给上了年纪的老人“添命粮”等，无不是受到了壮族“花”神崇拜的影响。京族实行二次葬、屈肢葬，这些习俗也和壮族是一样的。
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生活的各民族，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交往，从而形成具有多元文化特点的多民族社区。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与互动，营造了一个多元文化氛围。通过文化桥梁达到各民族心理的沟通和理解，使民族团结向深层次发展，对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